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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36章 永别了,武器(8)

  火车开进米兰站时,正是清晨。我们在火车站台下了车,一辆救护车送我到美国医院去。我躺在救护车里的一个担架上,也不知道车子经过的是城里哪一区,但是当我被抬下来的时候,看见一个市场和一家开门营业的酒店,一个姑娘正把店里的垃圾扫出来。街口有人在洒水,能够闻到清晨的清新气息。他们放下担架,进去找人。一个头戴一顶门房制帽、留着灰色小胡子的、没穿上衣的管理员走了出来。担架进不去电梯,于是他们讨论了一下,是把我从担架上抬下来,由电梯上楼呢,还是抬着担架爬楼梯。我听着他们讨论。最终他们决定乘电梯。他们把我从担架上抬下来。“慢一点,”我说,“轻一点。”我们在电梯里挤做一团,而我的腿因为一直弯曲着,痛得厉害。“让我的腿伸直。”我说。

  “不行啊,中尉长官,没地方啊。”答我话的人用胳臂抱着我,而我的胳臂则攀住他的脖子。他嘴里掺杂着一股浓烈的大蒜和红酒的气味。“小心点。”另外一个人说。

  妈的,谁不小心了?

  “我还是要说请你小心一点。”抬我脚的人又说了一遍。

  我看着电梯的门关好,外边的铁栅栏拉上了,那个管理员按了上四楼的电钮,一副很担心的样子。电梯慢慢往上爬。

  “重吧?”我问那个有大蒜味的家伙。

  “哪里。”他说。他脸上在冒汗,喉咙里发出沉浊的声响。电梯稳定地上升,终于到了四楼。抬我脚的人打开门,走了出去。我们到了阳台上。那儿有好几扇门,门上有铜把手。抬我脚的人按一按铃,我们听到里面的门铃在响,没有人来。这时由楼梯走上来的看门人也到了。

  “人呢?”抬担架的人问。

  “我不知道,”看门人说,“他们睡在楼下。”

  “找个人来吧。”

  看门人按按铃,敲敲门,随后打开门,走了进去。他回来时带来了一个戴眼镜的老妇人。头发蓬松,一半垂了下来,她身穿护士制服。“我听不懂,”她说,“我听不懂意大利语。”

  “我会讲英语,”我说,“他们要找个地方安置我。”

  “房间都还没准备好呢,这里还不准备收容任何病人。”她挽一挽头发,近视地望望我。

  “请随便给我找个房间就可以。”

  “我不知道,”她说,“我们还不收病人,我不能随便给你一间房。”“随便什么房间都可以,”我说,随即改用意大利语对看门人说:“去找间空房间。”

  “所有房间都是空的,”看门人说,“你是第一位来这儿的病人。”他手里拿着帽子,望着那老年护士。

  “看在基督的分上,赶快给我个房间。”我的腿因为蜷曲时间太长了,越来越疼,巳经痛入骨髓。看门人走进去,后面跟着那位老护士,不一会儿,他们就赶了回来。“跟我来。”他说。我被抬到了一条长廊,进入一间关上了百叶窗的房间,房间里有新家具的味道。一张床,一个上面带着镜子的大衣柜,他们把我放在了床上。

  “我可没办法给你铺床单,”老护士说,“被单都被锁起来了。”我并没有理会她。“我口袋里有钱,”我对看门人说,“在扣着的口袋里。”他把钱掏了出来。那两个抬担架的人站在床边,手里拿着帽子。“给他们俩每人五里拉,你自己也拿五里拉。我的病历卡在另外一个口袋里,你可以拿给护士。”

  抬担架的人行礼道谢。“再会,”我说,“多谢多谢。”他们又行过礼,出去了。

  “病历卡上,”我对护士说,“写明了我的伤情和巳接受过的治疗。”老护士捡起病历卡,戴着眼镜观看。病历卡一共三张,对折着。“我不知道怎么办才好,”她说,“我看不懂意大利文。没有医生的吩咐,我也不知道该怎么办。”她开始笑起来,把病历卡放在她罩衫的口袋里。“你是美国人吧?”她笑着问。

  “是的,请你把病历卡放在床边的桌子上。”

  房间里阴暗、凉爽。我躺在床上,能看见房间另一端的大镜子,但是看不清镜子里映射的景象。看门人站在床边,他长着一张平易近人的脸。“你可以走了。”我对他说。

  “你也可以走了,”我对护士说,“贵姓?”

