下卷 第03节
致波塔利斯伯爵先生的信
伯爵先生：
昨天我有幸出席了红衣主教团的会议并作了一个简短的发言①。发言稿的抄件，我事先已在本月十七日(星期二)发出的祝愿十七号快件中给您寄去了。人们怀着良好的满意心情听了我的发言。倍受尊敬的主教长老德拉·索马里亚以对国王陛下和对法国最深情的问候作为对我这一发言的回应。
①二月十八日的演讲是在所有主教到达之前作的，不要同三月十日的重要演讲搞混了。
一切都在上一封信中告诉您了，今天我没有什么新的东西要说了，除了比西主教昨天从贝内旺来了，大家还在等着阿尔巴尼主教、马西主教和奥皮佐尼主教的到来。
二十三日(星期一晚上)，红衣主教团各位成员将紧闭在基利纳尔宫里，等待外国主教的到来又要十天。此后，选举的庄严程序就要开始了。如果一开始就顺利的话，教皇在封斋期的头一个星期便可选出。
伯爵先生，我等待着国王的指示。我希望在德·蒙特贝洛先生到巴黎后，您已经给我寄封信过来。我急需收到一份特派大使的通知或有政府指令的。给我的新的任命图书。
五个法国的主教会不会来?从政治上讲，他们来这里实在没有什么必要。我已写信给拉蒂尔主教①阁下，以便在他到来时为他效劳。
①拉蒂尔(Latil)，兰斯总大主教，曾为查理十世加冕。
我谨……
一八二九年二月十九日于罗马
又及：
附上德·芬夏伯爵给我写的信的抄件，我没给这位大使写回信，仅仅去跟他聊了几句。
致雷卡米耶夫人的信
昨天，教皇的葬礼终于结束了。纸做的金字塔和四支枝形大烛台确实很漂亮，因为是大尺寸的，一直伸到教堂的挑檐。《震怒之日曲》特别动人，是教皇唱诗班的一个不知名的人所作。我觉得此人是罗西尼之外的另一类天才。今天，我的悲伤已变成了快乐。我们为选举开幕而唱《未来的创造者》。然后，我们每晚去看选票有没有被烧掉，烟火是不是从某个特定的锅子里升出来的。当哪一天没有烟了，就说明教皇已经选出来了②，我会与您重逢。这就是我做的事的背景。英国国王的演说对法国极为傲慢无礼，莫雷的远征，是一次多么悲惨的远征啊!人们开始感受到了吗?吉耶米罗将军就此给我写了一封信。这封信让我觉得很好笑。他是不能这么给我写信的，因为他好像把我当作部长了。
②选票是单独烧毁的，而以前的是和麦秆一起烧毁的。
一八二九年二月二十三日(星期一)于罗马
又及：
死者长已矣：托罗尼亚病了两天，昨晚已离开人世。我看到他全身涂满颜料躺在灵床上，旁边放着一把剑。他出放典押货款，但这是什么样的典押啊!几件古董，一间满是灰尘的宫殿里，乱七八糟堆着几张油画，这可不是阿巴贡①堆放波伦亚诗琴②的商店：他的琴上缠着各种各样的琴弦。一张三脚蜥蜴的皮，一张四脚镶边的匈牙利床。
①阿巴贡，英里哀的《吝啬鬼》中的主人公，见第一幕第二场。
②十六至十八世纪欧洲盛行的乐器。
在大街之上，只看到人们拉着一些穿着装尸衣的尸体一晃而过；我们坐在桌旁吃饭时，窗下也不时抬过一个死人。此外，一切都预示着春天的远去；人们开始分开；动身去那不勒斯；在圣周时节回来一趟；然后永远分散了。明年又会有另一批游客，另一些面孔，另外一种社会。走在废墟中，总想起一些伤心事；罗马人就像这座城市的碎片一样；世界在他们的脚下转过。我想象着这些人回到家里，在欧洲各地，年轻的姑娘们又回到迷雾中去了。如果她们中的某一个被带回意大利，三十年之后，这宫殿里的圣人故去之后，谁还会记得见到过她呢?圣彼德教堂和罗马竞技场，就是她认得出的全部。
二月二十五日
致波塔利斯伯爵
伯爵先生：
我的第一封信已于上月十四日晚上九点到了里昂。您十五日便可从电报上得知教皇逝世的消息了。今天已是三月三日了，我还没有收到指示或正式的回信。报上已透露了两三个主教动身的消息。我已写信给巴黎的德·拉蒂尔主教，将大使馆交给他使用。我刚刚又给他沿途各站写信，以再次提醒他我为他作的安排。
我很生气不得不告诉您，伯爵先生，我在这里发现了一些小阴谋想让我们的主教远离大使馆，想让他们住到那些人更易施加影响的地方去。就我而言，这与我毫不相关。我会尽职尽力为主教们效劳。如果他们问起一些应该让他们知道的事，我会尽我所知告诉他们。如果您要我向他们传达国王的命令，我也一定照办不误。但如果发生同国王政府的观点相对立的情况，如果人们发现他们行动与国王的大使不一致，如果他们所持的观点与我的截然相反，如果他们把选票投给某个没有分寸的人，如果他们内部分裂，那么，没有什么会比这后果更为糟糕了。为了对国王效忠，也许此时我提出辞职比将来出现此种混乱的场面要好些。奥地利和西班牙已有一种办法，使他们教士无法搞阴谋。在他们所有的主教和神甫中，只有宫廷大使作为罗马的行政长官和通信往来者，而大使此时有权让可能成为障碍的该国的教士离开罗马。
伯爵先生，我希望不会有什么分裂发生。主教先生们将接到正式命令服从于我及时从您那里得到的指令。我想知道他们中谁将在有必要时否决权以及这一否决权将会到哪些人的头上。
有必要保持警惕，最后的选票预示着一个政党的复苏①。这个党将百分之百地把选票投给德拉，玛英拉和佩迪西尼主教，形成人们所称的撒丁乱党。其他主教会害怕，他们会把所有的票投给奥皮佐尼这个坚强而又温和的主教。尽管奥地利人，也就是说米兰人，他在波伦亚顶住了奥地利。这总会是个绝妙的选择。一旦确定好选这个或是那个主教，法国主教的投票将决定这一选举。不管是对还是不对，这些主教是反对国王政府的目前的体系的，而且撒丁乱党指望他们。
①强硬派。
我谨……
(一八二九年三月三日于罗马)
致雷卡米耶夫人的信
您说的关于我挖掘废墟的事使我吃惊，我记不起我曾跟您描述得那样好。正像您所想象的那样，我非常忙，既无头绪又得不到指示，我不得不把一切揽在自己身上。不过，我想我可以向您保证，能选出一个明智而温和的教皇。上帝只想在波塔利斯先生的代理部长任期届满时教皇才能选得出来。
一八二九年三月三日于罗马
昨天，是行圣灰礼仪的星期三①，我独自一人跪在桑塔·克罗斯教堂里。这个教堂紧靠罗马城墙，在那不勒斯门附近。在这一片落寞中听那些修士们单调凄凉的歌声。我也曾想头顶方巾在这废墟中歌唱。这是怎样的地方啊!可以让追逐名利的心归于平静，可以看见人世间的一切虚浮!我不同您讲我的身体状况，这个问题很烦人。当我发病时②，有人告诉我，德·拉费隆内已痊愈。他骑马散步，他的康复被当地看作奇迹：上帝希望如此，希望他在代理期满后，能重坐部长宝座。对我来说，这能解决多少问题呀!
