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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品简介
[+展开] 《封锁》写的是男女主角在公车封锁的情况下与常态不同的行为,他们在公车上恋爱了,可是下车后就自然而然地分手了。
电车停了,马路上的人却开始奔跑,在街的左面的人们奔到街的右面,在右面的人们奔到左面。商店一律的沙啦啦拉上铁门。女太太们发狂一般扯动铁栅栏,叫道:"让我们进来一会儿!我这儿有孩子哪,有年纪大的人!"然而门还是关得紧腾腾的。铁门里的人和铁门外的人眼睁睁对看着,互相惧怕着。
张爱玲善用比喻和拟物拟人,在之前她的其它小说中已经见识过了。譬如这篇《封锁》,将电车轨喻作曲蟮,“抽长了,又缩短了;抽长了,又缩短了”,光看字面就感觉让人发疯,然而开电车的人却“不发疯”。又说,“这庞大的城市在阳光里盹着了,重重地把头搁在人们的肩上,口涎顺着人们的衣服缓缓流下去,不能想象的巨大的重量压住了每一个人。”“生命像圣经”,因为翻译来翻译去的缘故,所以使人“隔膜”。至少我无法想出这样夸张却又无比贴切的句子。
小说的前半部分象是描写世态的,在寂静中突然唱起歌来的乞丐,百无聊耐的电车司机,公事房里一同回来的几个人,一对长得颇像兄妹的夫妇(妻子总担心那条薰鱼会弄脏丈夫的西裤),手里搓核桃的老头子,孜孜修改骨骼图的医科学生……
电车的外部是死静的,电车内却有些嘈杂,就在这既死静又嘈杂的背景下,徐徐展开了吕宗桢和吴翠远的、短暂的“爱情故事”。
相信大多数男女都幻想过艳遇,在行进的列车或汽车中,和一个陌生的异性在封闭的空间里,几乎零距离地靠在一起。但事实上,即便你常常出行,能逮着机会与一个年龄相仿,长相也还过得去的异性坐在一起的机率几近于零。万一真遇到这样一个机会,你也很可能因为胆怯而与他/她失之交臂。也许你只是满足于裸露的手臂有意无意间短暂的相触,佯睡时不小心滑落在肩上的脑袋。你可能在心里猜测了种种有关他/她背景的可能,却连正眼瞧他/她一眼的勇气也没有。一个年过三十的男人曾这样向大家描述他的“艳遇”:“她坐在我旁边,我们一共呆了六个钟头。我一辈子也没有和一个美女挨得这么近,我们距离不超过十厘米地厮守了21600秒。我恍惚中产生了错觉,以为这种状态将会永远保持下去。所以临下车的时候她头也不回地绝尘而去,实在令我有些伤心欲绝。”但我想这是大多数“艳遇”的必然结局。
说回正题。张爱玲为吕宗桢和吴翠远设计了一切造成他们“艳遇”的前提,先是“封锁”,然后是吕宗桢的姨侄(吕为了避免和他的姨侄搭话,不得已坐到了吴翠远的身边)。我们可以把这些因素统统叫作偶然,就象“倾城”曾促成了一段姻缘,“封锁”又为什么不能“促成”一段艳遇?张爱玲大概是习惯了要把人们搁在极端的情况下来考验他们的人性。
如果换个环境,吴翠远很明显不是吕宗桢喜欢的类型,因为在吕看来,“她的整个的人像挤出来的牙膏,没有款式。”而吕宗桢也不是英俊小生,何况还有家室。无论如何这两人也不会走到一起。在近处找原因,当然是因为他们被越来越多的人勉强挤在了一起。而突然间与陌生人如此亲近的场面,很容易激发起男女之间别样而微妙的情感。往远处找原因,则可以归咎于吕宗桢对他太太的憎恨——她总是要求西装笔挺的他在面食摊上买包子回家,而她那该死的侄子,已经开始打他十三岁女儿的主意。至于翠远,则是带了反叛的情绪,谁叫家里人总叫她找个有钱的女婿,所以这次偏找个没钱还有太太的男人赌气做小给家里看。
诸如此类的艳遇,并不具有我们期待中的香艳。别说男女主人公都貌不惊人,连调情所用的方式也极其俗套——
“翠远暗道:‘来了!他太太一点都不同情他!世上有了太太的男人,似乎都是急切需要别的女人的同情。’宗桢迟疑了一会,方才吞吞吐吐,万分为难地说道:“我太太——一点都不同情我。”
但就是这样极其勉强与不和谐的调情,居然也因为某种不能预测的因素,被迫发展到了令双方谈婚论嫁的地步。吕宗桢欲擒故纵地说出了“我不能坑你一生”的情话,而翠远居然假戏真做地哭起来,只是哭相不大好看,几乎“把眼泪唾到他脸上”。结局自然更为不堪,吕宗桢闪入人群,当作一切没有发生过,翠远终于醒悟过来,“整个的上海打了个盹,做了个不近情理的梦。”
我看《生活在别处》的时候,觉得昆德拉是残酷的,因为他给浪漫的诗人小伙雅罗米尔,安排了一个极其丑陋的红发姑娘作为他的性伴侣。现在看《封锁》,觉得张爱玲更残酷,她先叫人们生出一点希望,觉得这人生似乎尚有些有趣的地方,可转眼间就将它象肥皂泡一样捅破,空留给人一个尴尬的念想。
