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12章 寂寞的十七岁 (2)

　　无论在多少同学之中，有一个人总是可以被人一眼就注意到。其实他总是闷闷的，一点也不张扬，但他就是那么醒目。而且，如果你稍稍多一些观察，就会发现他的举动有些怪异。他是一个偏内向的学生，一连很多天总是对着国子监里的十只石鼓发呆，样子是那么地虔敬，似乎面前并不是散放的几块石头，而是皇宫大殿、佛像神龛之类的什么。

　　这是十只雕刻成鼓状的花岗岩，“鼓面”上还刻着文字，只是有些湮灭不清了。只看得出那字体古朴遒劲，但没有认得出其中的哪怕一个字。这是三代法物中硕果仅存的物件，静静地藏在国子监里，能够这样地接近它们、抚摩它们，是何等的幸事！

　　是的，对于儒家知识分子来说，所谓“三代”是一个真实存在过的理想世界，那时候有成汤、文王这样的圣王，又有伊尹、周公这样的辅弼，风调雨顺，国泰民安。儒家所有的理想都是要恢复这三代之治。而如今，三代唯一的一件遗存法物竟然就出现在自己的面前，他为此激动得无法自抑。

　　今天的我们可以在《通志堂集》里深深体会到公子当时的心情，这是一篇叫作《石鼓记》的文字：

　　予每过成均，徘徊石鼓间，辄竦然起敬曰：“此三代法物之仅存者！”远方儒生未多见。身在辇毂，时时摩挲其下，岂非至幸。惜其至唐始显而遂致疑议之纷纷也。《元和志》云：“石鼓在凤翔府天兴县南二十里，其数盈十，盖纪周宣王田于岐阳之事，而字用大篆，则史籀之所为也。自正观中，苏勉始志其事，而虞永兴、褚河南、欧阳率更、李嗣真、张怀瓘、韦苏州、韩昌黎诸公并称其古妙无异议者，迨夫岣嵝之字，岳麓之碑，年代更远，尚在人间，此不足疑一也。程大昌则疑为成王之物，因《左传》成有岐阳之蒐而宣王未必远狩豊西。今蒐岐遗鼓既无经传明文而帝王辙迹可西可东，此不足疑二也。至温彦威、马定国、刘仁本皆疑为后周文帝所作，盖因史大统十一年西狩岐阳之语故尔。

　　按古来能书如斯、冰、邕、瑗无不著名，岂有能书若此而不名乎？况其词尤非后周人口语。苏、李、虞、褚、欧阳近在唐初，亦不遽尔昧昧，此不足疑三也。至郑夹漈、王顺伯皆疑五季之后鼓亡其一，虽经补入，未知真伪。然向传师早有跋云：数内第十鼓不类，访之民间得一鼓，字半缺者，较验甚真，乃易置以足其数，此不足疑四也。郑复疑靖康之变未知何在，王复疑世传北去弃之济河。尝考虞伯生尝有记云：金人徙鼓而北藏于王宣府宅，迨集言于时宰乃得移置国学，此不足疑五也。”予是以断然从《元和志》之说而并以幸其俱存无伪焉。尝叹三代文字经秦火后至数千百年，虽尊彝鼎敦之器出于山岩、屋壁、垅亩、墟墓之间，苟有款识文字，学者尚当宝惜而稽考之，况石鼓为帝王之文，列膠庠之内，岂仅如一器一物供耳目奇异之玩者哉。谨记其由来，以告夫世之嗜古者。（《石鼓文》，《通志堂集》卷十三）

　　今天的读者往往只是从纳兰词里读到公子感性的一面，殊不知他还有如此理性的一面。这篇文章细细辨析着围绕着这十只石鼓的真伪与断代的种种争议，梳理着它们的历史，一路追踪着这十只石鼓如何被镌刻出来，如何散落在民间，如何在唐代初年重现人世，如何被褚遂良、欧阳询这样的书法名家和韩愈、韦庄这样的知名文士叹赏它们古雅的文字，又如何在“靖康之难”中被金兵掳去，如何被移置在北京的国子监里……自己与这三代古物的偶然相遇，竟需要多少的缘分、多少的巧合呢！

　　整篇《石鼓记》，充满了考据与辩难，但是，所有理性与逻辑的终点却绝不是理性与逻辑的本身，而是爱，是对汉文化由倾慕而致于会心的爱。

　　这是康熙十年，纳兰成德十七岁。

　　多年之后，徐乾学以沉痛的心情为自己早夭的学生纳兰成德撰写墓志铭，回忆起国子监的这一段岁月，他说那年成德十七岁，当时的国子监祭酒（校长）正是自己的三弟元文。自己那时候还不认识成德，只是常听三弟说起他来，那神色与语气里满是爱惜与器重。三弟认真地说过：这个孩子绝对不是凡人。

