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41章 永别了，武器(13)

　　“问题不在这里，你说的那种人我也见过。我问你的是：你可曾听见有人因为想逃避兵役而自踢阴部？因为这种感觉与黄疸最相近，依我想，女人很少有这种经验。所以我问你生过黄疸病没有，范坎本女士，因为一一”范坎本女士走出房去了。后来，盖琪小姐走进来。“你对范坎本说了什么啊？她气坏了。”

　　“我们不过是在比较各种不同的感觉，我说到她没有体验过生孩子一一”

　　“你这傻瓜，”盖琪说，“她会要了你的命的。”

　　“她巳经要了我的命，”我说，“她取消了我的休假，她还不如直接让我上军事法庭，她太卑鄙了。”

　　“她一直不喜欢你，”盖琪说，“到底吵什么啊？”

　　“她说我因为不想上前线，所以故意纵酒促成黄疸。”

　　“呸，”盖琪说，“我可以发誓说你从来没喝过酒，人人都能为你证明。”

　　“她巳抄到酒瓶子啦。”

　　“我都跟你说了无数次了让你把瓶子清出去，现在瓶子呢？”

　　“镜橱里。”

　　“你有没有手提包？”

　　“没有，把瓶子装在帆布背包里吧。”

　　盖琪小姐把瓶子装在背包里。“我拿给看门人。”她说。她朝那儿走去。

　　“等一等，”范坎本女士说，“瓶子交给我。”她早就把看门人叫来了。“请你拎着，”她对看门人说，“我打报告的时候，要给医生看看。”她沿着走廊走去，看门人提着背包跟着。他知道里边是什么。

　　我除了丢掉了休假以外，倒没有什么别的事。

　　我回前线的那个夜晚，先让看门人去火车站给我占了个座。列车先在都灵编好，开到米兰约在夜里十点半左右，大约会在米兰站停两个小时，等到午夜才开走。要想坐着的话，等一到米兰站就得上去抢。看门人拉了一个在休假的当机枪手（原来的职业是裁缝）的朋友作陪，两人合作，总能抢到一个位子。我给了他们买月台票的钱，行李也让他们帮我拿过去了。我的行李有一个大背包和两只野战背包。午后五点钟左右，我向医院人员告别，走了出去。我的行李放在看门人的屋子里，我告诉他说，我快到半夜时到车站去。他的妻子叫我“少爷”，这时哭了起来。她擦擦眼睛，跟我握握手，接着又哭了。我拍拍她的背，她又哭起来。她经常给我缝补一些东西，是个又矮又胖的女人，笑嘻嘻的脸，一头白发。她一哭起来，整个脸就好像碎了一样。我坐在拐弯处一家酒店里等着，望着店窗外。外面黑暗，寒冷，还有雾。我付了我那杯咖啡和格拉巴酒的钱，借着窗口的光，张望着外面走过的行人。我看见了凯瑟琳，便敲敲窗户。她张望了一下，看见是我，便笑笑，我走出去迎接她。她身披一件深蓝色的斗篷，头戴一顶软毡帽。我们沿着人行道一起走过那些酒店，穿过市场，转上大街，穿过一道拱门，到了大教堂广场。那儿有电车轨道，再过去便是大教堂。在雾里，教堂显得又白又湿。我们跨过了电车轨道。我们的左边是窗明镜亮的铺子和拱廊的入口。广场上罩着一层雾，当我们走到大教堂跟前时，教堂显得非常宏伟，石头的墙壁湿漉漉的。

　　“你想进去吗？”

　　“不。”凯瑟琳说。我们朝前走。前面一个石扶壁的暗影里，站着一位士兵和他的女朋友，他们正紧紧地依偎在一起，士兵用他的披肩裹住了她。

　　“他们和我们一样。”我说。

　　“没人和我们一样。”凯瑟琳说。她的语气并不快乐。

　　“我希望他们有个地方可以去。”

