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到达昆明

    思成敲开了房门,房间里住的是8位空军学院的年轻学员,他们在这家小客店已经住了两天了,正在等车接他们到昆明去。
    年轻人立刻理解了这位先生一家的困境,他们腾出了自己的房间,去和别的同学挤做一处。
    徽因烧得脸颊通红,手脚冰凉。孩子们都懂事地帮助父亲解行李、铺床,外婆急得一个劲儿地念叨:“怎么办哪!怎么办哪!”
    思成想起了同乘一辆车来晃县的一位女医生。思成听她聊起,她曾留学日本,懂得一点中医。思成找到了她,按她为徽因开的处方抓药,一刻不停地煎好,喂徽因喝了下去。
    中药药性缓,徽因好得很慢。一天三次,喝下思成熬的汤药,两周后,徽因退了烧。
    徽因躺在床上的日子,孩子们百无聊赖。没有去处,没有可玩儿的东西,思成有时会领他们去小河边,教他们“打水漂”玩儿。思成掷出的石子像是长了翅膀,在水面上飞翔,孩子们蹦跳着欢呼雀跃。
    晚上,守着一盏油灯,思成打开随身携带的地图,和徽因轻声商量着以后的行程。徽因叫过来两个孩子,教他们辨识走过的路线,从地图上一个个找到这些地方的名称。
    那8个年轻的飞行学员常来看望徽因。徽因和思成熟悉了他们的名字和模样,精神好的时候徽因爱和他们聊天。徽因告诉他们,自己的弟弟和他们差不多年纪,也是航空学院的学生。这些年轻人话语不多,善良而腼腆。他们的家大都在沦陷区,孩子般地依恋着思成和徽因。
    经过这场大病,徽因衰弱得厉害,但她执意坚持早日离开这个地方。就这样全家人又上了路。
    等车、挤车,日复一日地在山路上行进。走过了湖南,走过了贵州,终于,距离云南一天天地近了。徽因觉得自己很像行驶在这山路上的车辆,尽管各部分的零件机构都已受损,但仍不停地喘息着翻山越岭。
    1938年1月,经过39天的跋涉,受尽磨难的徽因一家到达了昆明。
    昆明的天蓝得纯净,昆明的云白得悠闲,昆明的太阳温暖明亮,昆明的蓝天、白云、太阳和人距离很近。生活在这里的人们长时期来,在封闭的政治经济环境和四季如春的自然气候中生活得闲散自在,优哉游哉。他们习惯了眯着眼泡在茶馆里,抽烟、喝茶、听围鼓。看马帮驮着盐巴、茶叶、蔗糖,从遥远的地方走来,又向遥远的地方走去。
    抗战以后,昆明拥来了大批内地人,这座城市的生活内容也发生了变化。这些内地人有的是从那条路况很差的湘黔滇公路上辗转而来,有的是乘火车绕道越南再到昆明———那条铁路还是20世纪初法国人为了弄走云南的矿产资源而修建的。清华、北大和南开组成西南联合大学迁移到昆明后,昆明这座西南边陲小城开始真正有了现代的、文明的气息。
    徽因、思成到达昆明后,租了一户黄姓人家的房子住了下来。还没等一切安置好,思成就病倒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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