　　徐乾学还讲起成德的居家生活，说他在家的时候，总是“闭门扫轨，萧然若寒素”，如果有客人来访，他总是避而不见，只是“拥书数千卷，弹琴咏诗，自娱悦而已”。显赫的家世和傲人的才学完全可以使他飞扬跋扈起来，至少他也有着太值得自傲的本钱，可是，他却像一个隐逸的书生一样，过着一种自闭的生活，寂寞并享受着。就像在一座大大的客厅里，所有的人都在交际，都在客套，都在你认识我、我认识你，只有一个孩子不为所动，在角落里一言不发地摆弄着自己的玩具。

　　但没人胆敢小看这个孩子，他在十七岁进入国子监之后，第二年就通过了顺天府乡试。徐乾学恰好就是这次乡试的主考，他在京兆府堂上接受一干举子拜谒的时候，独独注意着那个早在三弟那里闻名已久的纳兰成德。在徐乾学的回忆中，那一天的成德“举止闲雅”，正是翩翩浊世佳公子的风神气度。

　　三天之后，成德过府拜谒，与徐乾学谈论起了“经史源委及文体正变”，学问之深、见地之高，就连老师和宿儒也多有不及。徐乾学的心里怕已经暗暗萌生了这样的念头：如果能收得一个这样的弟子，该有多好！

　　[3]昆山三徐：在青涩的涯岸迷路寻路

　　徐乾学在给容若撰写墓志铭的时候已经垂垂老矣，他回顾自己毕生的桃李满天下，说在这所有人中，若论天资之纯粹，识见之高明，学问之淹通，才力之强敏，再没有超过容若的。墓志铭里，徐乾学怀念容若的天资，说他“自幼聪敏，读书一再过即不忘”。巧合的是，在徐乾学家乡所修的县志上，几乎用了一模一样的话来描述徐乾学本人：“乾学幼颖悟绝人，读书一再过，终身不忘”。名师难求，天资过人的学生更难求，但在康熙年间的北京，一个天才的老师，一个天才的学生，就这样风云际会了。

　　江苏昆山，人杰地灵，在这里的玉峰山南麓曾经矗立着一所著名的藏书楼：传是楼。楼主徐乾学是当地名流，那时候可以在徐氏宗祠里看到这样一副对联：“教子有遗经，诗书易春秋礼记；传家无别业，解会状榜眼探花。”上联是说徐家以儒家经典教育子弟，读书是他们人生的第一要务；下联更进一层，是说徐家的传家法宝就是读书，正是因为读书，徐家才有了一门的解元、会元、状元、榜眼、探花。

　　这个对联一点没有夸张。当时的徐家兄弟号称“一门三鼎甲”，先是三弟徐元文在顺治年间高中了状元，随后大哥徐乾学、二哥徐秉义均在康熙年间考中探花，三兄弟由读书而科举，由科举而同朝为官，位至极品，徐氏一门由此而名满天下，遂为昆山望族。

　　三兄弟仕途显达，于是连已故的父亲也得到了政府的追封，是为光宗耀祖。徐乾学为之撰文，说清朝定鼎之后，父亲便绝意于仕宦，只是全力督教子弟，这才有了三兄弟日后的成就。

　　这段话在今天的读者看来颇有几分蹊跷，原因是，在儒家的观念里，所谓“忠臣不事二主”并不意味着前朝的所有臣民都不得在新朝为官——这个限制仅仅针对那些在前朝做过官或仅仅取了功名的人，徐家三兄弟自然不在此列，否则就会被打入“贰臣”的行列了。

　　他们的父亲坚守着这个传统，他们的舅舅也是这样。在当地的旧俗中，外甥上学读书，舅舅或送书包文具，或摆下酒席宴请亲朋邻里，对外甥的学业颇有几分义务。而徐氏三兄弟的舅舅不但是当时名满天下的大儒，更是在整个中国思想史上都占有一席之地的显赫人物，即“明末三大家”之一的昆山顾炎武。史料记载，不但顾炎武本人对外甥们的学业多有助力，且时有一流学者登门造访，所以徐氏三兄弟的成长环境像极了我们所熟悉的《傅雷家书》里的那个样子，不但父母师长严格教育，那“谈笑有鸿儒，往来无白丁”的社交圈更是让所有望子成龙的父母们艳羡不已的。

