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九二三年八月七日，司马辽太郎诞生于大阪。他原名福田定一，其笔名乃取自“远不及司马迁之太郎”之意。司马辽太郎的祖父本是个日本算术家，但他于明治初年迁至大阪改行从商，贩卖糕饼。他父亲则在大阪当开业药剂师。在最具商人气息的地方从商，最重要的即是要具备理性的经营头脑。这个特性影响司马辽太郎极为深远，在他的小说中，经常以冷静、理性的历史观来审查主观的、非理性的意识型态。因此，有人称他的历史小说为“非意识型态”的历史小说。

司马辽太郎从十三岁开始，即经常到大阪市立图书馆博览群书，至他大学毕业时，几乎已经读完图书馆的藏书。其好友寺内大吉（作家）回忆说，司马辽太郎在报社上班时曾经住过他家，他每天要到报社上班时，总是撕下一页百科全书来背诵。

他十八岁时进入大阪外国语学校（今大阪外国语大学）蒙古语科就读，名作家陈舜臣是高他一年的学长（印度语科）。二十一岁（一九四三年）时被征调到中国东北的战车连队。他大学时代的专攻（蒙古语）以及后来的中国经验，无形中影响了他的写作风格。本来日本作家并不擅长描写大时代的社会动态，若是以读俄国小说或是法国小说的态度来读日本小说一定大为失望，因为日本作家只擅于描写内心的感受以及身边的琐事，名之为“私小说”，并自认为是日本小说的特色。吾人若看了托尔斯泰的小说再去看“私小说”，肯定打瞌睡。

然而司马辽太郎的小说却具有从天空俯瞰大时代动态的特质，也因为这个特质吸引了无数的日本读者。笔者认为他这特质与他的蒙古语学有莫大的关系。因为住在沙漠中的民族，为了要辨识方向，寻找水源，他们关心视界以外的世界，因此总是将视点如老鹰般高悬在天空中某一点往下俯瞰。这种观点自然与属于森林文化的日本观点大相迳庭。事实上司马辽太郎极喜欢蒙古，他除了到蒙古旅游外，早期的作品如“波斯的幻术师”、“戈壁的匈奴”，以及晚年的“鞑靼疾风录”都是描写北方骑马民族的作品。

他从一九四六年（二十三岁）至一九六一年，先后在新日本新闻社及产经新闻社当记者。这记者生涯可以说是他历史小说的原点。他曾经对他的朋友说：“若有来生，我还要当个新闻记者。”可是他这个记者与大多数的记者不同，他永不厌倦地充实自己的知识，而且由于他隶属于文化部门，因此经常到各大学与寺院去采访，独自研读寺庙中所藏的古文书，并与大学教授结为好友。通常的历史小说作家都只是搜集文献，考察当地风光，以作为写小说的准备工作。而司马辽太郎不只如此，他至历史事件的发生地去，必定像个新闻记者般询问当地的居民：“你出生于何地？是否知道事件的传说 ？”。

 

司马辽太郎的多卷本历史小说《龙马奔走》（1962～1966），叙述19世纪60年代明治维新从酝酿到胜利的全过程，反映了封建社会没落时期的黑暗政治以及错综复杂的阶级矛盾和斗争，赞扬进步阶层的反抗精神和变革愿望。长篇小说《国盗物语》（1965～1966），描写日本战国时代斋藤道三和他的女婿织田信长两个封建阶级上层人物的一生，他们实行新的政治经济措施，兴修水利，发展贸易集市，比较彻底地消灭庄园制，在促进日本封建社会政治经济发展中起了积极作用。政治历史小说《坂上之云》（1969～1972）企图通过明治时代的“昌明隆盛”和统治阶级代表人物的“励精图治”来鼓舞人们的乐观和进取精神。长篇小说《殉死》（1967）以甲午、日俄战争中侵犯中国的日本陆军统帅乃木希典为主人公，基本上肯定他为天皇效命和殉死，同时也讥讽了他刚愎自用，指挥无能。《世に栖む日日》（1971）塑造了日本明治维新志士的形象。其他的主要作品还有《猫头鹰的都市》，《风的武士》，《关原》，《丰臣家的人们》等，多为鸿篇巨著，上世纪末，在日该国内出版他的文集多达三十余卷。他还写了《多谋善断的人》、《二军师》和《骏河夫人》等短篇小说。

早期的处女作为《波斯的魔术师》（创作于1956年）

长篇小说《空海的风采》（1975），以公元804年空海和尚来中国唐代学习佛教和回国后在宗教、文化方面的贡献，来反映中日两国人民要求友好相处和发展文化交流的愿望。1980年出版历史小说《项羽与刘邦》。

司马善于以历史事件构成波澜壮阔的艺术画面，并采用多线索推进的写法，叙述长达数十年的历史，前因后果比较清晰。

短篇小说《多谋善断的人》和《骏河夫人》已有中译本出版。

短篇小说《两个军师》曾被选译入高慧勤选编的1983年版《日本短篇小说选》（当时被翻译做‘二军师’）。

司马辽太郎的历史小说，大抵取材于日本的战国时代、幕府末年以及明治维新初年这三个时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