①圣灰(Cendres)：忏悔的象征。
②他患风湿病和头晕病。
三月四日
致波塔利斯伯爵
伯爵先生：
我已很荣幸地告诉您，法国主教们已陆续到齐。其中有三位，德·拉蒂尔先生、德·拉发尔先生和德·克鲁瓦先生给我面子住到我家。第一位已于十二日晚上(星期四)同伊佑阿尔主教去了选举地；后两位也于十三日(星期五)晚上去了。
我把我知道的一切都给他们讲了，我向他们通报了选举中多数派与少数派以及各政党的动机的重要消息，我们一致认为他们将投票支持我给您讲过的那几位主教：即加佩拉里、奥皮佐尼、邦弗尼蒂、聚尔拉、卡斯蒂里奥，以及帕卡和德·格雷戈西亚。他们将反对撒丁乱党的主教，即佩迪西尼、古斯蒂尼亚尼、加勒菲和克里斯塔尔蒂等人。
我希望大使们和主教们之间的融洽能产生最好的效果，至少，如果偏见和私利使我的希望落空的话，我也没有什么可自责的。
伯爵先生，我发现了从巴黎到罗马的一些可鄙而危险的阴谋，这是通过教廷大使朗布律施尼①先生的渠道而操纵的。这还不光是让人在选举中空读分成若干章节的给德·拉蒂尔主教先生的所谓秘密指令(还无耻地作了保证的)。参加选举的大多数人都极力反对类似的阴谋诡计，他们希望能写信给教廷大使，要他断绝跟这些制造不和的人的一切关系。这些人扰乱法国的同时，终将使天主教变得众人憎恨的东西。伯爵先生，我收集到了一些真实可靠的新情况，在任命教皇后就给您寄去。这比所有的信件都要好。孰友孰敌，国王将会一目了然，政府任命也可以以这些事实为基础采取行动。
①朗布律施尼(Lambruschini)，教廷，驻巴黎的大使。
您在十四号快件中告诉我，教皇大使想以莱昂十二世之死为由，在法国再次进行越权行动。我当外交部长时，在庇护七世死后也发生过类似的情况。所幸的是，我们总会有办法对付这些公开的攻击。但要躲过暗中策划的阴谋，自然要困难得多。
陪同我们的主教参加选举的随员看来是些很有头脑的人：唯一的教士、您给我讲过的库德兰就是这些顽固而目光短浅的人中的一个，他们滴水不入，连自己是干什么的都搞不清楚，您知道，他是个修士，却发号施令，他甚至有授职的权力。这些是不符合我们的民法和政治法令的。
本周末大概可以选出教皇了。不过，如果法国主教的参与不起首要作用的话，那就难于给选举定个期限了。新的分化组合也许会带来一个意想不到的结果：为了结束选举，也许会找一个无足轻重的人当选，如旦迪尼这样的人。
伯爵先生，我过去从来不曾处于这样的困境；不管是在伦敦当大使，或是在西班牙战争期间担任部长，还是当贵族院的议员，甚至当反对派的领袖，都没有什么使我像现在担任这样的职务面对各种阴谋诡计使我担心焦虑过。我得有个隐身之法，把自己关在牢里，四周看守森严才行。我既没钱给人家，又不能向人家许诺一官半职。五十来个老人过时的热情并未使我感到丝毫的惊讶。我得与某些人的愚蠢作斗争，还得同另一些人的世纪无知作斗争；同这些人的盲目狂热作斗争；同那些人的诡计伪善作斗争。在一切野心、利害关系、政治仇恨中，我被一堵堵的墙隔开了，被包含着那么多分裂因素的大会中的神秘隔开着。每时每刻情况都在变化，每过一刻钟都会收到一些互相矛盾的报告，这使我更加困惑，无所适从。
伯爵先生，我跟您讲这些困难，并不是为了表明我的能耐，而是为了在选举中万一选出来的是一个违背其保证、不合我们意的教皇时，能为自己找到托辞。在庇护七世逝世时，宗教问题还没能煽动舆论，但这些问题现在却和政治搅和到了一块，宗教领袖选举从未来得这么不合时宜。
有幸为您效劳。
一八二九年三月十五日，星期四
致雷卡米耶夫人
巴伐利亚国王身着礼服来看我，我们谈到了您。这个头戴皇冠的希腊国君看来很清楚面临的是什么，并明白人们不能停留在过去的岁月中。星期四晚上他在我家进餐，不希望有其他人来参加。
另外，我们面临着许多大事：要选举教皇，这当选的教皇会是谁呢?天主教教徒会摆脱束缚吗?东方的一场新的战争，哪一方会获胜?我们能否从中渔利?谁来管理我们的事务?有没有一个天才的头脑能够预见到法国在这中间能干些什么，又能根据情况获得一些什么?我坚信人们在巴黎不仅没有想到这些，在客厅和卧室之间，在娱乐和法令之间，在普遍的欢乐和各内阁的担忧之间，人们为欧洲的操心毫无用处。只有我，远离家乡，有时间来空想并关注我的周围。昨天，我迎着风暴在蒂沃利古老的路上散步，到了罗马古老的铺石路上，路面保存得如此完好，以致让人觉得是新铺上去的一样。在我踏上这些石头之前奥拉斯①曾经在这些石头上走过，但他在哪儿呢?