  “华克太太。”

  “你可以走了,华克太太。我现在想睡一下。”

  凉爽的房间里就剩我自己了,这儿没有医院里那种气味。床垫稳固、舒服,我安静地躺着,几乎都不呼吸,腿巳经没那么痛了,觉得很高兴。过了一会儿,我想喝水了,发现床沿垂有一条按电铃的电线,便按了一下,但是没有人来。我就睡着了。

  醒来时我打量一下四周。阳光从百叶窗漏进来。我看见那张大衣柜、空空的四壁和两张椅子。我的双腿扎着肮脏的绷带,笔直地伸在床上。我很小心,两条腿动都不敢动。我口渴极了,又伸手按铃。我听见门打开,抬头一看,来了一位护士。她看上去很年轻,而且非常漂亮。

  “早上好。”我说。

  “早上好,”她说,走到床边来。“医生还没回来,他上科莫湖去了。没人知道会来病人,你是哪不舒服啊?”

  “我受伤了。腿上,脚上,还有我的头也受了伤。”

  “你叫什么?”

  “亨利,弗雷德里克?亨利。”

  “我先帮你把身子洗干净吧,你的伤口我们不敢动,等医生回来再说。”

  “巴克莱小姐在这儿吗?”

  “不在,这儿没有姓这个的人。”

  “我刚来时,那个总是笑的女人是谁?”

  护士大笑起来。“那是华克太太。她值夜班,睡着了。她想不到会有病人来。”

  我们谈话时她替我脱去衣服,除了绷带以外,我的衣服全脱掉了,她开始帮我擦身子,十分温和柔婉。我头上扎着绷带,但她把绷带旁边的地方都洗了。

  “你在哪儿受的伤?”

  “伊孙左河上,在普拉伐的北面。”

  “那儿又是哪里啊?”

  “哥里察的北面。”

  我看得出这些地名,她都不熟。

  “你疼得厉害吗?”

  “没什么,现在不太疼了。”

  她在我嘴里放进一支体温计。

  “意大利人是放在腋窝下的。”我说。

  “别说话。”

  她把体温计拔出来,看看,甩了一甩。

  “几度?”

  “你是不该知道的。”

  “告诉我吧。”

  “差不多正常。”

  “我从来不发烧,两条腿里边也装满着破铜烂铁。”

  “说的是什么意思?”

  “腿里边装满着迫击炮弹的碎片、旧螺丝钉和床的弹簧等等。”她摇头笑了一笑。

  “要是你腿里的这些东西引起发炎,你就得发烧了。”

  “好吧,”我说,“等着瞧吧。”

  她走出病房,然后和早上碰到的那位老护士一起进来。她们俩一块儿铺床,我人仍旧躺在床上。这种铺床法很新奇,我很佩服。“这儿的主管是谁?”

  “范坎本女士。”

  “一共有多少护士。”

  “只有我们两个。”

  “不是还有几位要来吗?”

  “是,还有几位也快到了。”

  “她们什么时候到呢?”

  “这我不知道,作为一个病人,你的问题太多了。”

  “我没生病,”我说,“我只是受伤。”

  她们铺好了床,我躺在那儿,身上身下都挨着一条干净光滑的被单。华克太太走出去,拿了一件睡衣的上衣回来。她们给我穿上了,我觉得又干净又舒服。

  “你们对我真好,”我说。那个叫做盖琪的护士娇柔地笑了一下。“我可以喝杯水吗?”我问。

  “当然可以,你马上就能吃早餐了。”

  “我现在倒还不是很想吃,请你给我打开百叶窗好吗?”

  本来房间里是很暗的,现在百叶窗一打开,变得阳光明媚的,我能看见窗外的阳台,还有别人家瓦房的屋顶和烟囱,屋顶的上空就是碧蓝的天和白云。

  “你们难道不知道别的护士们什么时候到吗?”

  “你怎么总是问这个问题,难道你对我们不满意吗?”

  “不不,你们很好。”

  “你要不要用便盆?”

  “试试看吧。”

  她们帮我坐起来,扶着我试,但是不行。然后我又躺下,从敞开的门望着外面的阳台。

  “医生什么时候来?”

  “等等吧,我们巳经想办法到科莫湖去找他了。”

  “就没有别的医生吗?”

  “他是本院的住院医生。”

  盖琪小姐拿来一瓶水和一个杯子。我连喝了三杯后,她们就走了,我又望向了窗外一会儿,就又睡着了。我午饭吃了一点东西,午后医院的负责人范坎本女士来看我。她不喜欢我,我也不喜欢她。她个子小,心眼小,猜疑心重,当医院的负责人真是大财小用了。她盘问了我许多话,听她口气好像我参加意国军队是一粧丢脸的事。

  “吃饭时我可以喝酒吗?”我问她。

  “除非有医生的吩咐。”

  “医生没来以前,我是不是就不能喝?”

  “绝对不许喝。”

  “你们应该找过医生了吧?”

