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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40章 永别了,武器(12)

  “小伙计会送来的。”凯瑟琳说。她一挥手,马房旁边那个卖酒凉亭里就有个小伙计跑出来。我们在一张圆铁桌边坐下了。

  “你是不是更喜欢和我单独待在一起?”

  “是的。”我说。

  “跟他们在一起的时候,我就觉得很空虚。”

  “这儿好得很。”我说。

  “是的,这真是个漂亮的赛马场。”

  “是挺好的。”

  “我可不想扫了你的兴,亲爱的。什么时候你想回去了,咱们再回去。”

  “不,”我说,“我们就在这儿喝点儿酒吧,等一会儿,我们去越水障碍那儿,看障碍赛马。”

  “你对我真好。”她说。

  我们单独在一起待了会儿后,就又很高兴地回去找他们了。我们尽兴而归。

  时届九月,转眼间巳是秋天。先是使人感到夜里的阴凉,接着白天也阴凉起来,公园里的树叶一一褪色,于是我们知道夏季真的巳经结束了。前线战事失利,他们攻不下圣迦伯烈山。培恩西柴高原上的战事巳经结束,到了九月中旬,圣迦伯烈山的战事也将要结束了。他们攻不下这山峰。爱多亚巳经回到前线。马匹也巳运往罗马,米兰巳经没有赛马了。克罗威也上罗马去了,准备从那儿回美国。米兰城里发生了两次反对战争的骚乱,都灵也有一次激烈的骚乱。有位英国少校在俱乐部里告诉我说,意军在培恩西柴高原和圣迦伯烈山损失达十五万人。他说,他们在卡索高原上还损失了四万人。我们要了一瓶酒,边喝边聊起来。他说今年这儿的战事就算是结束了,意军贪心多吃了一口,巳经吃不消了。他说法兰德斯的总攻击看样子也是不行的。倘若盟军总是像今年秋天这样白白牺牲掉士兵的性命,那一年之内它就会垮台的。他说我们大家都巳经垮了,但我们大家还不知道巳经跨了,也有些知道的,只是装作不知道罢了。哪一国拼死熬到最后才发觉这一点,便会打赢这场战争。我们又喝了一杯酒。现在俱乐部里就只剩我们两人靠坐在大皮沙发上。他那漂亮的黑色皮靴,被擦得锃亮。他说全是胡闹。上级官员想的只是师团和人力,大家都为着师团吵个不停,一调拨给他们,便拿去拼个精光。他们都垮了。德国人打了胜仗,天啊,德国佬才是真正的军人。不过他们也垮了。我问他:“俄罗斯怎么样?”他说:“他们迟早是要垮的,你马上就会看到的,还有奥军也要垮了。倘若他们还有几个师的德国兵,就还能打胜仗。”“那你觉得,今年秋天他们会发起进攻吗?”“当然会来,意军垮了,这大家都知道。”“等德国佬从特兰提诺地区冲下来,在维琴察把铁路切断,到那时候意军还能怎么样呢?他们在一九一六年就试过了。”我说。“那次德军没有一同来。是的。”我说。他又说:“他们大概不会这么做,太简单了,他们准备来个复杂一点的,弄一个大垮特垮。”“我得走了,我说,“我得回医院了。”“再会。”他说。随后又愉快地说:“万事顺利!”他对世界的悲观和他个人的乐观形成了一种强烈的反差。

  我在一家理发店歇下来,修了个脸才回医院。我的腿经过长期疗养,能恢复到现在这个程度巳经不错了。三天前我检查过一次。我在马焦莱医院所接受的机械治疗,还得去几趟才算完事,所以我特地抄小道,练习不瘸腿走路。有个老头儿在一条拱廊下替人家剪影。我停下来看他剪。有两个姑娘站在一起让他剪影,他剪得好快,一边剪着一边侧头看她们。姑娘们娇笑个不停。他把剪好的半身像先拿给我看了看,然后贴在白纸上递给姑娘们。

  “她们长得很美,”他说,“你要不要也剪一个,中尉?”

  姑娘们边看着她们的剪影边笑着走了。她们都长得很好看,有一个是医院对面那家酒店里的女店员。

  “好的。”我说。

  “脱掉帽子。”

  “不,还是戴着吧。”

  “那出来的效果就不那么好看了,”老人说,“不过,”他高兴起来,“这样更有军人气派。”他在黑纸上剪来剪去,随后分开这两层厚纸,把半身像贴在一张卡纸上递给我。

  “多少钱?”