①奥拉斯(Horace，公元前六十五年—八年)，拉丁诗人。
(一八二九年三月十七日于罗马)
卡波尼侯爵
卡波尼侯爵从佛罗伦萨来，给我带来了几封他在巴黎的朋友的几封推荐信。我于一八二九年二月二十一日回了其中的一封①。内容如下：
①也许是科尔特里亚·德·卡斯泰拉内的信。
我收到了您两封信，我的帮忙没什么了不起，但我愿意为您效劳。我不了解卡波尼侯爵的过去，我可以告诉您，他还很英俊，顶住了岁月的消耗。您的第一封信对崇高的穆罕默德苏丹，对驯服了的野蛮人，对棍打成士兵的奴隶充满了热情，我没有回信。女人们，对同时要娶几百个女人的男人们充满着敬仰之情，让她们把这个当作文明和开化的进步吧。这，我可以想象得到。但我更喜欢贫穷的希腊人，我希望他们自由就像希望法国的自由一样。我也希望国界线覆盖巴黎，保证我们的安全和独立，但决不是通过君士坦丁堡的尖桩刑，维也纳的棍棒刑和伦敦的拳击刑这三种刑罚的结合来得到莱茵河左岸的地区。十分感谢这件荣耀皮大衣，我们能从所向无敌的信徒首领那里获得。这位首领仍然没有从他的宫殿郊区走出来。但我宁要这种不加任何修饰的荣誉，它像个美丽的女人，菲迪亚斯②不会给她套上土耳其睡裙的。
②菲迪亚斯(Plinidias)，公元前五世纪希腊的雕刻家。
致雷卡米耶夫人
好!我有理由反驳您了!昨天，在等待选出一个教皇时，在两次投票空隙中，我抽空去了圣奥吕佛一趟。在隐修院的内院确有两棵桔树，可没有橡树。我对自己的好记性感到自豪。我几乎是闭着眼睛奔向覆盖着您那位朋友①的石头。我喜欢这块石碑甚于人们即将给他建立的坟墓：多么美好的孤独!多么可叹的景色!安息在多米尼坎修士和万西的莱奥那尔②的壁画中间长眠，该是多么惬意啊!我将来也想去那里，从前我可从来没有想到过。人们让您进了修道院吗?在一个长长的走廊里，您有没有看见莱奥那尔·德·万西的圣母像?那颗一半已模糊但仍然很迷人的头您见到了吗?在图书馆，您有没有看过勒·塔斯的面具、枯萎的月桂形皇冠、他用过的一面镜子、他的墨水瓶、他的笔和他亲手所写、贴在他的雕像下端挂着的木板上的一封书信?在这封被涂掉了但仍很容易辨认的小字体的信中，他谈到了友谊和财风。财风几乎从未向他刮来，而友谊他也常常缺乏。
①勒·塔斯(LeTasse)是雷卡米耶喜爱的一位诗人，他死在奥吕佛，并葬在那里。
②莱奥纳尔(L'esnaiddeVinci，一四五二—一五一九)意大利画家、雕刻家，生在佛罗伦萨附近的万西。
教皇还未选出，我们时刻都在等着他。但如果决定推迟，如果障碍从各个方面冒了出来，这可不是我的错。本应多听听我的话，而不要总做与我们意愿相反的事。此外，我觉得目前所有的人都想同我和平相处，德·克莱蒙——托内尔主教刚刚亲自给我来信，求我像以前一样好地待他。除此以外，他还登门造访我家，我决心要把选票投给最温和的教皇。
您已看到了我的第二次演讲的稿子③，谢谢凯拉蒂④对第一个讲演稿的客气的评价，我希望他看到另一个后会更高兴。我们俩都在为恢复基督教的自由而努力，终有一天，我们会成功的。您对卡斯蒂里奥尼主教⑤给我的回信有什么感想?在选举期间，我是不是很受褒扬?在受您宠爱的日子里，您可没有讲得更好。
③三月十日的讲演，极为大胆。
④凯拉蒂(Keratry)，菲尼斯太尔省的使节，布列塔尼自由主义者，夏多布里昂的朋友。
⑤卡斯蒂里奥尼(Castiglioni)，后来的庇护八世，他的回信充满了颂扬之词，但对作者演讲的内容有所保留。
如果我相信罗马的传闻，我们明天就会有个新教皇。但我心灰意冷，我不相信会有这种幸运。您一定知道，这种幸运不是政治上的幸运，不是胜利后的快乐，而是获得自由和与您重聚的幸福。当我跟您讲了那么多关于教皇选举的事以后，我也像一些人一样有了个固定的想法，并认为世界只受这种想法的支配。然而，在巴黎有谁会想到教皇的选举、有谁会为教皇、为我的艰苦操心呢?法国式的轻率、眼前的利益、议会里的争论、勃勃的野心，有其他事要干。当德·拉瓦尔公爵也在来信中谈到对选举的担心和对西班牙战争的忧虑时，我回信对他说：“啊!上帝!正是这样呢!”今天，波塔利斯先生该让我受同样的惩罚。不过，那个时候的事与现在确实不一样，宗教思想从未像现在在整个欧洲这样与政治思想混在一起过，争论不在那里，教皇的任命不像在那个时候一样，不能扰乱或平息这些国家。
自从收到那封告诉我德·拉弗隆内先生已延长休假和动身来罗马的信以来，我没有得到任何消息。但我相信这个消息是真的。蒂埃里先生从伊埃尔给我写了一封感人至深的信，他说他要死了，但他希望能在科学院得到一个碑位并请我为他写碑文，我会做到。我的挖掘不断得到一些石棺，死亡只能提供它所有的东西。普森纪念碑有进展，将会是一个典雅精致的纪念碑。您不会知道，为了找适于雕刻的浅浮雕，甚至动用了阿尔卡蒂的牧人图①。
①《阿尔卡蒂的牧人图》是普森的一幅画。
一八二九年三月二十四日
到我家下榻的克莱蒙——托内尔主教今天已去参加选举了。这个世纪是奇迹的世纪。我身边有拉内元帅的儿子和掌玺大臣的孙子，立宪党的先生们和《日报》的记者先生们在我这里共进晚餐。真是做人真诚的好处，我让他们每个人想他们所想要的，只要人们让我有同样的自由。我只努力让我的观点能拥有大多数人，因为我自认为这比别的理由更为充分。就因为这份诚恳，我使得最有分歧的看法也能倾向于与我接近。我给他们避难权，在我家里，别人不能来抓他们。
三月二十八日
致德·布拉卡公爵①先生
①布拉卡(Blacas)，驻那不勒斯大使。
我非常抱歉，公爵先生，因为我信中的一句话引起了您的担忧。我并没有抱怨一个有思想有精神的人(菲斯卡尔多先生②)。他对我说过一些外交的。我们这些大使，我们说过别的东西吗?至于您给我谈到的那位主教，法国政府并没有特别点某人的名，它完全信任我给它提过的一切。七八个温和或平和的主教，看来同样吸引了各个宫廷的愿望，他们是我们希望看到聚集票数的候选人。但如果我们不打算给大多数，强加一个选择，我们会尽力想办法排除三四个狂热无能而又爱耍阴谋的主教。他们是少数派的候选人。