  “我们打电话到科莫湖去找过他。”

  她出去了,盖琪小姐走进房来。

  “你为什么对范坎本女士这么没礼貌?”她很熟练地替我做了些事情后,这么问道。

  “我并不是有意要这样的,可她太傲慢了。”

  “她倒说你跋扈蛮横。”

  “哪里,医院里没医生,这玩的是什么把戏啊?”

  “他就回来了,她们打电话到科莫湖去找过他。”

  “他在那儿干吗?游泳?”

  “不,他在那儿有个诊所。”

  “他们为什么不另外找个医生来?”

  “嘘!嘘!你做个好孩子,他就会来的。”

  我叫人去把看门人找来,他来时我用意大利语跟他说,叫他上酒店去给我买一瓶辛扎诺牌味美思和一尊基安蒂红酒,还有晚报。他去了,回来时用白纸包着酒,报纸摊开,我叫他拔掉瓶塞,把红酒和味美思都放在床底下。他走了以后,我独自一人在床上躺着看了会儿报纸,看看前线的消息、阵亡军官的名单和他们得到的勋章,随后我把那瓶味美思从床底下拿了出来,笔直地摆在我的肚子上,让阴冷的玻璃瓶冰着肚皮,一小口一小口地呷着,酒瓶底在肚皮上印上了圆圈儿。我看着外边屋顶上的天空渐渐暗下来。燕子来回转着,我一边看着燕子和夜鹰在屋顶上飞,一边喝着味美思。盖琪小姐端来一个玻璃杯,里边是蛋奶酒。她进来时我赶快把味美思藏在床的另外一边。

  “范坎本女士在这里边掺了些雪利酒,”她说,“你不该对她那么粗鲁。她年纪不小了,还在医院里担负着这么大的责任,华克太太也老了,没法帮她的忙。”

  “她人很出色,”我说,“我很感谢她。”

  “我去把你的晚饭端来。”

  “不着急,”我说,“我还不饿。”

  她把托盘端来放在床边的桌子上,我向她道了声谢,吃了一点晚饭。饭后外边的天更暗了,我能看见天空中晃动着探照灯的光柱。我望了一会儿就睡着了。我睡得很沉,只有一次流着汗惊醒过来,随后又睡着了,尽量的避免做梦。离天亮还早,我又醒了过来,听见鸡叫,清醒地躺着一直到天蒙蒙亮。我很疲倦,天真的亮了以后,又睡着了。十四我醒来时,房间充斥着阳光。我以为又回到了前线,所以在床上把身子伸了伸。想不到双腿疼痛,低头一看,看到腿上绑着的肮脏绷带,才想起自己在哪儿。我伸手抓住电线按电铃,听见了走廊上那个电铃响了,随后有个穿着橡皮底鞋子的人走近来。来的是盖琪小姐,在明亮的阳光下,她显得有些苍老,而且也不那么漂亮了。

  “早上好,”她说,“你夜里睡得好吗?”

  “挺好,多谢你,”我说,“我可以叫个理发师来吗?”

  “我刚才来看你,你正抱着这个东西在床上熟睡着呢。”

  她打开橱门,举起那瓶味美思,差不多巳经空了。“你床底下的那一瓶我也放在这儿了,”她说,“你为什么不跟我要个杯子呢?”“我不是怕你不让我喝么。”

  “本来我是可以陪你一起喝一点儿的。”

  “你是个好姑娘。”

  “单独一人喝酒不好,”她说,“你以后可别这么做了。”

  “好的。”

  “你的朋友巴克莱小姐来了。”她说。

  “真的?”

  “是真的,可是我不喜欢她。”

  “你会喜欢她的,她人很好的。”

  她摇摇头。“我只能说她很漂亮。你可以往这边挪一下吗?好了,我给你洗一洗,准备吃早餐。”她拿了块布和肥皂,用温水给我洗。“你把肩膀抬起来,”她说,“这样行啦。”

  “能不能在早饭前把理发师找来?”

  “我去让看门人把他找来。”她走了出去又走回来。“他去叫了。”她说,一面把手里的那块布浸在水盆里。

  理发师跟着看门人进来了。他大概有五十岁左右,留着向上翘的小胡子。盖琪小姐给我洗好了,走了出去。理发师过来在我脸上涂上皂沬,给我刮胡子。他人很严肃,也不说话。

  “怎么啦?有什么消息没有?”我问。

  “什么消息?”

  “随便什么消息,城里发生什么没有?”