  “不用了,”他摇摇手,“就当我送给你了。”

  “请,”我掏出几个铜币来,“就当做茶钱吧。”

  “不,本来我也只是为了好玩,把钱留下给你的女朋友吧。”

  “那就谢谢了,再会。”

  “再会。”

  我走回医院去。有些我的信件,一封是公函,还有其他的。公函通知我有三星期的“疗养休假”,过后就要回前线去了。我好好地看了一遍,也好,那就定了,我的疗养休假自十月四日算起,我的机械治疗也就在那天结束。三星期是二十一天,那么十月二十五日我就得走了。我跟他们说了我要出去一趟,就跑到医院斜对面一家馆子去吃晚饭,在饭桌上看信件和晚报。有一封祖父来的信,讲了些家里的事以及一些效忠国家的话,附有一张两百元的汇票和一些剪报,那位神父也给我来了一封沉闷的信,还有一封是一个参加法国空军的朋友来的,他现在交了一帮野朋友,信的内容都是荒唐事,雷那蒂也来了一封,内容简短,问我在米兰还要躲多久,有什么新闻?他要我带些唱片回去,还列了一个单子。我吃饭时喝了一小瓶基安蒂酒,饭后一杯咖啡,一杯科涅克白兰地,读完了晚报,把信件揣在口袋里,把报纸和小账搁在桌上便走了。回到医院的房间里,我脱了衣服,换上睡衣裤,拉下通阳台的门帘,坐在床上看波士顿的报纸一一那叠报纸原是迈耶斯太太留在医院里给她的“孩子们”看的。芝加哥的“白短袜”队在美国联赛中夺得冠军,而纽约“巨人队”在全国联赛中的分数遥遥领先,宝贝鲁思当时正在波斯顿队里当投手。报纸很无聊,内容单一,陈旧过时,战事报道也都是陈旧的。美国新闻讲的都是训练营的情况,幸好我没进训练营。报纸上唯一值得看的就是棒球消息,但我对于这个又不是很感兴趣。报纸堆得厚厚的,竟翻不出一条让人感兴趣的。它们巳经失去了它的真实性和及时性,但为了打发时间,我还是看了一会儿。我想,不知道美国是否真的卷入了战争,会不会把这两大联赛停下来?也许不会吧。意大利的战况巳经够激烈了,米兰还不是照样有赛马,法国巳停止赛马了。那匹叫做贾巴拉克的马就是从法国运来的。凯瑟琳要到九点钟才上夜班。她刚上夜班,我就听见她在我这层楼上的走动声响,有一次还看见她从门外走廊上走过。她查过其他病房后,才来我这间。

  “我来晚了,亲爱的,”她说,“刚才事情太多了,你好啊?”我把我收到的公函和休假的消息告诉了她。

  “太好了,”她说,“你打算上哪儿去呢?”

  “哪儿都不去,我要待在这儿。”

  “那太傻了,你选个地方,我和你一起去。”

  “你有时间吗?”

  “还不知道,不过我会来的。”

  “还是你有本事。”

  “哪里,只要你不计较得失的话,人生还有什么事是克服不了的呢!”

  “你说的是什么意思?”

  “没什么,我只在想,有一些在当时觉得是困难的事,现在回想起来,不过是小阻碍罢了。”

  “我倒觉得这事不太好办。”

  “没什么大不了的,亲爱的,顶多我就一走了之,但也到不了这。”

  “我们上哪儿去呢?”

  “你想去哪都行,只要是没熟人的地方。”

  “不管去哪儿,你都无所谓吗?”

  “无所谓,哪儿都行。”

  她的模样似乎有些烦躁紧张。

  “怎么啦,凯瑟琳?”

  “没事,没有什么。”

  “一定有事。”

  “没事,真的没什么。”

  “我知道有事,告诉我,亲爱的,你可以告诉我。”

  “真的没有什么。”

  “快告诉我。”

  “我不想说,我怕说了你会不高兴或者担心。”

  “不会的。”

  “你真的不会吗?我倒没事儿,就是怕你心烦。”

  “如果你不会因为这件事烦恼,那我也不会。”

  “我真不想说。”n兑吧。”

  “非说不可吗?”

  “是的,必须说。”

  “我有孩子了,亲爱的。差不多三个月了,你不发愁吧?请你千万别担心,一定不要发愁。”

  “好的,我没事。”

  “真的没事吗?”