②菲斯卡尔多(Fuscsldo)，那不勒斯驻罗马大使。
公爵先生，我无法让人把这封信带给您，只得把它通过邮局寄给您了，因为这封信的内容只涉及您和我不能大声谈论的东西。
有幸为您效劳。
一八二八年三月二十四日于罗马
致雷卡米耶夫人
德·蒙特贝洛先生到了，给我带来了您和贝尔坦先生以及维勒曼先生的信。我的挖掘进展顺利。我发现了一些空石棺，我可以从中选择一个留给自己，而我的骨灰将不致赶走那些已随风而逝的亡灵。无主的坟墓显示出一种复活的气氛，但实际上只表明了一种更深刻的死亡。这不是生活，而是虚无使坟墓冷冷清清。
为了写完我的小小日记，我将给您讲讲我前天在风暴中爬上圣彼德教堂的球形塔。您一定想象不到，在天空中，在这个米开朗琪罗的圆屋顶的四周，在这个基督教堂之上，横扫古罗马的大风是什么样的。
一八二九年三月三十一日于罗马
致雷卡米耶夫人
胜利了!我们有了一个教皇。我曾将他的名字列入我的名单：他就是卡斯蒂里奥主教，是我在一八二三年任部长时支持去当教皇的那位主教，他在一八二九年最后的这次教皇选举时，曾高度赞扬过我。卡斯蒂里奥温和而且忠于法国，这是一个完全的胜利。选举团在解散之前，吩咐写信给巴黎教廷大使，要他代向国王表达红衣主教团对我所作的一切十分满意。
我已发快报把这个好消息告诉巴黎。罗纳省省长是空中联系的中介人，他就是德·布罗斯伯爵的儿子小德·布罗斯。这个来罗马的轻捷旅游者，我在给您写信时收集到的摘录中经常提到他。携带这封信给您的这位信使还带着给波塔利斯先生的快件。
我的身体没有连续两天是好的，这使我极为烦躁，因为在我生病期间，我对什么都没有心情。不过，我还是耐心等待着巴黎对任命新教皇一事的反应。人们说些什么，人们做些什么，我将成为什么样的人。最有可能的，我将告假。我在报上看到了立宪党人对我的讲演引发的争论，他们指责《消息报》没有刊登出来，而罗马三月二十二号的《消息报》却刊登了(争论发生在二十四号至二十五号)。这不是挺奇怪的吗?看来很明显，有两种版本，罗马一种，而巴黎的是另一种。可怜的人啊!我想到了另一家报社的失算，它曾断言选举团对这一发言极不满意。但当它看到已成为教皇的卡斯蒂里奥主教对我的赞扬时，又会怎样说呢?
什么时候我才能不再向您诉苦呢?什么时候，只要回忆完我的生活经历，我的生命也就来日无多了，就像这本回忆录的最后一页一样?我需要这样，我实在是累了。岁月的重压不断增加，我的头脑能感觉出来。我喜欢把它叫做风湿病，然而它却无法根治。只有一句支撑着我，我重说一遍：不久见。
三月三十一日晚上
我忘了告诉您，菲舍主教在这次选举中表现极佳。他和我们的主教一起投的票。我下定决心请他吃饭，他给我写了一张很有分寸的便条，谢绝了。
四月三日
致波塔利斯伯爵的信
伯爵先生：
正如我有幸在三月三十一日晚从驿站发往里昂的第一封信中告诉过您的一样，阿尔巴尼主教已被任命为国务秘书①。这位新部长既不受撒丁乱党欢迎，也不受大多数红衣主教的欢迎，甚至连奥地利也不喜欢他。因为他粗暴，反耶稣会的，待人态度生硬，尤其他是意大利人。他富得流油，却吝啬得要命。阿尔巴尼与各种图谋和投机有牵连。昨天，我第一次去拜访他，他一见到我就大声说道：“我是头猪(他确实脏得很)!您会看到，我不会是敌人。”伯爵先生，我只是向您转述了他的首批言论。我回答说，我根本没有把他看作敌人，他却又说道：“对你们这些人，需要的是水而不是火。我不了解你们的国家吗?我没有在法国生活过吗?(他说起法语来，像个地道的法国人)你们会满意的，你们的主人也一样。国王身体好吗?早上好，我们一起去圣彼德吧!”
①阿尔巴尼(Albani)的当选使夏多布里昂大为失望，并使卡斯蒂里奥尼主教当选为教皇带来的欢乐也大打折扣。阿尔巴尼是奥地利的代理人。夏托布里昂曾经想过，一旦他当选了，法国将对他行使否决权。
那时是早上八点，我见到了教皇陛下，所有罗马城里的人都跑去看那次盛典。
阿尔巴尼主教是一个机灵的人，个性虚伪，但脾气直率，他的粗暴胜过狡诈。我们只需捧他并满足他的吝啬刃性便可以利用他。
庇护八世知识渊博，尤其是在神学方面。他能讲法语，只是在流利与典雅方面稍逊于莱昂十二世。他的右半身得过偏瘫症·易患痉挛。至高无上的权力可使他痊愈的。他将在四月五日(下个星期天)耶稣受难日受冕。
伯爵先生，现在把我留在罗马的主要使命已经完成，如果您能代我向国王陛下请几个月假，我将感激不尽。我在把国王给庇护八世的回信交给教皇后才能休息。有人会致函教皇他，向他宣告，他在圣彼德教堂升迁主教座的事。请允许我再次为我的两位使馆秘书，贝洛克先生和德·吉雷先生恳求您的宽怒。
阿尔巴尼在选举中的阴谋和他获得的甚至是多数派中的支持者使我担心会对教皇陛下产生意想不到的攻击。看来，我不能让自己受到突然袭击，让奥地利代理人在法国大使眼皮底下夺取教皇职位，所以，趁德·克莱蒙——托内尔主教到来之际，我要他负责这封信中本要我来负责的一切大事。所幸他还没有到要用这封信的地步，他把信还给了我，我荣幸地将信寄给你。
我谨……
一八二九年四月二日于罗马
致德·克莱蒙——托内尔主教大人的信
主教大人：
由于无法与您那些紧闭在蒙特——卡瓦洛宫内的法国主教先生们沟通，由于要更好地为国王、为国家利益效劳不得不预先作好一切准备，由于知道在教皇选举中发生过许多意想不到的任命事宜，我十分抱歉，但我不得不委托您大人一项可能的否决权。
尽管阿尔巴尼主教一开始并未显示出有任何机遇，但他仍不失为一个有能力的人，在长期的斗争中，这是有目共睹的。但他是教皇选举中奥地利指令的负责主教，德·吕佐韦伯爵在其发言中已正式指明了他这一身份。然而，让一个公开隶属于王权的主教当教皇是绝对不可以的，即使隶属于法国也同样不行。
