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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部分 开拓文艺的新土 闲话之争

    徐志摩主持《晨报副刊》期间的另一场论争是鲁迅、周作人与徐志摩的好友陈西滢的论战。这次论争是留日知识分子与留美知识分子的一场较量,也是中国现代文学史上最自由的论争。
    1925年5月,由于北京女子师范大学风潮事件,鲁迅兄弟等人与陈西滢展开论战。
    生性不爱管闲事、不爱与人争执的徐志摩在鲁迅等人与陈西滢的论战中,一直没有说话。
    徐志摩最先表示关注这件事的是在1926年1月13日,他在《晨报副刊》上发表了《“闲话”引出来的闲话》一文。徐志摩在文中称赞了陈西滢的学问、文章及品格。他是在看了陈西滢在《现代评论》上发表的关于法郎士的《新闲话》有感而发。正在论战中的鲁迅兄弟看到文章后很恼火,认为徐志摩也参加进来并为陈西滢助威。
    周作人于是发表了《闲话的闲话之闲话》,刊登在1月20日的《晨报副刊》上,他表示不敢赞同徐志摩对陈西滢的恭维,还责备徐志摩是非不明。在同一期《晨报副刊》上,徐志摩发表了自己的《再添几句闲话的闲话乘便妄想解围》,对周作人的责难进行了辩解,并想在此次争论中做和事佬。这种天真的和稀泥做法徒劳无功,双方都不买账。况且在这种争论中,徐志摩很难做到对两方都不偏不倚,但他觉得有必要以他那种尴尬的角色调解双方。
    于是,徐志摩在1月30日发表了《关于下面一束通信告读者》,声明:“无论如何,我以本刊记者的资格向读者们道歉,为今天登载这长篇累牍多少不免私人间争执性质的一大束通信。”在这天的副刊上,徐志摩用整版的篇幅刊发了一组关于“闲话”的论战文章,其中绝大部分是陈西滢的。
    徐志摩说陈西滢是他的朋友,是他最佩服、最敬爱的一个朋友。陈西滢的学问、人格都是无可置疑的。他心眼是有点儿窄,但他也不是好惹的。关于陈西滢在闲话里对时事的批评,徐志摩也是同意陈西滢的时候多,虽然他并没有陈西滢那种说闲话的天才与兴致。至于周氏弟兄,徐志摩说他与他们私人交情很浅。他从来没有见过鲁迅,与周作人相识,但见面的次数并不多。对鲁迅的作品,徐志摩说他读得很少,就只读过《呐喊》集里的三两篇小说和《热风》集里的几页,那是因为最近有人尊他是中国的尼采,徐志摩才去读的。鲁迅平常写的零星的杂感类的文章东西,他即使看也是白看,因为他没有看进去或是没有看懂。周作人的作品他也没有全看,但比看鲁迅的要多。徐志摩也很佩服周作人,尤其是他的博学。他爱小挑剔,徐志摩是知道的,他自己也承认。
    犹豫踌躇的结果,徐志摩还是把陈西滢投来的稿件照常刊登出来,并且也负代登的责任。
    徐志摩的理由如下。
    虽然这场争执表面上看来是看私人性质的,但它所涉及的当事人多是现代的知名人士、舆论界、思想界的领导者,并且这场争执是因为1925年教育界最重要的风潮,它的影响就不仅仅限于社会,而且会牵涉到政治和道德。在双方各执一是的时候,旁边人只觉得迷惑。这事情有根本洗刷一下的必要,如果是非多少还有标准的话。陈西滢一向是处于孤单的位置,他一个人冷清清地说他的闲话。相反,骂陈西滢的却是极不孤单的,骂的笔不止一枝,骂的机关不止一个。这究竟是因为陈西滢确实有冒犯众怒的地方,还是对方仗着人多势众、发表机关很多特地来破灭这闲话所代表的见解。如果前一个假定正确,那陈西滢是活该,否则徐志摩等那些不会混入是非旋涡的人就应该就事论理,来下一个公正的判断。