  “当然啦。”

  “我巳经用了各种方法,什么药都吃了,但还是没用。”

  “我并不愁。”

  “我真想不出办法了,亲爱的,但是我不心烦。请你也不要发愁或者不好过。”

  “我只是担心你。”

  “那就更没必要了,你就是不该担心我。女人怀孕,生孩子,这是很正常的事。”

  “你真厉害。”

  “怎么会,不过你千万别操心,亲爱的。我一定有办法不会给你添麻烦的,我知道巳经给你添麻烦了,但是在这以前我还是个好姑娘吧?你一点都不知道我怀孕这件事,对吗?”

  “是的,我不知道。”

  “那就好了,你根本用不着发愁,我能看出你在发愁。别再想了,你不想喝杯酒吗,亲爱的?我知道你喝杯酒会高兴一点儿。”

  “不,我现在就很高兴,你还真是了不起。”

  “别这么说,只要你想好去哪儿了,我一定有办法跟你走,住在一起。十月的天气一定很好,我们一定能过快乐幸福的日子,亲爱的。等你上了前线我天天给你写信。”

  “那到时候你去哪儿呢?”

  “我现在也不知道,但是总会有个不错的地方,就让我自己来想吧!”

  我们静默了一会儿,都没说话。凯瑟琳坐在床边,我望着她,彼此不接触。我们中间隔着一段距离,仿佛有个第三者闯进了房间,彼此都觉得有些不自然。她伸出手来抓住我的手。

  “你不会生我的气吧,亲爱的?”

  “不会。”

  “你是不是有种中了圈套的感觉?”

  “也许是有一点儿,但那不是你设的圈套。”

  “我没说是我设的圈套,别傻头傻脑。我的意思只是中圈套的感觉。”

  “从生物学的角度来看,你总是觉得自己中了圈套。”

  虽然身体没动弹,手也没有挪开,但是她的思绪巳经跑得远远的了。

  “‘总是’这两字不大好听。”

  “对不起。”

  “没有关系。但是你看,我从没怀孕过,甚至从来没爱过人,而且一直顺从着你,你现在倒说起‘总是’这种话来。”

  “要不我把舌头割掉吧。”我建议。

  “哦,亲爱的!”她的思绪回来了,“你可别太认真。”我们又在一起了,刚才那种不自然的感觉消失了。“我们俩本是一个人,可别故意制造误会。”

  “我们不会的。”

  “但是人们常常会这样,他们先是相爱,故意制造误会,争吵,到最后两人的感情忽然变了。”

  “我们不争吵。”

  “我们不该争吵。因为你我只有两人,而跟我们作对的是整个世界上的人。如果你我产生隔膜,就完蛋了,人家就能征服我们了。”“我们不会被征服的,”我说,“因为你太勇敢了,勇敢的人一定没事。”

  “死总是要死的。”

  “不过只死一次。”

  “我不知道,这句话是谁说的?”

  “懦夫千死,勇者只有一死”

  “当然就是这句话,是谁说的?”

  “我也不知道。”

  “也许说这话的人就是个懦夫,”她说,“他对懦夫很熟悉,对勇者可全然不知。勇者倘若是聪明人的话,也许要死上两千次。他只是不说出来就是啦。”

  “这倒难说,要了解勇者的内心可不是件容易的事。”

  “对啦,就是这个意思,勇者从不轻易吐露内心世界。”

  “你倒像个权威。”

  “别这么说,我可承受不起。”

  “你很勇敢。”

  “不,我不是,”她说,“不过我很想做个勇者。”

  “我不是勇者,”我说,“我知道自己的地位。经过在外边这么长时间的磨炼,我也认识自己了。我就像个球员,知道自己只有二百三十码的实力,再努力也不行。”

  “击球成绩是两百三十的球员是什么样的人呢?听起来挺神气的。”

  “不是,对于一个玩棒球的人来说,只是个平平常常的击球手。”“不过那也还是个击球手啊。”她打趣道。

  “看来,我们都是自命不凡的家伙。”我说。

  “我不是,不过我希望是。”

  “我们俩都是勇敢的,”我说,“我喝了一杯酒就很勇敢。”

  “我们两人都很棒。”凯瑟琳说。她走到镜橱边,拿出一瓶科涅克白兰地和一个杯子给我。“喝杯酒吧,亲爱的,”她说,“你的心态很好。”

  “我不是真的想喝酒。”

  “来一杯吧。”

  “好。”我喝水杯里倒了三分之一的科涅克白兰地,一口喝干了。“这很伟大,”她说,“我知道白兰地是英雄喝的,不过你也不需要喝这么多。”

  “战后我们去哪住呢?”

