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15章 科举：万春园里误春期 (2)

　　尝读吕汲公《杜诗年谱》，少陵诗首见于冬日洛城谒老子庙时，为开元辛巳，杜年已三十，盖晚成者也。李长吉未及三十已应玉楼之召，若比少陵，则毕生无一诗矣。然破锦囊中石破天惊，卒与少陵同寿，千百年大名之垂，彭殇一也。优昙之花，刹那一现；灵椿之树，八千岁为春秋。岂计修短哉！

　　文章说，自己曾读吕汲公《杜诗年谱》，才知道杜甫最早的诗写于开元辛巳年，杜甫当时已经三十岁了，真是大器晚成呀。而李贺呢，没到三十岁就死去了，如果比起杜甫，怕要算毕生都没到写诗的时候吧。但是李贺的诗雄奇瑰丽之笔石破天惊，足以与杜诗相颉颃。千百年盛名之下，一晚成，一早殇，又有什么不同呢？就像昙花只在半夜开放一刹，而《庄子》中的椿树以八千年为一春，以八千年为一秋，寿命的长短又有什么重要的呢？

　　这篇小文就像一个谶语，恰恰应在了成德自己和朱彝尊的身上。朱彝尊直到晚年终于出人头地，入值南书房，康熙帝准其在紫禁城骑马，赐宅景山之东，在经学上蔚为一代儒宗，一部《经义考》到现在仍是我们作思想史研究的案头必备之物，在文学上更是文坛宗主，单在词坛便开创了浙派宗风，浩浩然影响波及全国；成德早岁成名，一生未离锦衣玉食，却和李贺一样早殇。任谁人到此，能不感叹命运之奇？

　　[2]勿欺之忠：一颗默默生长的南瓜

　　然后知所谓勿欺者随地可以自尽。

　　——纳兰容若《上座主徐健庵先生书》

　　这时候的成德虽然已经被词这种文学形式深深迷住了，但他毕竟不是离经叛道的贾宝玉，他还有“正途”要做，那就是每个读书人都要经历的足以影响终生的关卡：科举。

　　科举，几乎就是贫寒士子鲤鱼跳龙门的唯一机会，尽管对于成德，不走这条道路也一样可以步入仕途，甚至可以更容易地步入仕途。毕竟清政府对科举的态度很有几分复杂：旗人子弟可不可以参加科举，这是一个屡经反复的政策问题。

　　统治者担忧的是：科举会使旗人汉化，这对维护本民族的优越感可没有什么好处。作为明珠大人之子，成德自然深知这里面的玄机，也知道族内的许多顽固分子对参加科举的旗人是如何地嗤之以鼻，但是，他早已被汉文化迷住了，他渴望能像一名普通的汉人士子那样，经过乡试、会试、殿试，一步步地过关斩将，在这个没有硝烟的竞技场上证明自己的实力。他更加知道，只有这样，自己才能真正赢得那些汉人士大夫的尊重和认同，而这对他来讲恰恰是最值得珍视的。

　　康熙十一年八月，十八岁的成德参加了顺天乡试，毫无悬念地过了关，以实力为自己赢得了举人的身份。在这次乡试里，同榜及第的还有韩菼，这是他极要好的朋友，将来成德的神道碑铭就出自韩菼之手；还有一位也是成德的知交，就是大名鼎鼎的曹寅——红学里有一个说法，是说《红楼梦》里贾宝玉的原型就是纳兰成德，这虽然缺乏铁证，但旁证是极多的，曹家和成德的关系就是其中的一证。

　　对于成德来说，这次顺天乡试里最重要的事情就是结识了徐乾学，这位闻名已久的大学者恰恰就是乡试的主考官之一，成德因此和徐座主有了一层师生的名分。

　　那是考试结束之后，按照惯例，主考官举办宴会，招待这次中举的举子们。一种风俗的背后总会有它很功利的意义，这样的宴会也不例外：举子们将来还要通过会试和殿试，不知道其中有哪些人就会成为朝廷大员，共同中举的考生们，还有主考官，都将是同一个舞台上的演员，趁着举子们还没有发迹之前互相联络感情，以后也好互相声援、互相照应。作为一名新中举的举子，宴会上的这些人，就是自己今后最重要的人脉，所谓官官相护，其实从没做官的时候就已经开始了。