    怨毒是可怕的。私人间的小仇恨往往酿成无法预料的大灾祸。酝酿怨毒是危险的;就像藏着脓疮不开刀,结果更无法开交。在这场争执里,双方都郁积了多少的怨毒是不容讳言的,这不是戏谑,这是纯粹的虐待。这刀之所以应该当众开,是因为更基本的事实:彼此同是在思想界和舆论界有名望、有责任的人,同是在这纷乱的时期肩负着各尽所长清理、改进的责任的人,同是对在迷途中的青年负有指导、警醒的责任的人。是人就有错误,就有过失,在行为举止上或思想意见上。人们受教育为的就是要训练理智来驾驭本性、涵养性情来节制意气。这并不表明人们因此就得贪图和平,处处不露棱角,避免冲突。不,人们在小地方养正是准备在大地方用。一个人如果纯粹为于己无关的动机、为正义、为公道奋斗时,我们就佩服他。反过来说,如果一个人的行为或言论中包含有私己的因素,那时不论他怎样找借口,也是不能容许他。例如这一次争执,双方似乎都尽情发泄了,像徐志摩这样的旁观者就应该来考察一下,究竟这场纠纷的背后有没有关系人道的重大问题,值得有血性的人们奋力拼搏——例如法国的德来福斯的案子,起因虽小,却含义重大——当前的问题是不是同性质的?还是这里面并不包含什么大问题,有的只要两边或一边弄笔头开玩笑过分了的结果。那就好办了,说开了朋友还是朋友,本来不是朋友,也不至于变成仇敌。
    为了这几个理由,徐志摩决定登载陈西滢的稿件。在副刊这也算是一个结束,从徐志摩的那篇《“闲话”引出来的闲话》起,经过周作人的《闲话的闲话之闲话》,到陈西滢的总清账为止,以后除了有新发明的见解,徐志摩声明,关于此事辩难性质的来件,副刊不登载。
    徐志摩强烈呼吁双方停战,这也只是他的一厢情愿。陈西滢接着在《致徐志摩》的信中更不客气地斥责鲁迅。鲁迅也不依不饶,说自己所遇到的只不过是“几个家丁”的叫骂,刚开始,就关门了,“据说‘不再打这样的笔墨官司了’”。这自然又将陈西滢与徐志摩一块儿骂了。
    不爱意气之争的徐志摩对这种事实在不感兴趣了,不过,他仍然执着地扮演和事佬的角色,一再劝解争执的双方。1926年2月3日,徐志摩在副刊上发表《结束闲话,结束闲话!》,呼吁双方停战:“带住!让我们对着混斗的双方猛喝一声。带住!让我们对着我们自己不十分上流的根性猛喝一声。”
    徐志摩在私下里也劝说双方不要再战了。1926年1月31日,他在《致周作人》的信中说,关于这场笔战的事情,他与俞平伯、江绍原等人谈过,大家都认为有停息的必要,准备由两面的朋友们出来劝和。过去的只当是过去的,从此大家齐心协力来对付真正的敌人,省得闹这无谓的口舌,叫俗人们笑话。关于闲话之争,徐志摩说自己已是十三分的懊悔,30日那天也不该登载那一大束通信。但如今他非常高兴,因为周作人居然能持温和的态度。至于陈西滢,他这次发泄已算够了。彼此都说过不悦耳的话,就算两开了吧,看在徐志摩他们几个居中调解的朋友的份上,因为他还是深信彼此之间没有结仇的必要。这点极诚恳的意思,千万请周作人容纳,最好在徐志摩动身前再给他一句可以使他放心的话。
    只要彼此放开胸膛,什么事都没有了。
    徐志摩说他信得过陈西滢和周作人,但他担心鲁迅那里不好处理,希望周作人能从中调解,他说:“只有令兄鲁迅先生脾气不易捉摸,怕不易调和,我们又不易与他接近,听说我与他虽则素昧平生,并且他似乎嘲弄我几回我并不曾还口,但他对我还像是有什么过不去似的,我真不懂,惶惑极了。我极愿意知道开罪所在,要我怎样改过我都可以,此意有机会希为转致。”
    鲁迅在看了徐志摩的《结束闲话,结束闲话!》后,在2月7日又发表了《我还不能“带住”》,双方继续论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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