　　“这对他们也不见得是好事吧。”

　　“这不好说，人人都希望能有个安身的地方。”

　　“他们可以进大教堂去。”凯瑟琳说。这会儿我们巳经走过那教堂了，来到了广场的另一头，回头望望大教堂。它在雾中的确很美。我们正站在皮货铺前，店窗里放着马靴、一只背包和滑雪靴。每件物品单独放开陈列着，背包摆在中间，一边放着马靴，一边放着滑雪靴。黑色的皮子，被油敷得光滑极了。电灯光把这些暗色的皮件照耀得亮光光的。

　　“我们什么时候滑雪去。”

　　“两个月后缪伦那儿就可以滑雪了。”凯瑟琳说。

　　“我们就上那儿去吧。”

　　“好的。”她说。我们又走过一些店铺，拐进一条小街。

　　“这条街我从来没来过。”

　　“我上医院去就抄这条近路。”我说。那是一条狭窄的小径，我们靠着右边走。雾里来往的人流还很多。沿街尽是铺子，店窗里都点着灯。有一个店窗里放着一叠干酪，我们张望了一下。我在一家枪械铺子前停住脚。“进去一会儿吧，我得买支枪。”

　　“哪种枪？”

　　“手枪。”我们走进去，我把身上的皮带连同空的手枪套解了下来搁在柜台上。柜台后边有两个女人，她们拿出几支手枪来。

　　“得配上这手枪套。”我说，把灰色的枪套打开，这是我从旧货摊买的，经常在城里佩带。

　　“她们有好的手枪吗？”凯瑟琳问。

　　“差不多都一样，我能试试这支吗？”我问店里的女人。

　　“现在这里可没有试枪的地方，”她说，“枪倒是很好的，包你没错儿。”

　　我把扳机扳了一下，再把弹机往回拉。虽然弹簧紧了一点儿，倒还顺手。我瞄瞄准，啪地扳了一下扳机。

　　“这枪是用过的，”那女人说，“它的主人是一位枪法很准的军官。”

　　“是你卖给他的吗？”

　　“是的。”

　　“你怎么收回来的？”

　　“从他的勤务兵手里。”

　　“说不定我的你也会收回去的，”我说，“多少钱？”

　　“五十里拉，很便宜。”

　　“好的，我还要两只额外弹夹和一盒子弹。”

　　她从柜台底下取出这些东西来。

　　“你要不要佩刀？”她问，“我有几把人家用过的佩刀，很便宜。”“我是要上前线的。”我说。

　　“哦，那就用不着佩刀了。”她说。

　　我付了子弹和手枪的钱，把子弹装进弹仓，插好，接着把手枪装在手枪套里，额外弹夹里也装上了子弹，然后插在手枪套上的皮槽里，最后才把皮带围在身上扎紧。我觉得手枪在皮带上沉甸甸的，其实最好还是佩戴这种军用手枪，因为随时都能弄到子弹。

　　“我现在巳经全副武装好了，”我说，“这是我一直都想办的一件事，我原来那支枪，在我上医院来时被人拿走了。”

　　“我希望这是支好枪。”凯瑟琳说。

　　“还有别的需要吗？”那女人问。

　　“应该没有了吧。”

　　“手枪上有根扣带。”她说。

　　“我看到了。”

　　那女人想兜卖别的东西，“你不需要个哨子吗？”

　　“大概用不着吧。”

　　女人说了再会，我们走到外边人行道上。凯瑟琳望望店窗。女人往外望，向我们欠欠身子。

　　“那些镶在木头里的小镜子是做什么用的？”

　　“是用来吸引飞鸟的。他们在田野里晃动着这种小镜子，云雀看见便飞出来，意大利人就开枪打。”

　　“真是个别出心裁的民族，”凯瑟琳说，“亲爱的，你们在美国不打云雀吧？”

　　“倒没有专门打的。”

