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1章 钱途堪忧 (1)

　　每天早晨睁开眼，衣食住行，样样都要钱。

　　阳光透过窗帘照进来，新的一天又到了。尽管是周末，尹立冬还是早早就醒了，像定了时的闹钟，掐点就响。

　　夏夏总骂立冬神经病，跟着唾弃道，劳碌命！

　　唉，没办法，习惯了。周一到周五的工作节奏已经把立冬训练得有了条件反射。到点就困，到点就睡，到点就醒，然后，到点吃饭，到点坐车，到点打卡，到点开会，到点下班。第二天，循环，照旧。机械得像路上的红绿灯，定时性地交替明暗。

　　周六在立冬这儿反倒有点不正常，像一码绿豆里的一颗红豆，像白脸上的一颗黑痣，特别不协调、触目，也像不得不坐牢的多动症患者，闲得慌。

　　呵，不劳动者不得食，习惯了劳动的立冬总觉得，不忙点儿啥仿佛就对不起这一天三顿饭似的。有时候，立冬不能理解年轻的乞讨者，也不能理解那些在家吃闲饭的男人。有手有脚，何苦来！后来他才知道，有的乞讨者比他有钱得多！

　　自食其力，自得其所，顺便惠及身边那些爱你的人和你爱的人，实是世间简单的快乐。

　　没错，立冬要赚钱！近一两年，这个念头像僵尸剧里可怖的尸毒钻进立冬脑袋，成了钉子户，死活不愿离开——立冬中毒已深。

　　有什么办法呢？人在北京，身为男人，没有钱，举步维艰。当然，女人也一样。

　　每天一睁开眼，衣食住行，个个都像讨债的小手一样找你要钱，就这还不包括那些额外的“不良嗜好”的支出，譬如立冬要抽烟、玩网游、去徒步，夏夏则要逛街扫货、塑身美体、社交应酬、攀比炫耀。

　　北京的诱惑太多，类似立冬、夏夏这样意志不甚坚定的青年男女实在难免迷恋红尘，甘之如饴，进而，不可自拔。

　　近来，时不时地，各类“份子钱”也像夏天里的冰雹一样对立冬搞突然袭击。

　　大概2012将近，大家都忙不迭地去结婚，生怕来不及了。

　　立冬跟夏夏说：“要不，咱们也结婚？学人家摆他几桌，也收点儿礼金，咱也缓解缓解家庭经济困难？不成吗？”

　　夏夏听罢，两眼一翻，说：“结婚不买房，就是耍流氓！哪怕小点儿呢？”

　　是啊，哪怕是小点儿呢！读书的时候立冬是愤青，讲究精神追求，以为钱并不是那么重要，周围的人也教导立冬，不是什么问题都能用钱来解决，人要有理想，有抱负……没错，立冬也曾有理想，有抱负，立冬想做记者，用自己的方式为人间打抱不平。但现在立冬不那么想了，或者说多少有些妥协了，别说兼济天下了，自顾都有点不暇。

　　理想就像挂在驴子眼前的胡萝卜，得有，但又可能永远吃不到。理想理想，有理由去想一想。想过了，心痛了，便算了，不能太较真。

　　学校是先给你上课，再让你考试，生活是先给你考试，再让你从中反省，还从不彩排！生活才是真正的大学堂。

　　一天天上涨的房价教育了顽劣的立冬，让立冬翻然醒悟，痛改前非，进而，奋起直追。但他多少有些力不从心。

　　立冬光着上半身坐起来，将枕头竖起，斜着腰攀爬出床沿，从躺在地板上的裤子口袋里摸烟，抽出一支，塞嘴里，刚要点。“啪！”一只着粉绿色的指甲油的手从被窝里横晃到他眼前，把那支无辜的烟打得飞出老远，弹到墙壁上挂着的立冬和夏夏龇牙咧嘴的合照上，又跌下来。

　　“就一支。”立冬讨饶，誓做尊重女友的好男人。

　　“半支也不行。”夏夏不容分说。

　　“那一口。”立冬步步为营。

　　“厕所抽去——”夏夏的声音隔着被窝传出来，拉得老长，像战时防空警报，给立冬最后通牒。立冬这个女友，向来强势。

　　“行行行，遵命，不抽，不抽。”听到夏夏的吼声，立冬不战而降。他把身子滑进被窝，两只罪恶的黑手慢慢往下抄，直到碰到夏夏热乎乎、细嫩嫩的肌肤。

　　“要死！那么凉，鬼手！”夏夏差点没从被窝里跳起来。

　　立冬不依不饶，用手扶住夏夏的背。夏夏用手支着头，眼睛一眨一眨的。立冬顺手从床头摸到一瓶桂花蜂蜜，扭开盖子，将手指头蘸进去，又拔出来，愣是在夏夏背上抹了两道蜜条。抹完再探下头，用嘴慢慢吸干净。

