梅尔维尔身前没有引起应有的重视，在20世纪二十年代声名鹊起，被普遍认为是美国文学的巅峰人物之一。 《白鲸》直到出版后七十年，才获得社会大众广泛的重视。英国作家毛姆在《世界十大小说家及其代表作》一书中对《白鲸》的评价远在美国其他作家爱伦·坡与马克·吐温之上。他的作品还包括短篇小说，例如《书记员巴特子比》（1856年）以及中篇小说《水手比利·巴德》（Billy Budd，Sailor）。赫尔曼·梅尔维尔的诗并没有获得高度评价，一些评论家认为他是美国首位现代主义诗人，但是有些评论家则认为他的作品更富有后现代主义的色彩。著名桂冠诗人罗伯特·潘·沃伦则认为赫尔曼·梅尔维尔是美国最伟大的诗人。梅尔维尔也被誉为美国的“莎士比亚”。

 

赫尔曼·梅尔维尔是美国最伟大的小说家之一，也是美国象征主义文学大师。他不仅是小说家, 而且还是一位卓越的哲学家和诗人, 他以极其敏锐的目光关注着自己生活的时代及其社会变迁。一生潦倒不得意，他的作品在当时大多也不受欢迎，著名小说有：《泰比》《奥穆》《玛迪》（合称《波里尼西亚三部曲》）、《雷德伯恩》、《白外套》、《白鲸》、《皮埃尔》、《骗子》、《水手比利·巴德》等，短篇小说集《广场的故事》亦被誉为经典之作。其代表作品《白鲸》就像任何一部真正的艺术作品一样， 散发着象征与寓言的意味。这些象征手法贯穿小说始终，从而揭示出梅尔维尔的人与自然观：人类应该观察探索自然， 人类若狂妄地反抗自然， 就会导致毁灭。但是以上这些作品在当时都受到读者的冷遇，麦尔维尔本人也几乎被人遗忘。死后3天，《纽约时报》才在一个不起眼的位置刊登了这个不幸的消息。这些作品长期没有得到重视。直到20世纪20年代，麦尔维尔的价值才被美国文学界“重新发现”，确立了他在美国文学史上应有的地位。西方评论家才对麦尔维尔的后期作品，尤其是《白鲸》非常感兴趣，赞誉它为一部美国文学经典著作。1956年06月27日，由导演约翰·休斯顿（John Huston）根据小说改编的电影《白鲸》（又名Moby Dick）在美国上映。

 

虽然麦尔维尔算不上一个政治家，但他对政治天生有一种敏感。他羡慕美国的新生，但对美国不断向外进行领土扩张持有异议。只要对美国历史稍有了解便不难发现，美国政府在19世纪积极推行“天命说“（Manlifest Destiny），当时的美国民众都有一种矛盾的心理，一方面为自己国家的强盛感到自豪，进而升起一种强烈的自我独立意识; 另一方面为自己的政府不断卷人海外战争、人侵土著居民而感到内疚。青年时代的麦尔维尔自然也不例外。与所有的美国青年一样，麦尔维尔同样为美国的新生而欢呼。由于深受美国超验主义思想的影响，尤其是受到爱默生的“自立”（Self一reliance）思想的感染，麦尔维尔一向主张自立。他曾慷慨激昂地写道: “我们不需要美国版的哥尔斯密斯，不！我们也不需要美国版的米尔顿⋯ ⋯ 让我们抛弃这个助长在文学上对英国阿谈诌媚的发酵剂⋯ ⋯ 让我们大胆地谴责所有的模仿⋯⋯ “‘ 但他也清楚地认识到，美国这个新兴的民族有着许多弊端。在他看来，美国政府过于狂妄，甚至野蛮，打着“天命说“的旗号四处扩张。麦尔维尔亲眼目睹了这种扩张所带来的恶果。美国政治上卷人了南太平洋争端，与其它欧洲列强共同参与侵略和压迫土著岛民。对此，麦尔维尔极为不满，从中可以看到麦尔维尔思想中的两重性因素。他既对欧美殖民主义不满，同情土著岛民，又津津乐道于殖民者的强悍、能干，贬责土著人。这也显示了他思想的局限性。不能否认，麦尔维尔主要是社会的叛逆者，他的作品无不闪烁着批判的火花，直接针砭美国政治。但他也或多或少地参与了美国殖民文化的建构。麦尔维尔对主流文化的批判毕竟还是留有余地的，其中也包含了作者对主流文化的某种认同。

赫尔曼·梅尔维尔，相信邪恶的普遍性，怀疑超验主义的乐观主义理论，对社会进步持悲观态度，他给美国文学注入了悲剧色彩。其代表作《巴特尔比：一名抄写员》体现了梅尔维尔作品对人性有敏锐的观察和深刻的批判，通过对巴特尔比无声抗争的演绎，有力地回应了超验主义过于乐观的世界观。通过分析这部作品与超验主义之间的关系，阐释梅尔维尔对其时美国社会所宣扬的超验主义一种深刻批判，个人根本无力与社会相抗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