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安忆作品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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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安忆.jpg 王安忆，中国当代著名女作家，1954年3月出生于南京，中国作家协会副主席、复旦大学中文系教授，是中国当代在海内外都享有很高声誉的女作家，被视为文革后，自1980年代中期起盛行于中国文坛的“知青文学”、“寻根文学”等文学创作类型的代表性作家。王安忆的作品主要有小说、散文、儿童文学作品等等，代表作品有《长恨歌》《小鲍庄》《流逝》《富萍》等等。

王安忆的小说普遍带有循环时间观念渗透下圆形思维的意味。这种圆形维引导下的圆形结构散发出浓郁的神秘色彩和悲凉色彩，它将无数个个体生命存在的偶然纳入到一种必然运动的封闭结构之中，尽管每个生命个体都有自己的生命时间，然而在整体时间的演进过程中生命个体叉往往无法把握自己的命运，表现为一种生命本质的无奈和偶然，那些看似不经意的偶然便铸成了人物必然神秘而又悲剧的人生命运，于人际往来和世界苍凉中完成的一种圆融悲远的境界便蕴含其中了。

与此同时，由于过多理性动机介入小说的操作，小说的故事结构开始呈现出很强的隐喻性，并使这种隐喻结构扩张了象征的功能，包括对民族文化根的找寻，对人、人性及人的心理内容急切地探究。事实上，许多小说的故事本身就具有浓郁的隐喻功能，而故事的结构方式、讲述方式则会提升隐喻的文化底蕴和更深层次的内涵。王安忆小说隐喻世界的营构，体现出她对客观世界和生活表现的穿透能力以及对世界的整体关照与把握，使小说既有多义性和无定性，又有严肃性和哲理性，也使人们可以超越生活的表象，从更深的背景和层次去体悟生命与存在。隐喻或是象征作为一种审美方式，在其对世界的符号化过程中，穿透作为表象的现实世界，使审美产生神话的品质，而这种神话品质里沉淀着叙述的魅力和极大的人文含量。

可以说在王安忆的创作过程中始终呈现出一种倾向，那就是捕捉蕴含丰富的主题意象，用以营造象征化的、隐喻性的叙述空间，更是通过在小说中编织一连串的意象，通过意象叠加和组合的方式来结构和拓展叙述空间，使小说文本的叙述空间更富有立体感和层次感。“主题意象在作品中构建起与文本世界相呼应的象征世界，由于象征意义本身具有不确定性，它不显示精确的语义值，这就使叙述的时空淡化了作品的情节线索和人物性格发展的内在逻辑，造成一种虚实交错、明暗掩映的模糊风格。

而在王安忆的整个创作中，也存在着作品与作品间、作品风格间、人物之间甚至是表层结构之间的相互对应的形态，实际上这也是圆形思维在作品中的投射和表现方式，蕴含在圆形结构中对立的两极不断斗争又相互转化的运动形式，并以此对立关系为逻辑动力推动一部小说乃至整个创作向前发展。例如，从文本的表层结构上来看，王安忆惯用双层对比结构，即两个或两组不相干、相对独立的故事平行发展或交错套置在一部小说文本中，呈现出多义的、不甚明晰的意旨。

片断式结构是近年来在王安忆“淮河系列”的短篇小说中，如《姊妹行》、《文工团》、《忧伤的年代》、《喜筵》、《开会》、《花园的小红》等被呈现出来的：另一种结构形式。在这些乡村叙事中，王安忆对以往的小说成规和叙述要素做出了反叛。与过去注重叙述方式、文化追寻和心灵阐释不同，她在叙述中放逐了小说的情节结构，有时淡化甚至抽出了故事情节，不再拘泥于情节发展的完整性和对典型人物的塑造，而着重于对记忆里乡村自然生活形态的描写，让小说形态尽可能地回归到原初的日常生活状态。在叙述的过程中，叙述者舒缓从容像日常谈话一样把过往生活中平淡、零散的人事细节和时间空间片断娓娓道来，于是在不经意间这些片断在文本里累积起来，联结成文。

“一切形式的背后都有非形式的原因，作家建构艺术结构的基本图形，往往正是来自他感知人生的独特方式。”的确，形式本身就是意义，选择何种叙述方式创作小说一定与作家本人当下的经验感受有着某种“象征”关系，对文本的文化内涵也具有重要的指向作用，这种表层叙述方式与深层文化内涵的默契越是自觉，文本的美学意蕴就越充沛，从而使小说达到一定的审美高度。王安忆是一位很重视叙述方式的作家，她的小说叙述方式体现了她创作小说时的叙述姿态，也承载着她对文化、历史、生命的终极思考与关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