因此，大人，我委托您根据法国国王驻教皇大使之权力之所及，并由我负全责，请投票否决阿尔巴尼主教。如果或者是偶然的原因，或者是暗中施了权术，他获得了多数选票的话。
专此布达。
一八二九年三月二十八日于罗马
这封由一个没有正式授权的大使委托给一个主教的否决信，从外交上来看是很冒失的。这里面有些东西使所有政府公职人员会害怕得躲在家中不敢出来，使所有各部门首脑、高级官吏和外交事务的刀笔吏不知就里。但由于部长对此一无所知，甚至连想也没有想到过可能要发生的情况，我不得不替他想到。试想一下吧，如果阿尔巴尼万一被选上了教皇，我将会怎么样?作为政治家，我将永远完蛋。
我想到这点，并不是为了维护我作为政治家的那点声誉而担忧，而是为了未来的那一代作家：那时候他们听到我的这件偶然事件的片言只语，或许会为我昭雪写白而有损于他们的职业，就像王太子做了傻事，总是鞭打其侍从以示惩戒一样。但是，在将解职信一事归功于我时，也不能过于称赞我的大胆预见。因为在一时的老外交思想上看来骇人听闻的事，在今天的社会秩序中却是不值一谈的。我的大胆一方面来自我对一切不幸的无动于衷，另一方面来自我对时下的观念仍了解。今天的世界，为教皇的任命、王权的竞争和教皇选举的内部阴谋不用花费一文钱。
给波塔利斯伯爵先生的快件(机密)
伯爵先生：
有幸于今天给您寄去这份我跟您说起过的重要文件，这根本不是教皇选举的正式的秘密新闻，而是根据意大利原文逐字逐句译过来的东西。我只是省去了那些过细而可以得知其出处的内容。这些绝无仅有的新消息，即使只透露了那些极微小的事件，其价值也比得上数个人的命运、自由、甚至生命。更为可叹的是，这些内幕并不是有关利害关系或腐败的现象，而是关系到信赖法国的荣誉。所以，伯爵先生，这件东西，在枢密院会议上念过之后，要绝对保密。因为，尽管我小心谨慎地隐去了真名实姓，删去了一些直截明了的事件，但文章本身所说已足够能危及作者的名誉了。我加上了一段评论，以帮助理解全文。教皇政府用一本登记本，每天甚至是每时每刻记下他们的决定，他们的所作所为。如果我们能从中挖掘出教皇最初几个世纪的事情来，这是怎样的一个历史宝库啊!这为现在的时代打开了半扇大门。通过我给您寄去的材料，国王可以看到一些我们闻所未闻的选举内幕，可以了解到罗马宫廷最秘密的感情，陛下的部长们，也用不着在黑暗中摸索。
我在日志上所做的评论舍弃了我的其他思索，剩下的只是向您数以我崇高的敬意以及我荣幸地……
一八二九年四月二日于罗马
这封密信中所提到的那份珍贵资料的意大利原文，我已亲眼见到它在罗马被焚烧掉了。寄给外交部的译文我也没有留下任何副本，我只留下了一份我自己对译文做的评论文章和批语的抄件。但我建议部长对文件要做到绝对保密的那份谨慎使得我在这里也得把那篇评论文章毁掉，因为，尽管这一评论掩饰得很隐秘，但由于与之相关的资料不多，这种隐秘仍可能给罗马人留下蛛丝马迹。不过，在这个永恒的都市，记恨是很长久的，也许在五十年后，还能使作者的某个侄孙为这些神秘隐情而受打击。所以，我将满足于对评论中与法国事务直接有关的部分作个简要的介绍。
我们首先可以看到那不勒斯宫廷是怎样欺骗德·布拉卡的，或者说，宫廷本身是怎样受骗上当的。因为，在宫廷对我说那不勒斯的主教们将和我们一起投票的时候，这些主教却与少数派或撒丁乱党联合在一起了。
主教少数派猜想法国主教的投票将影响到我们政府的形式，这怎么可能呢?看来有人猜测到了他们接受的神秘指令，而这些神秘指令有利于一个狂热教皇的当选。
教廷大使唐布律斯希尼主教在选举中肯定地说德·拉蒂尔主教了解国主的秘密：乱党的一切努力无非是为了让人相信查理十世与政府不和。
三月十三日，德·拉蒂尔主教声称有一个纯粹信仰方面的声明要告之教皇选举团。他被带到了四个主教面前，他的这一秘密忏悔是在赦罪院大主教的监督之下进行。其他法国主教不知道这种忏悔的方式，阿尔巴尼主教试图弄清楚却徒劳一场。这事很重要却又令人好奇。
少数派总共有紧密团结的十六票。少数派的主教被称作“十字架之父”，他们在门上放了一个圣安德烈的十字架，表明坚信他们作出的选择，他们不愿同任何人讨论。多数派表现出理智的感情和不干预外国政治的决心。
由选举团公证人拟定的会议纪要值得一提，纪要里说：“庇护八世，结论中说，决定任命阿尔巴尼主教为国务秘书，以使维也纳政府也同样满意。”教皇在两个王权中分享到了一小部分权力，他自称为法国教皇，并给了奥地利一个国务秘书。
致雷卡米耶夫人
就在今天，我请了整选举团的成员吃晚饭。明天我将接待女大公海伦①。复活节后的第一个星期二，将有一个庆祝选举闭幕的舞会。然后，我就准备去看您了。想想吧，我是多么的迫不及待啊。在我给您写信时，我还不知道我从驿站发出的宣布教皇死讯的信件的情况，可新教皇已经加冕了，莱昂十二世已被人遗忘了。我和新国务秘书阿尔巴尼一起重新开始工作，一切就像什么事也没有发生过一样。我不知道您在巴黎甚至也知道已有了一个新教!教皇的赐福庆典多好啊!先是远处的萨比娜，接着是罗马荒凉的村庄，然后是罗马，最后是圣彼德广场，所有的人都跪在一个老人的脚下：教皇是祝福其子民的唯一君主。
①海伦(Helene)，沙皇的嫂子，她当时二十一岁。
正写到这里，从热那亚来的一份邮件送来了一封从巴黎发往土伦的快件，这快件是从巴黎发往土伦的，是给我的回信，告诉我四月四日上午十一点巴黎收到了我从罗马发往土伦告知卡斯蒂里奥尼被任命为新教皇的消息的。国王得知这个消息后，非常高兴。
快件传递之快真惊人：我的快件是三月三十一日晚上八时发出的，而我四月八日晚上八点便收到了巴黎的回信。
一八二九年四月八日于罗马
今天是四月十一日，一个星期后，就是复活节了。两个星期后；我就有假期可以去看望您了!一切的不快因为有这一期望而烟消云散了：我已不再惆怅，不再想部长们了，也不再想政治了。明天，圣周就要开始了，我会想起您对我讲的一切，可惜您现在不在这里，要不可以同我一道听听那美妙的痛苦之音!我们可以一起去荒无人烟的罗马农村散散步!现在，那里已是绿草青青，花开遍地了。一切废墟似乎随着新春的到来而变得年轻了：我只是去其中凑凑热闹罢了。