  “这是战争时期,”他说,“到处有敌人的耳目。”

  我抬头看看他。“脸别动,”他说,一边继续刮胡子。“我什么都不说“你到底怎么啦?”我问。

  “我是意大利人,不能给敌人通风报信。”

  我只好随着他。倘若他是疯子,我的脸还是早一点离开他的剃刀的好。

  有一次,我想好好地看一眼他。“当心,”他说,“剃刀快得很。”修脸后我付钱给他,给了他半个里拉做小费,可他并没有要。

  “我不要,虽然我没上前线,但我还是意大利人。”

  “滚你妈的蛋。”

  “那我就走了,”他说,用报纸包好剃刀。他走了出去,把半个里拉放在了床头的桌子上。我按按铃,盖琪小姐走进来。“麻烦把看门人找来。”

  “好的。”

  看门人来了。他竭力忍住了笑。

  “那理发师是不是疯子?”

  “不是,长官。他搞错了。他没听懂,以为我说你是个奥国军官。”

  “噢。”我说。

  “哈哈哈,”看门人直笑,“他这个人还真有趣,他说只要你动一动,他就——”他伸着食指划一划喉咙。

  “呵,呵,呵,”他竭力忍住笑,“后来我对他说,你并不是奥地利人。呵,呵,呵。”

  “呵,呵,呵,”我埋怨道,“他要是真把我当奥国军官给杀了,那就更有趣了。呵,呵,呵!”

  “那倒不会,长官。他非常害怕奥地利人。呵呵。”

  “哼哼,”我说,“去你的吧。”

  他走出去,我听见他在走廊上的笑声。走廊上有走过来的脚步声,我望着门,来的是凯瑟琳?巴克莱。她走进房,走到床边。

  “你好,亲爱的。”她说。她看上去又清新又年轻,十分美丽。我想她是我见过的最美丽的女子。

  “你好。”我说。我一看到她,就爱上了她,每天都神魂颠倒的。她望望门口,确定没人,就在床沿上坐下,弯下身来吻我。我把她搂过来,吻她,感到她的心在评评地跳。

  “亲爱的,”我说,“你能够来这儿不是很奇妙嘛!”

  “其实要来并不难,不过要一直留在这儿,可能不容易。”

  “你必须一直留在这儿,”我说,“噢,这真是太好了。”我爱她爱得疯了。我简直不敢相信她真的就在眼前,我紧紧地抱住她。

  “别这样,”她说,“你身体还没完全康复呢。”

  “哪里,我巳经没事了,来吧。”

  “不,你还没有完全好呢。”

  “怎么会,我行,我行的。求求你。”

  “你真的爱我吗?”

  “我真的爱你,而且爱得发疯,请你快来吧。”

  “我们的心在跳呢。”

  “我不管这个,我要的是你。我只是爱你爱得发疯了。”

  “你真的爱我吗?”

  “别总问这个问题。来吧,求求你。求求你,凯瑟琳。”

  “好,不过只一会儿。”

  “好的,”我说,“把门关好。”

  “你不能这样,咱们不能这样。”

  “来吧,别说话。请你来吧。”

  凯瑟琳坐在床边的椅子上。门开着,外面就是走廊。狂热之后,我觉得空前愉快。

  她问道:“你现在相信我是爱你的吗?”

  “噢,你真可爱,”我说,“你必须一直陪我留在这儿,他们不能打发你走。我爱你爱得发疯了。”

  “我们得十分小心,咱们不该像刚才那样发疯似的。”

  “在晚上还是可以的。”

  “我得格外小心,你在别人面前也要留个神。”

  “我会特别小心的。”

  “你得小心,你讨人喜欢。你真的爱我,对吗?”

  “别再说这个了,你不知道这叫我有多难受。”

  “那我以后尽量不说就是了。我现在得走了,亲爱的,真的。”

  “快点回来啊。”

  “一有机会我就来。”

  “再会。”

  “再会,亲爱的。”

  她走了出去。天知道我本来不想爱上她,不想爱上任何人。但是天知道我现在是真的爱上她了,我现在躺在米兰一家医院的病床上,千头万绪,我觉得非常愉快幸福。最后盖琪小姐进来了。

  “医生快来啦,”她说,“他从科莫湖打来了电话。”

  “他什么时候到?”

  “今天下午。”

  下午,医生匆忙赶回来了。他是个痩小而且沉默的人,战争似乎使他变得有些神经质。他以一种轻巧、文雅而又显得厌恶的态度,从我两条大腿中取出了几小块钢弹片。他用一种局部麻醉剂使肌肉组织麻木,免得疼痛,直到他那探针、解剖刀或是钳子穿透了麻醉的肌肉层才觉得痛。病人可以很清楚地感觉到什么地方是被麻醉过的。过了一会儿,脆弱文雅的医生巳经不耐烦了,于是他说,还是拍X光片子吧,探伤的方法不大满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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