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云若是一位才子，也是一位情种。20世纪20年代，他就成为一位以言情小说见长的作家，一生写过四十多部作品。在他的笔下，社会风情、世态沧桑、时代折影、命运无常都十分鲜活，对人生人情有深切的感悟。

30年代的旧天津，连载于各大报纸的小说中，以社会言情小说家陈慎言和武侠小说作家赵焕亭的小说最受天津读者欢迎，但这二人却不是天津人。刘云若的走红，才有了真正意义上的天津作家写天津人的小说。刘云若的小说之所以受到天津读者欢迎，是因为他太熟悉天津这块土地、太熟悉天津的底层社会了。在刘云若的长篇小说《小扬州志》的开篇中，他对此直言不讳：“……记得有一个人能说六国语言，人家问他哪一国话说得最好，他回答是中国话最为精熟。这是实情，因为他是中国人啊！于是在下既是中国人，又是用中国字写中国事，便不盲从当代名家，把中国人都写成外国式，因而也不能使担水卖菜的人，说话都带些西洋哲学家意味，这是我于读者最抱歉的。至于这一篇该说些什么呢？俗语说：‘秀才不出门，便知天下事。’在下不敢吹牛，倘若早生三十年，大约可以在天津弄个一品大秀才玩玩，譬如有人问我：你这秀才，对天下哪一处事最为明白呢？那我只能告诉他：对天下的事知道得最为亲切。如此说来，在下既是中国治下天津生长的人，似乎不必好高骛远，另去混说什么，好照样谈谈天津好了，所以就写了这一部《小扬州志》……”

从20世纪初到20世纪40年代末，刘云若的生命之旅，是中国历史上所有内忧外患的浓缩。虽然其作品均是以都市青年的恋情为线，但却真实地再现了当时的社会风貌。作品既表现出青年人在理想与现实之间的矛盾心态，又写出了他们在爱情与国难冲突，如一幅幅都市生活浮世绘，描画了芸芸众生相，至今读来仍有似曾相识之感。读刘云若的小说，初始很随意，中间也轻松，但掩卷之后便会产生一种深厚。在评论界呼吁小说创作“返璞归真”的当今，在长篇小说创作受到量多质次困扰，大批纯文学期刊倒闭的今天，重读一下刘云若的小说，应该是大有裨益的。

沙大风在回忆刘云若的这部小说给《天风报》带来的知名度时说：“天风因春风为风行，春风因天风而益彰。”从此，刘云若一发不可收拾，终成一代小说大家，被时人誉为“五百年来无此奇”。

刘云若的挚友、著名学者刘叶秋等人说，刘云若一天要同时为四五家报纸撰写小说连载。每每在饮酒喝茶看戏洗澡的应酬间，逢报馆伙计前来催稿时，他便随手拿起身边可写字的纸张，从账房借来笔墨，在嘴角舔舔或蘸蘸桌上的茶水便埋头写来，一刻工夫一气呵成。写就后撕下一行字放入口袋中，以备翌日续写所用。而所写字数与当日报纸所预留版位字数恰好相当，而且字体工整清晰，是当年排字工人最喜欢的“内行字”。甲报伙计刚走，乙报编辑又到，于是他又如法炮制另一部。随后丙、丁报馆伙计依次到来，他便依次续写，且情节各异互不相混，各部书中的故事发展与人物音容笑貌日后连读精彩各异，宛如精心构思反复修炼之作，即使放在今日观之也是民国通俗小说中的精品。他这种写作方式一时传为美谈。

倪斯霆在《从张恨水陈列馆开馆所想到的》文中称：“……以张恨水为代表的这一代通俗小说作家的最大悲剧，就是当初他们是以通俗小说出名成家，但后来随着舆论界的偏见与误解，他们又总是‘悔其少作’，产生一种自怨自艾自轻自卑的心理。四十年代战斗在重庆的张恨水尚且如此，遑论在当时也是以写通俗小说成名的刘云若、还珠楼主、宫白羽等人了。以著名言情小说作家刘云若为例，尽管他曾被郑振铎、徐铸成等人认为其小说艺术要超过张恨水，但其至今仍难在文学史上被安排一个合适的位置，为其建立纪念馆更是难以想象。何故？偏见使然。据悉，天津历史博物馆拟建天津近代名人蜡像馆，欲将刘云若与宫白羽收入。

民国时期天津社会言情小说作家刘云若的《粉墨筝琶》、《红杏出墙记》等，被改编成电视连续剧后都在荧屏热播。几家出版社也将刘云若多部作品重新出版，使他成了继张爱玲等人之后,又一位走出历史烟尘的民国“出土”名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