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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部分 第68节:罗本岛:黑暗的岁月(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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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对这种分类方法十分反感,因为这样的分类是不道德的、有辱人格的。它不仅对普通犯人是一种打击,而且对政治犯也是一种特别的打击手段。我们要求,所有的政治犯应该被划成一类。尽管我们对这种划分提出了抗议,但是我们不能忽视的一点就是,这种划分在监狱生活中是无法变更的。如果你抗议作为一名D类囚犯每六个月只能收到一封信,监狱当局就会说:改进你的行为,成为一个C类囚犯后,你每六个月就能收到两封信。如果你抱怨吃不饱,监狱当局就会提醒你,如果你是一个A类囚犯,你就能从监狱外得到钱,那样,你就可以在监狱的糖果店内购买额外的食物。即使是一位自由战士,能购买日用品和书籍也是大有益处的。

 

这种分类一般与囚犯的刑期有关。如果你被判八年监禁,你一般会在头两年被划为D类,随后两年被划为C类,然后两年被划为B类,最后两年被划为A类。但是,监狱当局把这种分类作为对付政治犯的一种武器,他们往往以降低我们的类别相威胁,借此来控制我们的行为。

 

尽管我被带到罗本岛以前就已经被关押了近两年,但是,我来到罗本岛之后仍然被划为D类。虽然我也希望得到高一级类别的权利,但是我却拒绝在行为方面让步。最快的升级办法是听话、不抱怨。我说,曼德拉,你是个爱找麻烦的人,狱警们会说,你将终身被划为D类。

 

囚犯每六个月被召集到监狱委员会面前评估一次级别。监狱委员会有意以监狱规定的名义对我们的行为进行评价,但是,我们发现这种评分与其说是一种行为评分,倒不如说一种政治评判。在我第一次与监狱委员会见面期间,委员会的官员们询问了我有关非洲人国民大会和我的信仰问题。尽管这与分类没有什么关系,但是我仍然耐心地予以回答,并试图以此感化他们,使他们也接受我们的信仰。这一次还算是把我们当人看待,但这是不多见的,我也是第一次作出了响应。后来我发现,这仅仅是当局从我们身上收集情报的一种办法,我反而无意之中中了他们的圈套。随后不久,我们一致认为不应该与监狱委员会讨论政治问题。

 

作为一名D类囚犯,监狱当局只允许我每六个月有一次被探视的机会,只能写一封信和收一封信。我认为,这是监狱系统最不道德的规定之一。与家人沟通是一种人权,不应受到监狱系统人为分类的限制。但是,这却是监狱生活中的一个事实。

 

探视和书信仅限于直系亲属,我们发现,这个限制不仅是令人讨厌的,而且也是一种种族歧视。非洲人直系亲属的概念与欧洲人或西方人的直系亲属概念大不相同。我们的家庭结构更大,更具有包容性,任何来自一个共同祖先的后代都被视为同一家庭的组成部分。

 

在监狱里,比来自家中的坏消息还要坏的事情莫过于根本就没有家人的消息,思念家人的不幸和悲伤比实际上的忧伤和失望更令人难以承受。我们宁愿收到一封写着坏消息的信,也不愿意连信都收不到。

 

更有甚者,这个令人痛苦的限制也被当局滥用了。期待来信的心情是非常迫切的。每月有一次通知来信的机会,有时六个月过去了,但一封信也没有。虽然六个月允许收一封信,但是六个月却没有收到一封信,这是一个更大的打击。谁不想知道自己的夫人和孩子们、母亲和姊妹们发生了什么事情?当我接不到信的时候,我感觉心情像大卡鲁高原一样干旱和荒芜。有时,当局还常常恶意扣压信函。我不会忘记狱警们说的话:曼德拉,我们收到了给你寄来的一封信,但是,我们不能给你。他们不说明为什么,也不告诉你信是谁寄来的。这时,要完全靠自我约束,不能为这样的事情发火。后来,我通过适当的渠道提出了抗议,有时还真能要回自己的信。

 

当真的有书信寄来的时候,收到这些书信简直可以说是如获至宝。一封信就像夏天的甘霖,甚至能使沙漠变成绿洲。当当局递给我一封信的时候,我不会急不可待地冲上前去,一把把它接过来。尽管我渴望立即把它拆开并当场展读,但是我不想让当局因看到我那急切的样子而感到满足,而是拿着信慢慢地回到牢房,似乎在展读家书之前还有许多事要做一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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