电车停了,马路上的人却开始奔跑,在街的左面的人们奔到街的右面,在右面的人们奔到左面。商店一律的沙啦啦拉上铁门。女太太们发狂一般扯动铁栅栏,叫道:"让我们进来一会儿!我这儿有孩子哪,有年纪大的人!"然而门还是关得紧腾腾的。铁门里的人和铁门外的人眼睁睁对看着,互相惧怕着。
张爱玲善用比喻和拟物拟人,在之前她的其它小说中已经见识过了。譬如这篇《封锁》,将电车轨喻作曲蟮,“抽长了,又缩短了;抽长了,又缩短了”,光看字面就感觉让人发疯,然而开电车的人却“不发疯”。又说,“这庞大的城市在阳光里盹着了,重重地把头搁在人们的肩上,口涎顺着人们的衣服缓缓流下去,不能想象的巨大的重量压住了每一个人。”“生命像圣经”,因为翻译来翻译去的缘故,所以使人“隔膜”。至少我无法想出这样夸张却又无比贴切的句子。
小说的前半部分象是描写世态的,在寂静中突然唱起歌来的乞丐,百无聊耐的电车司机,公事房里一同回来的几个人,一对长得颇像兄妹的夫妇(妻子总担心那条薰鱼会弄脏丈夫的西裤),手里搓核桃的老头子,孜孜修改骨骼图的医科学生……
电车的外部是死静的,电车内却有些嘈杂,就在这既死静又嘈杂的背景下,徐徐展开了吕宗桢和吴翠远的、短暂的“爱情故事”。
相信大多数男女都幻想过艳遇,在行进的列车或汽车中,和一个陌生的异性在封闭的空间里,几乎零距离地靠在一起。但事实上,即便你常常出行,能逮着机会与一个年龄相仿,长相也还过得去的异性坐在一起的机率几近于零。万一真遇到这样一个机会,你也很可能因为胆怯而与他/她失之交臂。也许你只是满足于裸露的手臂有意无意间短暂的相触,佯睡时不小心滑落在肩上的脑袋。你可能在心里猜测了种种有关他/她背景的可能,却连正眼瞧他/她一眼的勇气也没有。一个年过三十的男人曾这样向大家描述他的“艳遇”:“她坐在我旁边,我们一共呆了六个钟头。我一辈子也没有和一个美女挨得这么近,我们距离不超过十厘米地厮守了21600秒。我恍惚中产生了错觉,以为这种状态将会永远保持下去。所以临下车的时候她头也不回地绝尘而去,实在令我有些伤心欲绝。”但我想这是大多数“艳遇”的必然结局。
说回正题。张爱玲为吕宗桢和吴翠远设计了一切造成他们“艳遇”的前提,先是“封锁”,然后是吕宗桢的姨侄(吕为了避免和他的姨侄搭话,不得已坐到了吴翠远的身边)。我们可以把这些因素统统叫作偶然,就象“倾城”曾促成了一段姻缘,“封锁”又为什么不能“促成”一段艳遇?张爱玲大概是习惯了要把人们搁在极端的情况下来考验他们的人性。
如果换个环境,吴翠远很明显不是吕宗桢喜欢的类型,因为在吕看来,“她的整个的人像挤出来的牙膏,没有款式。”而吕宗桢也不是英俊小生,何况还有家室。无论如何这两人也不会走到一起。在近处找原因,当然是因为他们被越来越多的人勉强挤在了一起。而突然间与陌生人如此亲近的场面,很容易激发起男女之间别样而微妙的情感。往远处找原因,则可以归咎于吕宗桢对他太太的憎恨——她总是要求西装笔挺的他在面食摊上买包子回家,而她那该死的侄子,已经开始打他十三岁女儿的主意。至于翠远,则是带了反叛的情绪,谁叫家里人总叫她找个有钱的女婿,所以这次偏找个没钱还有太太的男人赌气做小给家里看。
诸如此类的艳遇,并不具有我们期待中的香艳。别说男女主人公都貌不惊人,连调情所用的方式也极其俗套——
“翠远暗道:‘来了!他太太一点都不同情他!世上有了太太的男人,似乎都是急切需要别的女人的同情。’宗桢迟疑了一会,方才吞吞吐吐,万分为难地说道:“我太太——一点都不同情我。”
但就是这样极其勉强与不和谐的调情,居然也因为某种不能预测的因素,被迫发展到了令双方谈婚论嫁的地步。吕宗桢欲擒故纵地说出了“我不能坑你一生”的情话,而翠远居然假戏真做地哭起来,只是哭相不大好看,几乎“把眼泪唾到他脸上”。结局自然更为不堪,吕宗桢闪入人群,当作一切没有发生过,翠远终于醒悟过来,“整个的上海打了个盹,做了个不近情理的梦。”
我看《生活在别处》的时候,觉得昆德拉是残酷的,因为他给浪漫的诗人小伙雅罗米尔,安排了一个极其丑陋的红发姑娘作为他的性伴侣。现在看《封锁》,觉得张爱玲更残酷,她先叫人们生出一点希望,觉得这人生似乎尚有些有趣的地方,可转眼间就将它象肥皂泡一样捅破,空留给人一个尴尬的念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