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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部分 开拓文艺的新土 苏俄问题

    关于苏俄仇友赤白问题的讨论是由徐志摩的朋友张奚若发难的。
    1925年10月6日,刚上任不到几天的徐志摩就在《晨报》社会栏中发表了陈启修的《帝国主义有白色和赤色之别吗?》该文针对当时中国知识界的“苏联同样是帝国主义”的观点提出了质疑,不主张将苏联成为帝国主义,不主张把苏联定为敌人,并赞扬苏维埃政权,认为苏联是中国人的朋友。
    被人成为“大炮”的清华政治系教授张奚若马上写了《苏俄究竟是不是我们的朋友》进行反驳。他的文章10月8日发表在《晨报副刊》的头条位置上。他认为,苏俄对中国的态度是:“假共产为名,为自己私利,在我们情形迥不相同的国家,利用判断力薄弱的青年,智识寡浅的学者,和惟个人私利是图的政客,大捣其乱的人们,更是我们的敌人。陈先生说苏联虽不是帝国主义式的敌人,其为害我们中国的地方更甚于帝国主义式的敌人,我们防备他比防备帝国主义式的敌人更应该严密一点。”
    于是,双方引起了一场政治问题的大争论。
    一周后,徐志摩在“文艺栏”特设了“关于苏俄仇友问题的讨论”和“仇友赤白的仇友赤白”两个专栏,集中发表不同意见的稿件。同时,徐志摩又在“社会栏”中特设了“对俄问题讨论专号”,从而引发了一场热闹的政治大论战。
    这场争论持续近两个月,《晨报副刊》共发表各类文章近30篇,其中张奚若的文章最多,另外有刘勉己、徐志摩、梁启超、张慰慈等。
    作为讨论组织者和主持人的徐志摩在10月22日的《仇友赤白的仇友赤白前言》中,他第一要声明的是《晨报副刊》(每周一、三、四、六是徐志摩主编的,此外不关他自己的事)决不是任何党派的宣传机关;《晨报副刊》撰稿选稿是徐志摩个人完全除外的特权与责任。《晨报》主人有一天干涉他的时候,可能就是他辞职的时候,因为他不能忍受不完全的信任。《晨报》本身的主张徐志摩绝对不过问,他也管不着,也不想管。他知道的只是凭他自定的标准与能力编辑这每周四张的副刊。办好是徐志摩的功劳,办坏是徐志摩的罪责,没有第二个人分得着。
    比如这次在讨论中的中俄问题,徐志摩个人自信是无成见的。徐志摩说自己天天抓紧了拳头问这时代要的只是忠实的思想,不问它是任何的倾向。谁要看懂他上周那篇《从小说讲到大事》,他就认清了徐志摩的评价标准。徐志摩他恨一切私利动机的活动,恨作伪、恨愚暗、恨懦怯、恨下流、恨威吓与诬陷。他爱真理、爱真实、爱勇敢、爱坦白、爱一切忠实的思想。徐志摩曾经登载张奚若反对俄国人帮助中国人进天堂的文章,因为他信得过张奚若的见解至少是独立的,不含别种动机的,忠实的。他也许错误,他也许有他看不到的地方,谁知道;但他的议论至少是对他自己完全忠实的。同时徐志摩也决不拒绝反驳他的文章,只要来者符合他的标准——忠实。有一部分徐志摩不刊出的来稿,是为它本身没有什么新发现,或是写得太不清楚;但他决不以正反定取舍。张奚若最初说《晨报》不应该登载赞成或隐利苏俄的文章,徐志摩不这样想。他心目中的友只是他上面列举的几条“我爱”;他的敌人也就是上面列举的几条“我恨”。这标准似乎很空泛,不着边际,但徐志摩再也想不出更合理的标准。
    江绍原说徐志摩“尚不失赤子的心”,他觉得是安慰,因为徐志摩信得过他这句话里没有混入“爱伦内”。就凭着这一点“赤子之心”,如果他真的不曾完全失去,徐志摩才敢来与众人相见。
    徐志摩现在特辟这“仇友赤白的仇友赤白”一栏,专为登载关于中俄关系乃至联起的中国将来国运问题,盼望国内有思想的特权与责任的朋友们共同来讨论这件大事。
    徐志摩在这场讨论中比较注意自己的中立立场,另外,他也表现出明显的排斥苏联的倾向。徐志摩写下《列宁忌日——谈革命》,发表在1926年1月21日的《晨报副刊》上。这篇文章中,徐志摩全面阐述了他对马克思主义的基本看法,他说:“我是一个不可教训的个人主义者。”基于个人主义的信仰,他不相信马克思主义的阶级斗争学说。由于徐志摩的政治倾向,苏俄仇友赤白问题在副刊,就以“反共仇苏”这一意见稍占上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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