乔治·奥威尔，英国记者、小说家、散文家和评论家。1903年生于英国殖民地的印度，童年耳闻目睹了殖民者与被殖民者之间尖锐的冲突。与绝大多数英国孩子不同，他的同情倾向悲惨的印度人民一边。少年时代，奥威尔受教育于著名的伊顿公学。后来被派到缅甸任警察，他却站在了苦役犯的一边。20世纪30年代，他参加西班牙内战，因属托洛茨基派系（第四国际）而遭排挤，回国后却又因被划入左派，不得不流亡法国。二战中，他在英国广播公司（BBC）从事反法西斯宣传工作。1950年，死于困扰其数年的肺病，年仅46岁。乔治·奥威尔一生短暂，但其以敏锐的洞察力和犀利的文笔审视和记录着他所生活的那个时代，作出了许多超越时代的预言，被称为 “一代人的冷峻良知”。其代表作有《动物庄园》和《一九八四》。

奥威尔短暂的一生，颠沛流离，疾病缠身，郁郁不得志，一直被视为危险的异端。在他为数不多的作品中，《动物庄园》与《一九八四》都影响巨大，他以先知般冷峻的笔调勾画出人类阴暗的未来，令读者心中震颤。他将悲喜剧融为一体，使作品具有极大的张力。

奥威尔的卓异之处就在于，并非仅仅用小说来影射个别的人与政权，而是直接揭露语言的堕落。在奥威尔眼里，语言是掩盖真实的幕布，粉饰现实的工具，蛊惑民心的艺术。他坚信，“在一个语言堕落的时代，作家必须保持自己的独立性，在抵抗暴力和承担苦难的意义上做一个永远的抗议者。” 他因作品中的深刻思想，被称为“一代人的冷峻良知”。有评论家如此说：“多一个人看奥威尔，就多了一份自由的保障”。[2]
奥威尔以锐目观察，批判以斯大林时代的苏联为首、掩盖在社会主义名义下的极权主义，以辛辣的笔触讽刺泯灭人性的极权主义社会和追逐权力者。小说中对极权主义政权的预言在之后的五十年中也不断地为历史印证，所以两部作品堪称世界文坛政治讽喻小说的经典之作，他因此被称为“一代人的冷峻良知”。
但其影响绝不仅仅局限于文学界。他在小说中创造的“老大哥”、“新话”、“双重思想”等词汇，皆已收入英语词典；而由他的名字衍生出的“欧威尔主义”、“奥威尔式的”等新词，甚至成为日常通用语汇，从而可见奥威尔和其作品在英语国家的巨大影响。

奥威尔的批评风格是一贯的，始终影响他自己的写作取向，他总是受到一种写作之外的力量的左右，所以写作的形式、审美意趣对他来说都不是一种目的，他也从来不会为写作技巧本身而去追求其完美。哪怕在讨论其他作家的时候，即使有精致艺术的一面，他也会一掠而过，不再去理会。
奥威尔是一个以诚实的政治信念来真实写作的作者。在《我为什么写作》中，他说：“在我缺乏政治目的的时候，我所写的东西，无一例外地都毫无生气，都成了华而不实的段落、没有意义的句子、矫揉造作的形容词，总之，都是废话。”虽然奥威尔所作的是政治的写作，但他不信任任何意识形态，他的写作依靠的不是这样或那样的政治理论，而是他自己的经验和感觉，这种经验和感觉不是孤独的，而是与他人的生活现实联系在一起。他讨厌那些由精英知识分子所设计的社会改造计划和理论，因此，他在陈述自己的政治见解和社会认识时，选用的是普通人能够阅读和理解的文字形式。他憎恨一切政治欺骗，尤其是用文字来糊弄人民的伎俩，所以他自己用一种诚实、真诚的文字来写作。
奥威尔说，“好文章就像一块窗玻璃”（《我为什么写作》），与其他的知识分子用貌似深奥的花言巧语讨好权力不同，他从不谄媚权力，他的文字清晰、准确、简洁，如同一扇明净的玻璃窗。透过他的文字，可以看到他所生活的那个真实世界和他的真诚思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