　　“别闹！你再闹我叫了啊！”夏夏口是心非。

　　立冬不予理睬，嘴唇循着夏夏光滑的脊背向前。

　　夏夏咯咯笑道：“你小心点，外头有人，大清早的，别人还以为我们怎么着了呢。”

　　“该怎么着就怎么着。”

　　“真有人，你听。”夏夏翻身。

　　立冬抱住夏夏不动，侧耳倾听，严防敌特破坏二人美好时光。

　　隔壁屋住着马婵娟和蒋毅然，二人把鞋拖地拖得很响，然后是抽水马桶的呼啸。他们是准备考研的小情侣，为达目标，很是“闻鸡起舞”。

　　这房子是立冬找的，都是来安的老乡，相互照顾得很。考研的一对自不必说，另外一对上班的——涂志刚和马千里，也是来安人，千里是婵娟的姐姐，而立冬和志刚又是大学同学，关系错综得像地铁线路，大家平时也就兄弟姐妹地乱叫。

　　据立冬所知，千里和志刚好像有房。当然，只是好像。因为他只是听说过，从未光临过。而且，那地方貌似有点偏，偏到水电费都得交到外省去，手机SIM卡（用户身份识别卡）都得办外省的才划算。如果每天从燕郊出发到北三环，再从北三环回去，加上等车、步行，怎么着也得三个半小时以上。为了节省时间，千里和志刚索性在三环盘租了一套房子，平时住在三环，周末才回去“度假”——无奈的短途旅行。涂志刚总说：“这2047号房间呀，就是个现代的水泊梁山，我和千里是被逼上来的，然后是婵娟和毅然，然后是立冬和夏夏，我们来了个大聚首，就差造反了。”造反？如何造反？房租是他们的五指山。

　　“不要紧，一会儿就走了。”立冬翻过身，平躺在床上，伸腿伸手，做准备动作。

　　夏夏光着腿，下地，蹦蹦跳跳地去墙边摸音响。地板上胡乱摊着夏夏的“生活必需品”：波点风衣、海魂条纹衫、短靴、米黄的连跟拖鞋、桃红的长丝袜、笑脸包、黑色打底裤、素色方巾、塑胶质地的酒红色手镯、藏式风格的孔雀蓝念珠，绿色唱佛机……夏夏把音响调得低低的，喇叭不紧不慢地唱道：“If you leave me now ，you will take away the biggest part of me……（如果你现在离开我，你将带走我最重要的部分）”

　　一首歌没唱完，只听防盗门哐当一声响。毅然和婵娟出去了。

　　“狼来了哦。”立冬猛地掀开被子，张牙舞爪。

　　夏夏笑着躲进被子里。立冬知道，夏夏的躲就代表着接受。

　　立冬隔着被子搂住夏夏，问：“要不要……前戏？”

　　“前你个头！”夏夏粉拳相向。立冬探下头去吻夏夏的脖子，可还没吻到，夏夏就痒得笑出来，破坏了气氛。

　　“咚咚咚……”敲门声打断了情爱游戏。

　　“开门。”夏夏打发立冬去。

　　“别出声，熟人会打电话的。”立冬强烈要求继续。门还在响，像擂战鼓。

　　“你去开门好吧？”夏夏撅起小嘴。

　　“石头剪子布。”立冬道。

　　“行，快点。”夏夏伸出小手，“我说一二三就出啊，不许耍赖。”

　　“回回还不都是你耍赖，三局两胜，还是一局定输赢？”立冬裹着被子坐起来。

　　“就一局，一，二，三！”夏夏该出手时就出手。毫无悬念，立冬输了。

　　愿赌服输。立冬下床套上便裤和外套，夹着人字拖鞋，慢吞吞地去开门。门外的人还在敲，很急促。

　　“来了！来了！”立冬不耐烦地应门。

　　门开了，一团冷空气倒灌进来，立冬不由得全身一紧。

　　“你们这味儿怎么这么大？”在他眼前站着的是位中年大妈，烫着爆炸头，还染黄了，很有活力的样子。“要经常开窗通风，病菌才能出去，非典的教训怎么一点都没吸取。”大妈皱眉道。