一八二九年四月十一日
参加完耶稣苦难纪念三日大日课和听完《上帝怜我》这首曲子，我走出西卡斯汀教堂。我想起您曾同我讲起过这种宗教仪式，因此，我当时十分感动。
日光渐渐淡了下去，夜色慢慢笼罩着小教堂的壁画，仅仅只能看清米开朗琪罗画上的几处粗线条的轮廓了。蜡烛一根根熄灭了，散发出一团团薄薄的白烟，这种生活中的自然景象，就像《圣经》中描绘的薄薄的雾气一样。主教们跪着，新教皇伏在祭坛前，几天前我还在那里见过他的前任。忏悔和祈祷之声令人赞叹不已；随后在寂静的夜色中不时响起对那位先知者的哀号。人们感到被一个为洗净人间罪恶而垂死的上帝的一种巨大的神秘感所征服。七座小丘上立着天主教继承人的雕像和所有的纪念物。然而，并不是那些强大的教皇，也不是那些为君主们的优先权争论不休的主教，而是一位可怜的，没有家庭，没有后台的瘫痪教皇，一些默默无闻的宗教王子，宣布了一个使现代社会开他的强权的灭亡。艺术上的杰作亦随之而去，在几近被遗弃的梵蒂冈宫的墙上和拱顶上，壁画已模糊得无法辨认了。一些与宗教无关又好奇的外国人经过这里时也参加了这一庆典，他们取代了忠实信徒社团。双重的悲伤笼罩我的心。基督教的罗马在追忆耶稣基督之死的同时，看来也在庆祝自己的死亡，要对新的耶路撒冷重复热雷米①曾对旧耶路撒冷预言的那些话了。罗马为忘掉一切、蔑视一切而后死去，这仍不失为一件好事。
①热雷米(Jeremie)，《圣经》上的先知者。
圣周星期三，四月十五日
致波塔利斯伯爵的信
伯爵先生：
事情的进展正如我荣幸地和您猜测的一样，新教皇的一言一行都完全符合莱昂十二世的和平政策。庇护八世与其前任相比甚至还稍胜一筹，他更坦率地表达了他对法国一八一四年宪章的看法。他并不害怕提到这个词，并且还建议法国人追随这种精神。教廷大使在提及我们的有关事务时，他只收到了只介入他们自己事务的指令。对荷兰协议来讲，一切已经解决，而且塞尔伯爵下个月就要离职了。
阿尔巴尼主教处境艰难，不得不拿他当替罪羊：他告诉我他表示忠于法国宣言，大大伤害了无法掩饰自己情绪的奥地利大使。在宗教方面，我们对阿尔巴尼主教没有什么可担心的，阿尔巴尼自己不怎么信教，他不会因为自己的狂热或他的君主的温和观点而铤而走险，给我们制造混乱。
至于政治关系方面，今天并不是一个警察手腕或一封密码信件就可以避开意大利让人占领公使馆的，或者让奥地利驻军以任何借口留驻安科纳的。那样就意味着搅乱欧洲和对法国宣战：然而我们不再是一八一四年、一八一五年、一八一六年了，也不是一八一七年了，大家不会愿意在我们的眼皮底下看到不受惩罚的狂妄、贪婪的野心得逞的。看来，阿尔巴尼主教接受了梅泰尼王子①的年金；他是德·穆戴纳②公爵的亲戚，他声称要把他的巨额财产留给这位公爵；他同那位王子策划了一个反对撒丁王位继承人的小阴谋。这一切果然属实；在这些专制、隐秘的政府背后通过密件派遣军队的这个时代，所有这些都会是十分危险的。但是，今天通过公开的政府、新闻和言论的自由，通过快报和各种快捷的通讯，通过社会各阶层广泛的知识，人们往往隐匿在骗术和旧的外交手腕之中。然而，对一个奥地利的代办、罗马国务秘书的不足之处不应该视而不见；一些记录材料(如那些与意大利皇权有关的东西)，不能把它们放在阿尔巴尼主教的手中。
①梅泰尼王子(Mettecnich，一七七三—一八五九)奥地利，国务活动家。
②德·穆戴纳(Modene)是个专制主义者。
还没有人能识破这种任命的秘密，世人讨厌它，甚至连意大利内阁也是这样。这与外国政治上的利害关系有关吗?可以肯定的是阿尔巴尼主教在当时给圣文提前支付了罗马政府所需要的二十万皮阿斯特③，也有一些人认为，是一个奥地利银行家贷的款。红衣主教马希上星期六对我说，教皇陛下不想重新起用贝内蒂主教，然而他愿意赐给贝内蒂一个重要的职位。教皇找不到其他的解决办法，只好让波伦亚公使的职务空缺。这种悲惨的困境常常促成了一些最重要的解决办法的形成。如果马希主教的说法是真的，那么庇护八世为了取悦法国和奥地利王室，他所说的和所作的只是表面上的理由，借此在私下里来掩盖自己的虚弱而已。此外，人们目前完全不相信阿尔巴尼任职久长。一旦他与大使们建立关系，困难便接踵而至。
③旧货币单位。
至于意大利目前的形势，伯爵先生，必须仔细读读从那不勒斯或其他地方给您送去的东西。极其不幸的是，西西里岛政府陷入了极度受蔑视的境地。宫廷贵族生活在卫队的保护之下，但他们仍觉得心惊胆颤，总是被恐惧的幽灵纠缠着。他们让人看的只有耗费巨大的打猎和绞刑。这一切使王权在这个国家越来越丢面子。人们把群众的不满。本世纪的产物——新旧社会的斗争，旧制度的衰败和青年一代蓬勃发展之间的斗争，称为阴谋活动。总归，孰是孰非，有比较才能鉴别。我们不能不承认：富强、自由、幸福的法国，这种宏伟的景象照亮了那些处于或已沦为被奴役地位的国民的眼睛，在他们中间产生了遗憾或孕育了希望。代议制政府与绝对君主专制的混合不会持续很久；这一种或那一种必然消失，政府得重新回到与欧洲哥特式时代平等的水平上来。边境的海关从今以后不能隔断奴隶的自由，一个人不会因为一条小溪的一边有着神圣而美好的声誉自己被吊死在同一条小溪的另一边的。在这种意义上，伯爵先生，只有在这种意义上，在意大利是有密谋的，而在这种意义上，意大利是法国的。当它享受到一些权利——它的聪明觉察到的和时间的逐步推移给它带来了的这些权利的那一天，它会平静下来，成为纯粹的意大利。那不过是几个可怜的烧炭党党徒引起的全国起义：那几个人是被警署的不正当行为所激发而被毫不怜惜地吊死的。有人用一些事情的真实情况却给各级政府提供最虚假的主意。有人阻止政府做他们为自己的安全应该做的事，并且总把长期的和普遍的原由所起的作用看作一小撮雅各宾派的特别图谋。