　　我们跨过街，开始在街的那一边走。

　　“我现在感觉好一点了，”凯瑟琳说，“刚才出发时还怪不好受的。”“我们在一起总觉得很快乐。”

　　“我们要永远在一起。”

　　“是的，不过我半夜就得走了。”

　　“别去想，亲爱的。”

　　我们沿着街走去。雾使得街灯发黄。

　　“你不疲倦吗？”凯瑟琳问。

　　“你呢？”

　　“我没事，散步很有趣。”

　　“可咱们也别走太长时间。”

　　“好的。”

　　我们拐进一条没有灯光的小街，走了一会儿。我站住了吻凯瑟琳。我吻她时感觉到她的手搭在我肩膀上。她把我的披肩罩在她身上，于是我们两人被裹在了一起。我们站在街上，身子靠着一道高墙。

　　“找个地方去吧。”我说。

　　“好。”凯瑟琳说。我们沿着街走，走到运河边一条比较宽阔的街道。街的另一边有道砖墙和一些建筑物。我看见前面有一部电车正在过桥。

　　“我们可以在桥上雇部马车。”我说。我们站在雾中的桥上等待马车。几部电车开过去了，载满了回家的人们。随后有部马车赶来了，可是里边有个人。雾现巳转成雨。

　　“我们不如步行或者赶电车吧。”凯瑟琳说。

　　“总会过来一部的，”我说，“马车一向打这儿经过的。”

　　“有一部来了。”她说。

　　车夫停下马，调整好计程器。车篷早巳罩上了，赶车的外衣上淌着雨水。他那顶有光泽的礼帽都打湿了，闪闪发亮。我们一起靠在了车的后座里，因为罩着车篷，里边很暗。

　　“你叫他上哪儿去？”

　　“车站，车站对面有一家旅馆，我们就上那儿去。”

　　“我们这样子去行吗？没有行李？”

　　“行。”我说。

　　马车冒雨穿梭在小街上，上车站去的路程相当远。

　　“我们不吃晚饭吗？”凯瑟琳问。“等一会恐怕肚子要饿了。”

　　“我们就在旅馆房间里吃饭。”

　　“我没衣服穿，连件睡衣都没有。”

　　“买一件吧，”我说罢就喊赶车的，“绕到曼佐尼大街上去一下。”他点点头，车子到了拐弯处就向左走。到了大街上，凯瑟琳留心找店铺。

　　“这儿有一家。”她说。我叫赶车的停下马，凯瑟琳下了车，跨过人行道，进了店铺。我靠在马车里等她。外面下着雨，我能闻到被打湿的街道和马儿在雨中冒出的热气的味道。她挟着一小包东西回来，上了车，马车又走了。

　　“我太奢侈了，亲爱的，”她说，“不过这件睡衣倒是挺好的。”到了旅馆，我叫凯瑟琳等在车子里，我先进去找经理。还有许多空房间，我走回马车前，付了车钱，带着凯瑟琳一起走进去。穿着有许多纽扣制服的小招待抱着那包睡衣。经理点头哈腰，领我们朝电梯走。旅馆里有许多红色长毛绒的帷幕和黄铜装饰品。经理陪我们乘电梯一起上楼。

　　“先生和夫人就在房间里用饭吧？”

　　“是的，请你把菜单送上来好吗？”我说。

　　“两位喜欢吃一点特别的吧，吃点野味还是来点儿蛋奶酥？”

　　电梯每过一层都嘀嗒响一声，到了第四层，嘀嗒一声停了。

　　“你们有什么野味？”

　　“有野鸡和山鹬。”

　　“还是来只山鹬吧。”我说。我们走在巳经被踩得破烂的地毯上。走廊上有许多门。经理停下来，拿钥匙开了一道门，把它推开。

　　“就在这儿，一间可爱的房间。”