　　往往越是贫寒出身的人，功利心就越强，对这些世俗的智慧就越发看重，成德却不同，他早已经习惯了高门显贵的生活，他不需要维系人脉，他不需要谨小慎微地在这种场合上看人眼色。他就是他，就是他自己，纯真地被汉人的学问陶醉着，纯真地向往着更高明的学问、崇拜着更渊深的学者。

　　这次宴会，成德给徐乾学留下了极深刻的印象，而在三天之后，成德单独上徐府拜访，更使十八岁的成德久久为之心旌荡漾，终于给徐乾学写了这样一封长信，字里行间满是掩饰不住的激动：

　　某以诠才末学，年未弱冠，出应科举之试，不意获受知于钜公大人，厕名贤书。榜发之日，随诸生后端拜堂下，仰瞻风采，心神肃然。既而屡赐延接，引之函丈之侧，温温乎其貌，谆谆乎其训词，又如日坐春风令人神驰。由是入而告于亲曰：吾幸得师矣！出而告于友曰：吾幸得师矣！即梦寐之间，欣欣私喜曰：吾真得师矣！

　　夫师岂易言哉！古人重在三之谊，并之于君亲。言亲生之，师成之，君用而行之，其恩义一也。然某窃谓师道至今日亦稍杂矣。古之患，患人不知有师；今之患，患人知有师而究不知有师。夫师者，以学术为吾师也，以道德为吾师也。今之人谩曰：师耳，师耳，于塾则有师，于郡县长吏则有师，于乡试之举主则有师，于省试之举主则有师，甚而权势禄位之所在则亦有师。进而问所谓学术也，文章也，道德也，弟子固不以是求之师，师亦不以是求之弟子。然则师之为师，将谨谨在奉羔、贽雁、纳履、执杖之文也哉！

　　洙泗以上无论矣。唐必有昌黎而后李翱、皇甫湜辈肯事之为师。宋必有程朱而后杨时、游酢、黄干辈肯事之为师。夫学术、文章、道德，罕有能兼之者，得其一已可以为师。今先生不止得其一也。文章不逊于昌黎，学术、道德必本于洛闽，固兼举其三矣，而又为某乡试之举主，是为师生之道无乎不备，而某能不沾沾自喜乎？

　　先生每进诸弟子于庭，示之以六经之微旨，润之以诸子百家之芬芳，且勉之以立身行己之谊。一日进诲某曰：为臣贵有勿欺之忠。某退而自思，以为少年新进，未有官守，勿欺在心，何裨于用，先生何乃以责某也？及退而读《宋史》，寇准年十九，等第时崇尚老成，罢遣年少者。或教之增年。准不肯曰：吾初进取，何敢欺君。又晏殊同年召试，见试题曰：臣曾有作，乞别命题，虽易构文，不敢欺君。然后知所谓勿欺者随地可以自尽。先生固因某之少年新进而亲切诲之也，某即愚不肖敢不厚自砥砺奋发，以庶几无负君子之教育哉！承示宋元诸家经解，俱时师所未见，某当晓夜穷研，以副明训。其余诸书，尚望次第以授，俾得卒业焉。

　　——《上座主徐健庵先生书》

　　看得出来，成德已经被徐乾学的大儒之风彻底迷醉了。他忙不迭地告诉父母：“吾幸得师矣！”同样的话，又忙不迭地告诉所有的朋友，就连在梦寐之间也常常为“吾幸得师矣”而欣然笑醒。

　　有了老师，这是什么很要紧的事吗？——成德在信里说，师之道，今天和古代有了太大的不同。今天提起老师，私塾里的教书先生是老师，考试的主考官是老师，学生们向老师学习，要么是学习科举考试的技术，要么是搭建人脉以图日后的关照，老师自然也就不那么崇高了。但古人把君、亲、师三者并列，认为这是一个人最重要的人伦，父母有养育之恩，老师有成人之恩，君主有使人才得以施展之恩。