伯爵先生，这就是意大利的真实情况。它的各个邦除了智者的共同的工作以外，都受某种地方性弊病的折磨：皮埃蒙地区丢给了一狂热的派别；米兰地区遭奥地利人蚕食；糟糕的财政管理使圣父统治区遭到破产；税收上升到了将近五千万，而留给产业主的收入不到百分之一；海关几乎收不到利税；走私猖獗；穆戴纳王子在他的公爵领地(一切流弊泛滥的地方)建立了一些违禁品商店，他是晚上把违禁品运进波伦亚公使馆的。
伯爵先生，我曾跟您提到过的那不勒斯，在那里，政府的软弱只是由于民众的怯懦才得以解救。
是军事才能的欠缺延长了意大利末日的来临。波拿巴没有来得及在马里于斯和恺撒的国家复活这种才能。优闲的生活方式和怡人的气候还使南部意大利人丧失了争取更加美好生活的愿望。领土区划上产生的对立增加了内部运动的困难，但是如果某种来自外部的推动力或者如果某个阿尔卓斯山这边的王子答应给他的臣民一部宪章，那么革命就会爆发，因为这场革命的一切条件都成熟了。所幸的是我们，经验教育了我们，人民减少了那些曾经猖獗一时的犯罪和不聿。
伯爵先生，我曾向您请过假，大概我会很快得到答复吧：这也许对我很有用。在离开意大利之际，我认为应该让您看一些全面性的材料，以确定枢密院的指导思想，以便警惕那些头脑狭隘的人或者盲目激动的人打的报告。
很荣幸为您效劳
一八二九年四月十六日
致波塔利斯伯爵
伯爵先生：
法国的红衣主教们急于知道他们开支和在罗马期间共有多少钱。他们曾多次请我给您写信问问这些。因此我不得不请您尽早把国王的决定告诉我。
伯爵先生，谈谈与我有关的事吧。当您想拨给我三万法郎的补助款时，当时您想到没有哪个红衣主教住在我的家里。事实是：德·克莱蒙——托内尔先生和他的随从在这里住下了，有两个教皇选举人的随员，一名教会的秘书，一名非教会的秘书，一名随身男仆，两个仆人，一个法国厨子，最后还有一个罗马管家，一个司仪，三个跟班，一个车夫，所有意大利红衣主教所应拥有的人。还有不能走动的图卢兹大主教先生①，他不能上桌用餐。还得有两三个仆人轮流照料来这里的常客和朋友们的马车和马匹。我这个受人尊敬的客人肯定不会支付这些开销的：人将去，记忆留给我。我不仅得付钱给厨师、洗衣女工、马车老板等人，而且还有那两个来治大主教的腿的两个外科医生、给教皇做白色和红色拖鞋的鞋匠、缝制大衣、长袍和领巾。主教和他的教士们的全套打扮的裁缝得付钱。
①因为他扭伤了腿。
除上述这些开销，伯爵先生，我在教皇选举会的前前后后以及选举会期间所花的演出费用也得开销。另外，女大公海伦，保尔·德·乌尔唐贝尔亲王②和德·巴伐利亚国王的到来，开销有所增加。这样，您肯定会发现您拨给我的三万法郎已经远远不够花了。大使到任的头一年花费是很大的，拨给这个机构的补助费用入不敷出。这样，一个外交官差不多得花三年时间才能找到偿还先前欠下的债务和使得收支平衡的办法。我知道外交预算很紧缺，如果我自己有些财产的话，我就不会去打扰您了。我向您保证，令我不快的是，我自己也不得不涉及这些经费开销问题。
②保尔·德·乌尔唐贝尔(PauldeWurtemberg)，女大公爵的父亲。
公爵先生，请接受我的……
一八二九年四月十六日于罗马
在梅迪西别墅为女大公海伦举行的宴会
我曾在伦敦、巴黎举行过舞会、晚会，虽然我有另一种孤独感，但是克服这些新的孤独感没有太多的困难。我没有料到罗马的宴会会是这种样子：它们是古诗中描绘的某些东西，把死亡置于快乐的一旁。梅迪西别墅的花园早已披上了盛装，在那里，我接待了女大公海伦。这里的四周景色如画，一边是博尔盖兹别墅和拉斐尔大厦，另一边是德·蒙特——马里奥别墅和台伯河两岸的山丘。向下看去，整个罗马像被遗弃的一只鹰巢。在小树林里，来自阿尔卑斯省、佛罗伦萨、米兰的美人儿与波拉、科尔内里的后裔紧紧挨在一块儿，而海伦女大公就像是他们的王后。突然，一阵北风从山上吹下来，撕破了宴会的帐篷，卷走了破布和花饰，留给我们这样一种景象：在这段时间里把这一切像是从河岸上扫光了一样。大使馆很沮丧；我呢，看一阵风把我一天的心血和一时的快乐一下子吹走了，我感到有一种说不出的嘲弄般的快意。麻烦一下子解决了：我们在优雅的宫殿里进早餐而不是在露天里了。和谐的号角声与双簧管音乐在风中荡漾，就像是我的美国森林里的低声细语。人们在狂风中玩乐，妇女们的面纱拍打着她们的面颊和头发，乐声在风中继续着，演奏者朝天吹奏，气球飞起来掠过那位北方女子的头顶，这一切给这些活动增添了新意，而我生活中习以为常的大风大浪似乎已融人到这中间来了。
对于每个忘记自己大把年纪的人，对于曾向世界和暴风雨追求过这种幻想的人，这是怎样一种幻境啊!我都还依稀记得我的垂暮之秋，在我的宴会上，我看到置身于花海音乐和分枝吊灯之中的青春少女从我面前走过，可以说她们像天鹅一样游向阳光明媚的环境。她们会有什么样的消遣?她们中的一些人在寻找她们已经爱过的东西，而另一些人在寻找她们还不曾爱过的。在道路的尽头，她们将跌人那儿一直打开着的坟墓里、旧石棺里；旧石棺被用作水悬在柱廊上的喷泉的水池，迷人而轻飘的水沫将大量倾泻在她们身上。这群美女连同那些钻石、花朵和羽毛饰在不断重复、渐渐减弱的罗西尼①的音乐声中飘去。这种旋律是我在佛罗里达大草原听到的微风的叹息?是我在雅典娜埃尔谢泰神殿听到的呻吟?是远处大洋上北风的呜咽在抚慰我?我的精灵是不是像几个意大利名人那样被隐匿起来了?不是。我的山林女仙还单独留在牧场柳树林里，我同她在那里的孔布尔乔林的另一边交谈。对于那些伴着我的行程即将结束时的步伐相联系的社会嬉戏，我深感陌生。然而，在这种仙境之中，却有一种陶醉涌上心头。只有当我到圣彼得教堂前寂静的广场上或荒凉的竞技场清醒自己的头脑时，我才会从中解脱。当大地上那些细微的景色都消失了，我才感觉到我年轻时那些原有的忧愁与大自然景色的突然变化毫无二致。