　　顾炎武比较喜欢老三徐元文，对老大徐乾学却有些刻意地疏远，是觉得他的功名利禄之心太重，不是一个淳良的苗子。

　　也许徐乾学确实是一个心术不正的人，但至少是一个心术不正的爱书人。本来在徐氏宗祠的那副对联里，功利色彩就很鲜明：读书不是为了单纯的求知，而是为了科举当官。简而言之：知识改变命运。但对于徐乾学来讲，书也许一开始仅仅是一种手段，而在科举当官这个目的达成之后，手段却变成了新的目的。他的官越做越高，财力越来越大，人脉也越来越广，所有这些都成为他搜罗天下图书珍本的本钱，传是楼在楼主不遗余力的收藏之下成为了名满天下的藏书楼。

　　说起藏书楼，人们首先想到的恐怕就是宁波天一阁。天一阁戒律森严，不单对外人概不开放，对自家人也设置了重重限制，还有钱牧斋一生也醉心藏书，概不外借，结果绛云楼火灾，片纸无存。而传是楼完全取开放的态度，和其他几家声气相通的藏书楼互相抄借，以利古书的保存和传播。

　　至于楼为何名为“传是”，根据汪琬的记载，徐乾学有一次带着子孙登上传是楼作了一番训话，说我们徐家先世以清白起家，该以什么来传给子孙后代呢？金银、田地、房产，都不是久能存续的。——说到这里，徐乾学一指楼上的藏书：“所传者，唯是矣。”

　　清代另一位学者邵长蘅写过一篇《传是楼记》，提出过另一种解释：在韩愈的《原道》里，有一段话是“尧以是传之舜，舜以是传之禹，禹以是传之汤……”这些圣人之间传递的这个“是”，是代指道统，这应该就是“传是楼”得名的出处。

　　这两个解释都很令人感叹，但徐乾学的这个“是”毕竟没能传得下去。子孙不肖，陆续把藏书楼的藏书变卖了出去，加上管理不善，发生了多次火灾。徐家一位叫做徐衡的后人留下过一个伤感的记载：传是楼的藏书最后只剩下二十多种，还有两册书目。

　　这里之所以介绍这座传是楼，是因为它和我们传记的主人大有关系。传是楼的确毁了，但藏书并没有毁，因为徐乾学动用传是楼的珍藏协助纳兰容若编出了一部大型儒学丛书《通志堂经解》。古代的主流社会能够认可容若，不是因为他的词（那只是“艳科小道”，并非正途），而是因为这套书。如今我们搞思想史研究，这套书仍然是必备的。

　　然而另一方面，也正是关于这套书的一些记载与传闻，使容若与徐乾学的品行遭到了人们的质疑。如果得不到合理的澄清，对于热爱公子的人来说，心里边总会横亘一点阴影。这里边的故事，就留到后文再展开了。

　　[4]秋水轩唱和：玉人和月摘梅花

　　这一年里，时任左都御史的明珠和国子监祭酒徐元文一同获得了一个兼职的新衔：经筵讲官，也就是作了康熙皇帝的儒学老师。徐元文担任这个职位是实至名归，明珠却有点充数的嫌疑——只是讲官行列里需要一个有分量的旗人大臣，而明珠在旗人里倒也算得上一代儒臣了。康熙皇帝和成德同龄，两位老师一个是成德的父亲，一个是成德的校长，无形中把成德与皇帝的关系也拉得近了。

　　同年，明珠又从左都御史调为兵部尚书，相当于从中央纪委负责人调任中央军委负责人。表面上看，左都御史和兵部尚书都是从一品，属于平级调动，实则大有深意：南方以吴三桂为首的“三藩”和中央政府的矛盾此时已经激化到一触即发的程度了，康熙皇帝有意备战，这时候把明珠调为兵部尚书自然是要在即将发生的战事当中倚仗于他了，这将是一个一人之下、万人之上的位子，是全天下注意力的焦点。

　　久混官场的人，嗅觉格外灵敏，早在正式的调令没有发布之前，明珠的身边就涌现了大批的巴结者。这一来，十七岁纳兰成德也顿时身价百倍、炙手可热。所有的官宦人家都想把女儿嫁给成德，更要命的是，抛开家族利益不谈，单是这些单纯的女孩子本身，也早都把成德视作了最理想的情郎、最渴望托付的归宿。全京城的贵公子里，再没有第二个人能像成德这样耀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