乔纳森·斯威夫特，英国-爱尔兰作家，讽刺文学大师，以《格列佛游记》和《一只桶的故事》等作品闻名于世。

乔纳森·斯威夫特生于爱尔兰都柏林的一个贫苦家庭。他父亲是定居爱尔兰的英格兰人，早在他出生前七个月就已去世。斯威夫特由叔父抚养长大，就读于著名的都柏林三一学院（以天主教的“三位一体”命名）。十五岁时就读于都柏林三一学院，获学士学位。

早期（1667—1710年）
斯威夫特在早年就接触到了当时的社会政治，开始养成分析事物的才能和敏锐的观察力。对于一位讽刺作家来说，这都是不可缺少的条件。他在穆尔庄面读了不少的古典名著。但是他也受到吞浦尔“崇古非今”倾向的影响。他在这时期写了《书的战争》和《桶的故事》两部作品，它们是在1697—1698年间写的，但直到1704年才发表。《书的战争》写作过程是这样的：古今作品孰优孰劣问题在17世纪末年的英国学术界引起过一场争论。
1692年吞浦尔发表一篇叫作《论古今学术》的论文，他推崇古代作品《伊索寓言》和《发拉利斯书简》，认为远非近代作品所能企及。威廉·渥顿著文驳斥吞浦尔的主张，他认为时代进步，今人作品胜古人，况且吞浦尔所推崇的《发拉利斯书简》系后人所伪托。当时学者查理·包义耳和理查·本特立分别加入古今学派展开论战。
斯威夫特受了吞浦尔的影响，倾向于古学，才写了《书的战争》。吞浦尔崇古非今是18世纪英国假古典派复古拟古反动文学主张的先声，事实上这种倾向代表当时封建贵族保守的要求，企图标榜古人作品和新文学相对抗。《书的战争》是在这种思想的影响下写成的，就内容而言并没有进步意义；但是斯威夫特在这部作品中初次显示了他的讽刺才能，他对当时学究式的繁琐考证和脱离实际的学术研究予以尖锐的批评。他借用了培根在《新工具》中的关于蜘蛛和蜜蜂的比方，提出文艺和科学应该为人类服务，它们应该像蜜蜂一样为人类带来蜜和光，而不应该是一面肮脏无益的蛛网。和《书的战争》同时发表的《桶的故事》却是一部意义深远的杰出的讽刺作品。斯威夫特这次把矛头指向教会，同时对于当时贫乏的学术、浅蒲的文学批评和社会恶习也予以抨击。他通过三兄弟的形象淋漓尽致地讽刺了天主教会、英国国教和喀尔文教派（英国清教徒）。他讽刺这些教派都自认为是基督教的正宗，遵照《圣经》的指示行事，事实上却阳奉阴违。虽然斯威夫特本人是英国国教的牧师，他却能大胆地批评基督教徒的虚伪和无耻。《桶的故事》是英国启蒙主义者批语教会的重要作品之一，也是斯威夫特第一部重要的文学作品。

中期（1710-1714年）
吞浦尔爵士逝世后，斯威夫特回到了爱尔兰，担任都柏林附近拉腊柯尔地区的牧师。他为了教会事务时常到伦敦去，1710—1713年间在伦敦住了两年半。他在伦敦期间卷入了党派的斗争，很受托利党首领的器重。1710年托利党人上台执政后，他担任了该党报考《考察报》的主编。托利党人为大土地所有者，战争对于他们是没有好处的，因此他们为了迎合英国人民厌恶战争的心理，猛烈攻击辉格党人的好战政策。斯威夫特写了许多揭露辉格党人的贪婪和反对战争的小册子，其中最有名的一篇是《同盟国和前任内阁在发动和进行这次战争的行为》（1711）。辉格党人在18世纪初叶执掌内阁政权，推行反人民的战争政策。英国和荷兰、瑞典同盟对法国进行长期的战争——西班牙王位继承战争。战争给人民带来沉重的负担，却给资产阶级带来巨额利润。斯威夫特的小册子唤起英国人民反对战争，坚决要求统治集团和法国缔结和约，对反对战争的英国舆论起了重大影响。斯威夫特当时所写的政论虽然是为托利党人服务的，但他反对几个殖民主义国家统治阶级争夺权益的战争，却是符合人民的利益的。他这一段政治经验使他对英国统治集团的贪污腐化和资产阶级的丑恶有了进一步的认识。1714年托利党人失势后，他回到爱尔兰，在都柏林作圣派得立克教党作教长，终其一生。
爱尔兰，他对爱尔兰人民的苦难有了进一步的了解，于是积极地号召爱尔兰人民为自由独立而斗争。1720年他发表了《普遍使用爱尔兰的工业产品的建议》，主张爱尔兰人民发展自己的工业，拒绝使用英国货，以抵制英国殖民者的残酷剥削。1723年英王的情妇肯德尔公爵夫人获得了在爱尔兰铸造半便士铜币的特许状，又把它卖给了英国商人威廉·伍德，赚了一万英镑。伍德只要用价值六万英镑的铜就可以铸造价值十万零八百英镑的半便士铜币，可获暴利
四万英镑。这对于贫困的爱尔兰人民是严重的威胁。斯威夫特就化名垂皮尔发表了几封公开信。他号召爱尔兰人民坚持斗争，一致拒绝使用半便士铜币。为什么伍德敢于以暴利剥削爱尔兰人民呢？他说那是因为伍德是一个英国人。英国当局在爱尔兰人民的群起抵抗的压力下，被迫减少发行额四万英镑来缓和局势，并派出一位大臣到爱尔兰来镇压。凶狠的英国统治者是不肯轻易让步的，据说反动的英国首相渥皮坡尔曾经发誓要把半便士铜币塞下爱尔兰人民的咽喉。斯威夫特对爱尔兰人民说：“……你们要知道根据上帝的、自然的、各国的和你们本国的法律，你们是也应该是和你们的英国弟兄一样的自由人民。”爱尔兰人民在斯威夫特的领导和鼓舞下终于取得了胜利，英国当局被迫收回成命。但是《垂皮尔书简》却具有更为深广的意义，它发出了爱尔兰人民争取自由独立、摆脱英国殖民统治的雄伟的呼声。斯威夫特在这一事件后受到广大人民群众的热烈爱戴，成为爱尔兰人民的英雄。1726年他最后一次访问英国归来，都柏林人民为他鸣钟举火，并组织仪仗队把他送回寓所。
斯威夫特在晚期的作品中，斥责了英国统治集团的腐朽政治，并在一定程度上揭露了资产阶级唯利是图的剥削本质。就在这个时期，斯威夫特完成了他的不朽的讽刺杰作《格列佛游记》。此后他还写了许多满怀忧愤的讽刺作品。最著名的一个小册子叫《一个使爱尔兰的穷孩子不致成为他们父母的负担的平凡的建议》（1729）。斯威夫特用“反语法”提出了一个“公平、全面而可行的建议”，指出爱尔兰人民已经贫困到什么地步，对残酷剥削爱尔兰人民的英国统治者提出了有力的控诉。

斯威夫特晚景凄凉。他年幼就患脑病，晚年耳聋头痛日益加剧，最后几年精神失常，时常昏睡。这位杰出的讽刺作家于1745年10月19日逝世。葬于圣帕特里克大教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