　　遥想古人，唐朝先有了大儒韩愈，之后才有李翱、皇甫湜这样的大贤甘心做他的学生，宋朝先有程颐、朱熹，之后才有杨时、游酢这样的人才愿意以师事之。古代的师道，道德、文章、学术，三者并重，今天已经很难见到这样的古风了。只有这几天在徐先生面前，才真正感受到了古代的师道，真是令人心驰神往。

　　成德回忆这几天里徐乾学对自己的提点，徐乾学叮嘱他“为臣贵有勿欺之忠”，成德一开始并不明白这话的意思。是呀，这话应当是对朝廷大臣说的，可自己虽然中了举人，却还不过是一介布衣，何来臣道可谈呢？

　　是徐先生说错了吗？成德后来阅读《宋史》，才体会到了徐乾学的用心良苦。《宋史》里边记载了寇准参加科举的故事：那时候皇帝用人爱用老成持重的人，对年纪太小的考生一律罢遣。寇准当时虽然才学过人，却只有十九岁，眼见得要耽误了功名。好心人劝他改一下自己的履历，把年岁虚写几年，寇准却严肃地说：“我刚刚踏上进取之道，哪敢欺君！”还有晏殊的一则故事。神童晏殊被皇帝召来考试，发现试题恰好是自己曾经练习过的，赶紧交代了缘由，请皇帝换一道题再考。寇准和晏殊在还没有踏入仕途的时候就以“勿欺”自许，哪怕事情对自己不利，也不违背自己的原则。

　　是的，尤其是晏殊，如果他自己不讲，任何人也不会知道，况且就算大家都知道了，也只能说他运气好，说他试前的准备功夫做得足、压题压得准，哪会有一丁点的批评呢？真诚，不止是一条用来待人处事的原则，更是一面用来面对自己的镜子。

　　“勿欺”二字后来被成德镌刻成了一方闲章，用毕生来践履。他的真诚足以感动任何一个哪怕铁石心肠的人，无论对情侣还是对朋友，无论对人还是对事，他都像一个孩子一样真诚，当然不可避免的，也会像一个孩子一样受伤。

　　因纯真而受的伤，在神那里，抑或是值得炫耀的勋章；但在尘世，很多时候，不是灰头土脸地变成闲人茶余饭后的笑话，就是沦为习惯以最大恶意进行揣度的绝大多数眼中的谎话。纯真是需要一点固执的，否则难以为继。

　　就如于尔克·舒比格的一首小诗：

　　洋葱，萝卜和西红柿

　　不相信世界上有南瓜这种东西。

　　它们认为那是一种空想。

　　南瓜不说话，默默地生长着。

　　容若就是一棵默默生长的南瓜，以纯真，以诚恳。

　　和徐乾学的这几日交往，还有一件事情让成德大开眼界。徐乾学因为极器重成德，特意把他历年搜罗的一些珍本图书拿来出来，都是相当罕见的宋元经学著作。研究儒家经典的学问，古人称之为经学，从五经到九经，再到十三经，历朝历代都有许多学者为之作注作疏，各自阐发，使得儒学成为了一个开放的学术系统，不断吸纳着崭新的思想。

　　如果成德只是一个安分守己、一心只想通过科举求取功名的年轻人，只要念好科举要求的功课也就是了，不必旁骛，那么，那许多汗牛充栋的儒学著作对他来讲便完全都是闲书。

　　事实上，历朝历代的大多读书人都是这种心态，读书不是为了求知、求道，而是为了功名利禄，所以，太多学者们苦心孤诣的作品根本就赢得不了几个读者，不是一出世便被束之高阁，就是在世事变迁中渐渐散落，他们的思想、见解仿佛从来不曾出现在这个世上。

　　大众需要的书永远只有两种：速效的实用书和庸俗的闲书，阳春白雪永远是曲高和寡的。时至今日，亦是如此，君不见教参和言情类书籍销量居高不下，所向披靡。商品经济社会，利字当头，它们有市场，当然被无限繁殖，哪怕已糜烂。

　　《娱乐至死》的作者波兹曼曾忧心忡忡地提醒众人，有两种方法可以使文化精神彻底枯萎，一种是让文化成为一座监狱，另一种是把文化变成一场滑稽戏。这场文化瘟疫并不只在美国蔓延，从我们的畅销书排行榜便可窥见端倪，甚至已不仅是端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