提线木偶

    警察站在第二十四号街和一条黑得邪门的胡同的拐角上，高架铁路正好在上面通过。当时是凌晨两点：黎明前的黑暗又浓重，又潮湿，叫人很不舒服。

    一个穿着长大衣，帽子拉得很低，手里提着什么东西的男人轻手轻脚地从黑胡同里匆匆走出来。警察迎上前去，态度和蔼，但带着克尽职守的自信。时间、胡同的恶名、行人的匆忙、携带的重物——这一切很自然地构成了“可疑情况”，要求警察干预查明。

    “可疑者”立即站住，把帽子往后一推，摇曳的街灯照出的面孔镇定自若，鼻子相当长，深色的眼睛毫不躲闪。他没脱手套就把手伸进大衣口袋，摸出一张名片交给警察。警察凑着晃动的灯光看到名片上印的是“医学博士查尔斯·斯宾塞·詹姆斯”。街道和门牌号码在一个殷实正派的地段，不容产生好奇，更不用说怀疑了。警察的眼光朝下扫去，看到医生手里提的东西：一个漂亮的黑皮白银扣饰的医药包；名片得到进一步的证实。

    “请吧，大夫。”警察让开一步，口气和蔼得有些过份。“上面关照要格外小心。最近溜门撬锁、拦路抢劫的案子很多。在这样的夜晚出诊真够呛。不算冷；但是——粘糊糊的。”

    詹姆斯医师彬彬有礼地点点头，说了一两句附和警察对天气评价的话，继续匆匆走去。那晚有三个巡警都认为他的名片和神气的医药包足以证明他是正派人，干的是正派事。假如第二天这些警察中间有谁觉得应当去核实一下名片（只要别去得太早，因为詹姆斯医师没有早睡早起的习惯），他将发现一块漂亮的门牌上确有医师的姓名，摆设精致的诊所里确有衣著整饬的医师本人，邻居们都乐意证明两年来医师奉公守法，照顾家庭，业务兴旺。

    因此，假如这些热心维护治安的人中有谁能看到那个表面清白的医药包里的东西，准会大吃一惊。包一打开，首先呈现在眼前的是一套最新发明的，“保险箱专家”专用的精巧工具，所谓“保险箱专家”，是如今撬保险箱的窃贼自封的称号。那些工具都是专门设计，特别制作的——短而有力的撬棍，一套奇形怪状的钥匙，在冷铸钢上打孔就像耗子啃乳酪一般轻松的高强度的蓝钢钻头和冲头，能像水蛭那样附着在光滑的保险箱门上，像牙医拔牙那么利索地拔出号码锁的夹钳。“医药”包里的小贴袋中有一瓶四英两装的硝化甘油，用剩了一半。工具下面是一堆皱皱巴巴的钞票和几把金币，总数一共是八百三十元。

    詹姆斯医师在他极有限的朋友圈子里被称为“了不起的希腊人”。这个奇特的称呼一半是赞扬他冷静的绅士作风；另一半在帮会黑话里是指头儿和出谋划策的能人，凭他的地址、职业的影响和威望能搞到信息，供哥儿们制订计划，干非法勾当。

    这个精干的小圈子的其他成员是斯基采·摩根、根姆·德克尔和利奥波德·普雷茨菲尔德。德克尔是“保险箱专家”，普雷茨菲尔德是城里的珠宝商，负责处理三人工作小组搞来的钻石和其它首饰。他们都是讲朋友义气的好人，守口如瓶，踏实不渝。

    合伙人认为那晚的收获并不满意，只能勉强补偿他们花费的气力。一家资金雄厚的经营呢绒的老字号的双层侧栓的老式保险箱，在星期六晚上的存款理应起过两千五百元。但是他们只找到这个数目，三人按照惯例，当场就把钱平分掉。他们本来指望有一万或一万二千元。然而商号股东老板之一办事有点儿过于老派。天黑后，他把大部分现金装在一个衬衫盒里带回家去了。