　　立冬不知如何接话，只好问：“请问您是？”爆炸头不理立冬，横闯进门。立冬愣了下神，没拦住。

　　“你谁啊？大周末的，你这是干吗？”立冬急了。

　　“我是谁你能不认识？”爆炸头一脸的难以置信。

　　“对不住您，还真不认识。”立冬实话实说。

　　夏夏从里屋出来了，看到爆炸头女人，她笑着说：“张姐您来了啊，屋里坐。”

　　爆炸头瞥了立冬一眼，神气地走进屋，也不坐，两手背在后头，踱了几步，又伸出右手敲敲临近的墙壁问：“这间屋子是谁在租？”

　　“是我们在租。”夏夏赔着笑脸。人在屋檐下，不得不低头。

　　“隔断不能租了知道吧。”爆炸头面无表情，假装铁面无私。

　　“我们这间也不能算隔断吧，十几平米，不算小啊。”

　　“呵呵，算不算隔断不能看大小知道吧，这房子原来是两室一厅的户型吧，现在呢，三室一厅，多出来的一室，就是隔断。”爆炸头掷地有声。

　　的确，他们住的是隔断，三家人中立冬和夏夏是最后住进来的，没得选，只能住下。难得的是，这隔断还朝阳，地方也不算小，立冬和夏夏已经住了半年。

　　“谁说不能租的？”立冬语气僵硬。

　　夏夏用胳膊肘捣了立冬一下，跟着翻了一眼，说：“是上头的意思吗？”

　　“是上头的意思，地下室和隔断房都不给租了。”爆炸头冷冷地说道。

　　“那楼下地下室不还是住得满满的”立冬不服气地问道。

　　“你哪只眼睛看到那里有人的？有也得搬！”爆炸头双手叉腰，气沉丹田，摆出要大战一场的架势。

　　“行！搬，但是找房子得给一段时间吧。”夏夏笑着，把杯子放在窗台上，好言好语。

　　“房子现在好找，一周够了。我也只是按照上头的意思来通知，谁都知道搬个家不容易，不过你们还是尽快吧。”

　　就这样，周末头一天，立冬和女友夏夏衣服还没穿周全，牙还没刷，脸还没洗，就鬼使神差地“被”宣布：你们的小窝“不合法”了。因为它不是原装，是二度创造的，有碍观瞻，有伤大体，实存隐忧。有关方面打算有备无患，有的放矢，准备有礼貌地将立冬和夏夏从2047号房间请出去。

　　“搬？”立冬望着夏夏苦笑。

　　“废话！”夏夏翻了立冬一眼，扭头回屋。

　　立冬猫下腰，猛冲到她背后，一下就把夏夏横抱到半空。夏夏随即大叫起来。

　　对外地人来说，在北京有两件事最容易让他们滋生漂泊感，一个是搬家，一个是过年。搬家和过年都是迁徙，只不过一个是小幅度的，一个是大幅度的，但性质都一样，人人都在寻找一个家。

　　有人说，大年三十晚上，全中国人口密度最大的地方有两个，一个是中央电视台春节联欢晚会的演播大厅，另一个是北京西站。

　　北京西站的广场、大厅、候车室，永远是满满当当的，人们来了，去了——有的人抱着希望而来，有的人希望破灭而去。

　　无论什么时候看北京西站，你多少都会有点天旋地转的感觉，它太大了——高而宽的庞然大物，亭台楼阁一应俱全，碉堡似的，四通八达的路径，整个一“小径分叉的花园”，一个人放进去，太渺小了——在这里，往往特别能体会到“人海”这个词的含义。

　　其实，不光是在大年三十，北京西站，这个吞吐量大得惊人的铁路客运站，像一个怪兽，每天都吃进去一些人，又吐出一些。对于一些人来说，北京西站或许是桃花源的入口，而对于另外一些人，这里未尝不是地狱的门槛。

　　千里和婵娟的妈——来自来安县城的中年妇女李绣花，穿着一身半新不旧的对襟褂子，正呆站在北京西站的出站口。

　　这是她第一次来北京，也是她出的最远的一次门，在来安市下面的小县城，她活得如鱼得水，哪里是百货商店，哪里是菜市场，哪里有小操场，哪里有暗自经营的小麻将馆，对她来说，都像是棋盘上摆好的棋子，一个个分明得很。可到了北京，到了这个人挤着人人挨着人，可又谁都不认识谁的西客站，李绣花多少有点茫然和怯懦。

　　她的两个女儿都是在北京读的大学，这一直是她的骄傲。现在大女儿千里毕业进了高校教书，二女儿婵娟虽然还在读书，但也长成了大姑娘。她算基本“完成任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