　　有许多纽扣的小招待把包裹放在房中央的桌子上。经理拉开窗幔。“外面有雾。”他说。房间里有红色长毛绒帷幕。有许多镜子，两把椅子和一张大床，床上有条缎子床罩。有一道门通向浴室。

　　“我把菜单送上来。”经理说。他鞠了一躬，走出去了。

　　我走到窗前望望外面，随后拉拉绳子，那些长毛绒的厚窗幔合拢起来。凯瑟琳坐在床上，望着车花玻璃的枝形吊灯。她巳经脱下了帽子，头发在灯光下熠熠发亮。她在一面镜子里看到自己的影子，便用手弄弄头发。我在其他三面镜子里看到她，她的样子闷闷不乐，任凭她的斗篷掉在床上。

　　“怎么啦，亲爱的？”

　　“我过去从没有过当妓女的感觉。”她说。我走到窗边，拉开窗幔向外望。我没想到情况会像这样。

　　“你本来就不是妓女。”

　　“我知道，亲爱的。但是有这样的感觉并不是愉快的事。”她的声音又冷淡又单调。

　　“我们能进的旅馆，这家算是最好的了。”我说。我望着窗外。隔着广场，能看见车站的灯光和公园的树木，街上有马车走过。旅馆的灯光映照在湿漉漉的人行道上。哼，真见鬼，我想，难道一定要在这个时候争吵拌嘴吗？

　　“请上这儿来，”凯瑟琳说。声音不再那么冷淡了。“请你过来吧，我又是个好姑娘了。”我回头望望床上。她在笑着。

　　我走过去，坐在她的身边，吻她。

　　“你是我的好姑娘。”

　　“我当然是你的。”她说。

　　我们吃了晚饭，感到精神愉快，后来，我们尽情地享受，仿佛这房间一下子变成了我们的家。医院里我那间病房曾是我们的家，现在这间房同样是我们的家了。

　　我们吃饭时，凯瑟琳披着我的军装上衣。我们肚子都很饿，菜又烧得好，我们喝了一瓶卡普里酒和一瓶圣伊斯特菲酒，其实大多是我喝的，但是凯瑟琳也喝了一点儿，她喝了后人很愉快。我们的晚餐是一只山鹬，配上蛋奶酥、马铃薯和栗子泥，一盆色拉，点心则是意式酒蒸蛋糕。

　　“这是个好房间，”凯瑟琳说，“是个可爱的房间。我们在米兰，本就该一直住在这儿。”

　　“房间装饰得很怪，不过还是个好房间。”

　　“不道德行为是件奇怪的事，”凯瑟琳说，“经营这种行业的人好像趣味并不低。红色长毛绒真好，要的就是这样的装饰，还有这些镜子也讨人喜欢。”

　　“你是个可爱的姑娘。”

　　“倘若早晨在这种房间里醒来时，我不知道会有什么样的感觉。但是确实是个好房间。”我又倒了一杯圣伊斯特菲酒。

　　“我倒希望在外面能做件真正不道德的事，”凯瑟琳说，“我们所做的每一件事似乎都太天真太单纯了，我不相信我们做了什么坏事。”“你是个了不起的姑娘。”

　　“我只觉得饿，我饿坏了。”

　　“你是个又好又单纯的姑娘。”我说。

　　“关于这一点，除了你以外，没人会这样认为。”

　　“我们刚认识的时候，我胡思乱想了一下午，关于我们一起去加富尔大旅馆的情形。”

　　“你真太放肆了，这里可不是加富尔，对吧？”

　　“对，不是。加富尔不接待像我这样的普通军官。”

　　“他们有一天会接待我们的。不过这就是你我不一样的地方。我从来什么都不想。”

　　“你真的一点儿都没想过吗？”

　　“想了一点儿。”她说。

　　“哦，你真是个可爱的姑娘。”我又斟了一杯酒。

　　“我是个很单纯的姑娘。”凯瑟琳说。

　　“刚开始，我并不那么认为，我以为你是个疯疯癫癫的姑娘呢。”“我过去是有点疯，不过我疯得并不复杂。我没把你搞糊涂吧，亲爱的？”