    詹姆斯医师继续沿着杳无行人的第二十四号街走去。经常聚集在这一地区的戏剧界的票友们也早已上床睡觉了。牛毛细雨在铺路的石子间积成小水塘，被弧光灯一照，反射出千百片闪闪发亮的小光点。水汽凝重的寒风从房屋之间的空档里劈头盖脑地一阵阵扑来。

    医师刚走近一座高大的砖砌建筑的拐角，这座与众不同的住宅前门猛地打开了，一个嘴里嘀嘀咕咕、脚下踢踢达达的黑种女人从台阶下到人行道。她说着什么，很可能是在自言自语——她那个种族的人独自遇到危难时总是采取这类求助的办法。她像是南方旧时的奴仆——多嘴多舌，肆无忌惮，忠心耿耿，却又不服管教；她的外貌说明了这一点——肥胖，整洁，系着围裙，扎着头巾。

    詹姆斯医师迎面走去时，这个从沉寂的房屋里突然出现的形象刚走下台阶。她大脑的功能从发音转换到视觉，停止了嘀咕，一对金鱼眼睛死死盯住医师手里的医药包。

    “谢天谢地！”她一见到医药包便脱口嚷道，“你是大夫吗，先生？”

    “是的，我是大夫。”詹姆斯医师停住脚步说。

    “那就请你看在老天的份上去瞧瞧钱德勒先生吧。不知他是犯病还是怎么搞的，像死了似的。艾米小姐派我去找大夫。先生，你不来的话，天知道老辛迪上哪儿才能找到大夫。假如老主人知道这里的情形，就有好戏看了，先生——准会打枪，在地上数好步子，用手枪决斗。那个羔羊般的，可怜的艾米小姐——”

    “你要找大夫，就在前面带路。”詹姆斯医师踩上台阶说，“你要找个听你说话的人，我可不奉陪。”

    黑女人引他进屋，走上一溜铺着厚地毯的楼梯。他们经过两个光线暗淡的门厅。在第二个门厅里，爬得上气不接下气的引路人拐了弯，在一扇门前站停，打开了门。

    “我把大夫请来啦，艾米小姐。”

    詹姆斯医师进了屋，朝站在床边的一位年轻太太微微欠身。他把医药包搁在椅子上，脱掉大衣，搭在医药包和椅子背上，镇定自若地向床边走去。

    床上躺着一个男人，仍是先前倒下去时的姿势——衣着华丽时髦，鞋子已经脱去；全身松驰，死了似地一动不动。

    詹姆斯医师仿佛散发着宁谧、镇定和力量的光环，对他主顾中间软弱失望的人来说简直像是久旱后的甘霖。他在病室的举止风度有某些地方特别使妇女们倾倒。那并不是时髦医师对病人的纵容讨好，而是沉着自信，压倒命运的气魄，对人尊重、保护和献身的态度。他那坚定、明亮的棕色眼睛里有一种清澈的吸引力；和蔼的面相非常适合担任知己和安慰者的角色，冷静而近似牧师的安宁带着潜在的威严。他有时出诊，妇女虽和他初次见面，居然会告诉他，她们为了防止失窃，晚上把钻石藏在什么地方。

    詹姆斯医师经验丰富，眼珠不怎么转动，就估出了房间家具摆设的等级和质量，同时也打量了那位年轻太太的外表。她身材瘦小，年纪二十刚出头，容貌有一种迷人的美，但现在蒙上了阴霾。这与其说是意外不幸所引起的，还不如说是由来已久的固定的哀怨。她额头一侧有一道青紫的挫伤，医师根据经验判断，受伤的时间不会超出六小时。

    詹姆斯医师伸手去试病人的脉搏。他那双几乎会说话的眼睛在询问年轻女人。

    “我是钱德勒太太。”她回答说，带着南方人那种含糊的哭音和腔调，“你来到前十分钟左右，我丈夫突然病了。他以前也犯过心脏病——有几次相当凶险。”病人深更半夜这副打扮促使她作出进一步的解释，“他在外面很晚才回家；我想大概是赴晚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