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五章 劫后余生录（7）

她曾在《烬余录》里诚心诚意地感慨着：
“到底仗打完了。乍一停，很有一点弄不惯，和平反而使人心乱，像喝醉酒似的。看见青天上的飞机，知道我们尽管仰着脸欣赏它而不至于有炸弹落在头上，单为这一点便觉得它很可爱。冬天的树，凄迷稀薄像淡黄的云；自来水管子里流出来的清水，电灯光，街头的热闹，这些又是我们的了。第一，时间又是我们的了——白天，黑夜，一年四季——我们暂时可以活下去了，怎不叫人欢喜得发疯呢？”（张爱玲：《烬余录》）
“这些又是我们的了”——从前她有过一回这样的感觉，是因为逃出了父亲的家，重新活过；这一次，这感觉来得更真实而更正大了，因为可以大声地说出来，和有着共同经历的人一起感慨——仿佛感慨着大家的感慨，那么这感慨便可以来得理直气壮，也更伟大些。
个人是渺小的，而民众才伟大，即使是苦难与悲哀，也是民众的苦难和悲哀才伟大。
那么这“民众”中的两个，躲起来静静地结了婚，为什么就不伟大了呢？
傅雷在评论中说：“毫无疑问，《金锁记》是张女士截至目前为止的最完满之作，颇有《狂人日记》中某些故事的风味。至少也该列为我们文坛最美的收获之一。”
似乎自他之后，人们便往往喜欢拿张爱玲与鲁迅作比，认为鲁迅是时代的旗手，是伟大的作家；而张爱玲则只反映身边的生活，够不上“伟大”。
2000年10月下旬在香港举行的“张爱玲与现代中文文学”国际研讨会，第一场讨论的话题便是：张爱玲是否已经成为鲁迅之后，中国现代文学史上的又一个“神话”？研讨会由岭南大学中文系主办，召集人是刘绍铭、梁秉钧和许子东。在第一场学术讨论会上发言的有郑树森、王德威、温儒敏、刘再复、夏志清和黄子平。刘再复认为“这两位文学天才，一个把天才贯彻到底，这是鲁迅；一个却未把天才贯彻到底，这是张爱玲。张爱玲在去国后丧失艺术独立性，成为‘夭折的天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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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倾城之恋》的求真，不仅仅在它对于战时香港的情景再现，更在于张爱玲寄予文中的那份深深的孺慕之情——小说里的白流苏是一位28岁的离婚少妇，这同张爱玲母亲去法国是一样的年纪；她第一次去香港，所看到的情景是张爱玲看见的；她住在浅水湾饭店，是黄逸梵住过的；她在战争中的所闻所见，所想所为，也都是张爱玲亲眼所见，亲耳所闻。
张爱玲后来一再地把《倾城之恋》搬上话剧舞台，又想改编电影，但未如愿，可见她对这部小说的喜爱。
——是邵逸夫替她还了愿。
1984年邵氏的关门之作便是许鞍华导演的《倾城之恋》。当时浅水湾酒店已经拆了，许鞍华就把酒店阳台那部分搬到清水湾邵氏片场重新搭了起来，昂贵的
投资扔出去，剧本也已经搞定，就要开拍了，才想起来版权问题尚未解决。后来到处找到处问，终于找到张爱玲在香港的好友宋淇，这才得到了授权。
2006年《倾城之恋》的话剧再次重排，男主角是当年金像奖影帝梁家辉。梁曾在《情人》中有出色表演，从此奠定影帝地位，他演范柳原，应当是扛得起的；女主角名不见经传——罗兰之后，再无白流苏了。
张爱玲也曾经试图把《金锁记》搬上银幕，剧本都已经做好了，导演是桑弧，女演员也预定了张瑞芳，1947年12月上海文华影片公司还打了广告出来，影片却终未拍摄。后来出国的时候她未能把剧本带出来，也不知道如今那本子流落在哪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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