　　“酒真了不起，”我说，“它能使你忘掉一切不愉快的事。”

　　“酒很可爱，”凯瑟琳说，“但是我父亲却因此得了很严重的痛风。”“你父亲还在吗？”

　　“还在，”凯瑟琳说，“他患有痛风，你可以不见他。你父亲还在吗？”“不在了，”我说，“我有个继父。”

　　“我会喜欢他吗？”

　　“你也可以不见他。”

　　“我们的生活真美满，”凯瑟琳说，“一切都无所谓了，我巳经很幸福地与你结了婚。”

　　招待进来把餐具端走了。过了一会儿，我们静了下来，还能清晰地听见外面的雨声和汽车的喇叭声。

　　我说：“但我随时都听见，时间之车在我身后张着翅膀匆匆逼近。”“我知道这首诗，”凯瑟琳说，“是马韦尔写的。但它是讲一个姑娘不愿意同个男人住在一起。”

　　我觉得头脑很冷静清楚，我想还要谈谈正经事。

　　“你上哪儿去生孩子呢？”

　　“我还不知道，尽可能找个好地方吧。”

　　“那你怎么生活呢？”

　　“我会尽我最大的力量。不要发愁，亲爱的。说不定战争过后，我们要生好几个孩子呢。”

　　“上车的时间快到了。”

　　“我知道，如果你想的话，可以现在就走。”

　　“我不想。”

　　“那么你就不要发愁，亲爱的。你之前还好好的，现在又发愁了。”“我不愁，你多久写封信？”

　　“每天写，人家检查你的信件吗？”

　　“他们的英文不行，让他们看也没有什么关系。”

　　“那我就把信写的混乱些。”凯瑟琳说。

　　“可别太混乱了，到时连我也看不懂了。”

　　“呵呵，好的，我只写得乱一点儿。”

　　“恐怕我们得出发了。”

　　“好的，亲爱的。”

　　“我真舍不得离开我们这美好的家。”

　　“我也一样。”

　　“不过我们真得走了。”

　　“好的，可惜咱们每次都在咱们的家里住不长。”

　　“我们总有一天会的。”

　　“你回来时，我会在我们可爱的家里等你。”

　　“也许我很快就回来了。”

　　“也许你脚上会受一个小小的伤。”

　　“或是耳垂上一个小伤。”

　　“不，我希望你的耳朵保持原样。”

　　“我的脚呢？”

　　“反正你的脚巳经受过伤了。”

　　“我们得走了，亲爱的。真的。”

　　“好，你先走。”

　　我们步行下楼，没乘电梯。楼梯上的地毯巳经破旧了。送晚餐的时候我巳经付了餐费，那个端菜的招待，这时正守在大门边的椅子上。看到我们，他跳起身，鞠了个躬，我就跟着他走进一个小房间，付清了房钱。旅馆经理还记得我是他的朋友，所以拒绝我先付钱，不过他走时还是打发一名招待守在门口，以防我不付账就溜。我看一定发生过这种事，连经理的朋友都靠不住。战争时期认识的朋友实在是信不过。

　　我让招待去叫一部马车，他从我手里接过凯瑟琳的包裹，撑了一把雨伞走出去。我们站在那间小房间里望着窗外，看见他冒着雨走到街那边。

　　“你觉得怎么样，凯瑟琳？”

　　“想睡觉。”

　　“我觉得空虚饥饿。”

　　“准备路上吃的东西了吗？”

　　“准备了，在我的野战背包里。”

　　我看见马车来了。车子停下，马的头在雨中低垂着，那个招待下了车，撑起伞，走回旅馆来。我们在门口迎上他，躲在伞下，走过人行道，上了路边的马车。雨下个不停，水在阴沟里流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