①罗西尼(Rossini，一七九二—一八六八)，意大利作曲家。
我同波拿巴一家的关系
我今天在这里记录了作为大使，我同波拿巴一家的关系，以便澄清王朝复辟时期不断强加在他头上的不实之词。
法国没有为皇室成员的放逐单独做什么，它只是按照军队力量强加的严厉要求去做的。发起这场放逐的是那些同盟国。外交协定，正式条约宣布了放逐波拿巴一家，规定了他们定居的地方，不允许与国中任何一国的部长或大使单独向拿破仑的亲属发放护照，一个签证得有另外四国的部长或大使签字。拿破仑的血统是多么令同盟国感到恐慌!即使他的血已不再在他自己的血管里流淌。
感谢上帝，我对这些措施还从未屈服过。在一八二三年，虽然已有了这些条文，在我作为外交部长个人负责的情况下，我给当时在布鲁塞尔的苏尔维里耶伯爵夫人①就发了一本护照，好让她去巴黎照料一个生病的亲属。我曾数十次要求撤消这些惩罚条文，我也曾数十次对路易十八说过，我想见他的警卫队队长、德·雷兹塔德公爵，想看到拿破仑的雕像重新放回旺多姆圆柱上。作为部长，作为大使，我为拿破仑一家做了我力所能及的工作。就这样，我充分理解了君主立宪制的合理性：自由与光荣并存。作为驻罗马的大使，我授权我的秘书和随员在德·圣勒公爵夫人②家里出进，我打破了一些自己也深遭不幸的法国人之间日益上升的离间状态。我曾写信给费舍主教先生，邀请他参加到聚集在我家里的主教队伍中来；我向他证实了有人以为应采取一些政治方面的措施给我带来的痛苦；我使他回忆起他在罗马教廷任职时我曾是他的秘书的那段时光；我请这位前任大使赏脸参加他当大使时他的原任秘书的宴会，我收到了他一封庄重、谨慎、深谋远虑的回信：
①朱丽·克拉里(JulieClary)，约瑟夫·波拿巴的妻子，后称为苏尔维里耶伯爵夫人。
②奥尔腾斯(Hortense)王后，约瑟芬的女儿，她嫁给了以前是荷兰国王，后来是圣勒伯爵的路易·波拿巴。
费舍主教很感谢德·夏多布里昂先生的盛情邀请，但鉴于他重返罗马后的处境，使得他不得不离开上流社会，去过一种脱离社会、与家庭格格不入的生活。后来的情形表明这样的决定对他的安逸来讲是必不可少的，但眼前的舒适不能免去未来的烦恼，他只得丝毫不改变他的生活方式。费舍红衣主教清德·夏托布里昂先生相信没有什么能比得上他的感·激，虽然他常想去拜访阁下，但终因困顿，难以成行。
顺致时安。
费舍主教
一八二九年四月四日于法尔科尼里宫
这封短信中的那句话：“但眼前的舒适不能免去未来的烦恼”，影射了德·布拉卡先生发出的威胁：如果费舍主教在法国大使馆露面，就下令把他从楼梯上扔下去。德·布拉卡先生遗忘得太多，他并不总是大贵人。我呢，我是什么人，我能是什么人，现在我应该是什么人，这不断让我回忆起过去，我的为人同里昂这位大主教很不一样，他和我之间过去存在的不和使得我在到达罗马后更加注意礼节，尤其是，我处在胜利者一方，而他却处在失败者的地位。
在他那方面，热罗姆王子让我有幸进行调解并随信寄了一份他写给红衣主教、国务秘书的诉状。他在给我的信中写道：
对这个大度的、看到他(热罗姆王子)出生的法国，对这个拥有他全部的爱并为之服务了二千年的法国，流放在当初和在后果上都是相当可怕的；而今法国想通过允许它的每一届政府滥用它的微妙地位只能加剧它的局势的恶化。
热罗姆·德·蒙福尔①坚信法国政府的诚意和它崇高的代表性，毫不犹豫地想到会还他公道的。
①热罗姆·德·蒙福尔(JeromedeMontfort)，拿破仑最小的弟弟在流放期间的名字。
顺致敬意。
热罗姆
我就这份诉状，向国务秘书贝内蒂主教写了一封密信。信的结尾是这样的：
《热罗姆·德·蒙福尔亲王》推断的缘由，对这封信的署名人来说，显得是建立在法律与道义上的，他不能拒绝向申诉人提供帮助，他坚信法国政府终将看到采取多疑的措施只能在政治上使得法律过于严厉。
在这种情况下，本人将不惜一切代价以获得国务秘书红衣主教阁下的有力支持。
夏多布里昂
与此同时，我也写了一封回信给热罗姆王子。信的内容如下：
驻罗马教廷的法国大使有幸收到了热罗姆·德·蒙福尔王子寄给他的信。他对给予他的信任向王子表示谢意，他将在教皇陛下的国务秘书面前对殿下提出的合理要求当做己任给以大力支持。
曾经被逐出他的祖国的夏多布里昂子爵将格外高兴能减轻那些还处于政治法令打击之下的法国人的苦难。拿破仑被放逐的弟弟，写信给一个以前曾被拿破仑亲自从流放名单中划去的流亡贵族，这是命运游戏之一是罗马毁灭的见证人。
德·夏多布里昂有幸为您效劳。
一八二九年五月九日于罗马
致波塔利斯伯爵先生的信
在四月三十日的信中，我曾很荣幸地告诉过您，我已收到了您的第二十五号急件。教皇四月二十九日中午单独接见了我，看来教皇陛下的身体很健康。他让我坐在他的前面，并留我呆到近五点一刻。在我之前，奥地利大使向他递交了图书。
离开梵蒂冈教皇陛下的办公室，我去到了国务秘书家，跟他坦诚地讨论了一个问题。我对他说：“好吧，您看报纸上是怎样评论您的吧!您是奥地利人，您讨厌法国，您想对它使坏。我应该相信这些吗?”他耸了耸肩，回答我说：“你们的报纸很使我发笑。如果您不肯信服的话，我的话也不能使您信服的。那就考验我吧。您将看到，我是不是不喜欢法国，我会不会按照您以您国王的名义向我提出的那些要求去做的!”伯爵先生，我相信阿尔巴尼主教是诚恳的。在宗教上，他有一种极深的冷漠；他不是神甫，他甚至想脱离教会，想去结婚；他不喜欢耶稣会的人，他们的流言使他厌烦；他好吃懒做，喜欢各种娱乐消遣；主教训谕和主教的信件使他烦恼了这种厌烦对这些训谕和主教信件的作者极为不利。这位八十高龄的老人想平静而快乐地死去。
很荣幸为您效劳。
一八二九年五月四日于罗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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