  “大概在一家养老院吧,”她说,“三年来,我总是孩子气地痴想战事会在圣诞节结束。但是现在我希望等我们儿子当上了海军少校再结束”

  PK。

  “也许他还要当陆军少将呢。”

  “倘若战争能持续一百年,他还可以在海陆两军都试试。”

  “你不想喝杯酒吗?”

  “不,酒总会让你高兴,但总是让我头晕。”

  “你从来不喝白兰地吗?”

  “不喝,亲爱的。我是个很传统的老婆。”

  我伸手到地板上去拿酒瓶,又倒了一杯酒。

  “我还是去看看你的同胞们吧,”凯瑟琳说,“或者你看会儿报纸等我回来。”

  “你非去不可吗?”

  “现在不去,过一会儿还是得去的。”

  “好吧,还是现在去吧。”

  “我一会儿就回来。”

  “那时我把报纸都看完了。”我说。

  那天夜里天气突然转冷,第二天下起雨来。我从马焦莱医院回来时雨很大,赶到房里,浑身都淋湿了。我换了衣服,喝了一点白兰地,但是喝起来一点味道都没有。当天夜里就觉得不舒服,第二天早饭后竟然呕吐起来。

  “没有疑问,”住院医师说,“瞧他的眼白,小姐。”

  盖琪小姐看了看,又拿面镜子叫我自己照。我的眼白发黄,原来是黄疸病。为这病,我又在医院里待了两个星期。所以我便没能和凯瑟琳一起过“疗养休假”。我们本来计划到马焦莱湖上的巴兰萨去。在树叶转黄的秋天,那儿一定很好玩。可以在幽径散步,可以在湖上拖钩钓鳟鱼。那地方比施特雷沙好得多,因为人少一点。施特雷沙和米兰的交通非常方便,总会碰上熟人。巴兰萨那边有个好村庄,你可以划船到渔夫住的那些小岛上去玩,其中最大的一座岛上还有一家饭馆。但可惜,我们没去成。

  有一天,得了黄疸病的我正在床上躺着,范坎本女士走了进来,打开镜橱,看到了里边的那些空酒瓶。我曾叫看门人拿走过一部分,准是让她碰到了,因此又跑来搜查一下。瓶子大多是味美思瓶、马萨拉葡萄酒瓶、卡普里酒瓶、吉安蒂酒瓶和一些科涅克白兰地瓶。看门人拿走的那些是大一点儿的瓶子,是装味美思和那种用稻草包起来的基安蒂酒瓶,还剩下些白兰地瓶子准备等一下再拿。范坎本女士搜查到的正是这些白兰地瓶子和一个狗熊形的瓶子,里边装着莳萝利口酒。

  狗熊形的瓶子让她特别恼火。她把它拿起来看看,这狗熊是蹲着的,前爪向上,玻璃熊头上有个瓶塞,底部黏着一些玻璃珠,我大笑起来。

  “这是莳萝利口酒,我说,“最好的莳萝利口酒才用这种狗熊瓶装,产自俄国。”

  “那些都是白兰地瓶子吗?”范坎本女士问。

  “我不太清,”我说,“不过大概都是吧。”

  “你这样擅自喝酒有多久了?”

  “这都是我自己买回来的,”我说,“经常会有一些意大利军官来看望我,不得不备点白兰地招待他们。”

  “难道你自己就不喝吗?”她说。

  “我自己也喝。”

  “白兰地,”她说,“十一只白兰地空瓶子,还有那瓶狗熊酒。”

  “莳萝利口酒。”

  “我找个人来把它们都拿走,你的空酒瓶都在这儿吗?”

  “目前只有这一些。”

  “我竟然还可怜你的黄疸病呢,在你身上产生这种感情真是浪费。”“谢谢你。”

  “我可以理解你不愿意上前线,但是故意纵酒来害上黄疸病,未免太不聪明了吧。”

  “你说我故意什么?”

  “故意纵酒,你明明听得很清楚啊!”我一声不响。“除非你还能找到什么别的借口,我很不情愿地告诉你,你这黄疸一好,就得回前线。我不相信你这自己促成的黄疸病还能有资格享受疗养休假。”

  “你不相信?”

  “我不相信。”

  “你自己得过黄疸病没有,范坎本女士?”

  “没有,但是这种病人我倒见过不少。”

  “那你认为这种病人好过吗?”

  “总比前线好一点吧。”

  “范坎本女士,”我说,“你可曾听说有人因为想逃避军役而自踢阴部?”

  范坎本女士并不理会我这个实际问题。她应该离开房间直接走的,她不愿意走开,因为她向来不喜欢我,现在正可趁机编排我一顿。

  “我倒知道有好多人,为要逃避上前线,故意叫自己受伤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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