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7 三螺旋结构-1
鲍林点
令人惊奇的是，鲍林似乎有本领应付政治上的风风雨雨，同时又不明显地影响到他的科学研究。单是在1951年和1952年，他就正式发表了43篇文章，包括研究论文、科普小品、随笔注记、学术评论。其中有关于蛋白质结构的一系列具有划时代意义的论文，也有涉及到以下一些基础性课题的文章：基本磷键结构和有氧酸结构，过渡元素的硼化物和铅合金，氢分子的共振和金属化合物的本质，等等。他还表明，水分子可以在一个气体原子的周围聚合成漂亮的晶格，从而将水合物化学向前推进了一大步。他对钼的结构化学进行了评述，同时又开始研究一种新的铁磁性理论。在加州理工学院，他曾对博士生考试进行过改革，他在这个问题上的想法也在报刊上得到了发表。此外，他开始编写一部新的教材，也就是经过大力修改的《普通化学》第二版。他在通俗刊物《科学文摘》上向读者说明了为什么“熟悉科学是合算的”。
奖励和荣誉纷至沓来。他被选为大名鼎鼎的美国哲学学会的副理事长，这一学会已经成为由本杰明·富兰克林发起组织的一家知识分子的俱乐部，他成了由美国化学学会伯克利分会颁发的路易斯奖章的第一位得主。他被指定参加一个总统委员会的研究小组，这个小组的任务是研究国民健康的需要。他的画像被《通俗力学》杂志收入“半个世纪名人厅”。除此之外还有一长串各种各样的名誉和头衔。他甚至还在无意之中成了一位电影明星，他在弗朗克·卡普拉为加州理工学院招生服务的一部影片中粉墨登场，经受了导演的严格考验。
回到家里，一切也令人愉快，至少在鲍林的眼里是这样的情况。他家这所名为梅德尔山的宅院，往往是化学系庆祝新学年开始聚会的场所。鲍林就在自己家门前的草坪上主持这种聚会。食物比较简单，饮料则很充足。有人回忆说，有一次还上了潘趣酒，是用一支火箭的头锥作为盛器的。鲍林和爱娃款待成群结队的晚会来客，这些人多数是鲍林的同事或访问学者。有时，爱娃就在家里为员工的夫人们举行茶会。她与其中大多数人相处得并不和谐——在她看来，这些人衣衫不整，俗不可耐；客人们则认为她语言尖刻，政治上固执自负，听不进别人的意见。爱娃更感兴趣的是每月举行一次的民间舞蹈晚会。在她和鲍林出访英国归来后的几年里，这些舞蹈演员经常应邀来她家作客。爱娃向来就爱好音乐。将家具移到墙边，开上录音机，她就可以和这些朋友以及孩子们翩翩起舞，一连几个小时跳个不停——有一次，她情绪高涨，不慎摔了一跤，造成了手腕骨折。
民间艺术成了她的一种业务爱好。她为丈夫挑选全部衣着，因此，鲍林的服装打扮也开始显露出他特有的风格。50年代初期，鲍林的那些剪裁得体的西服和领带往往让位于休闲服装和运动衫裤，甚至在办公室里穿的衬衫也十分艳丽，上面印着奔放粗扩的种种图案。此时的鲍林，头上顶着渐见稀疏的灰白长发，一缕缕头发盘旋在脑袋周围，看上去很有点像爱因斯坦。上了年纪以后，他的个人风格又增添了新的内容：眼睛上是一副只有一半镶边的富兰克林式眼镜，与人谈话时，眼镜被上推至额头，窥视桌面上的材料以便说明某一论点时，又将眼镜下拉到鼻尖。有些时候，他戴了一顶贝雷帽。在流行灰色西服的50年代，这一切给他平添了几分自由叛逆者形象的色彩。鲍林对自己非常随便，毫不在意别人怎样看待自己，因此，他对自己的装束打扮感到非常自在。
至于他的几个孩子，看来也事业兴旺。第一个孩子小莱纳斯在檀香山一家医院的精神病科当住院医生，他决定带妻子到夏威夷定居，一个原因是当地有着天堂般的宜人气候，另一个原因是他希望不要离父母太近。此时，鲍林已有了第三代，长孙莱纳斯三世在1948年出生。由于相距太远，鲍林和爱娃很少去看望这宗线上的儿孙。
彼得弥补了哥哥远离父母的缺陷。他模仿父亲，进入加州理工学院攻读研究生课程，专业是物理和化学。这一点使鲍林颇感自豪，但是彼得的兄弟姐妹却很担心他有没有能力步父亲的后尘。彼得似乎一切都顺利，学习成绩达到了及格线。另一方面，他也像典型的大学生一样，养成了对啤酒和聚会的偏好。他与鲍林的一些研究生和博士后交上了朋友。1950年左右，在鲍林住处开始出现一种小型的社交场景。暖洋洋的下午，五六名年轻的未来科学家结伴同行爬上小山坡，到鲍林家喝啤酒，跳进游泳池泡上一会儿，与彼得开开玩笑。同时，这也是向身材修长的金发少女琳达·鲍林挑逗取乐的好机会。
琳达受到这帮年轻人的注目，心里很高兴。除了通常的一些原因之外，这也是达到心理平衡的一个机会，近来她愈来愈感到家里人不把她放在心上了。琳达对父亲向来是十分爱戴的，总想方设法引起他对自己的关注。她曾想做父亲的一个称心如意的好女儿，顺从恭敬，彬彬有礼，文静可爱。但是，除了头上被父亲机械地抚摸一下之外，她没有从父亲那里得到更多的东西。鲍林的注意力，按其重要性的次序来说，完全集中在科学研究、爱娃·海伦和政治上，琳达充其量只能排到第四位。为了取得父亲的欢心，她曾在预科学校里努力培养自己对科学的爱好；18岁那年暑假，她在加州理工学院的实验室打工，用Ｘ射线测试合金；她还对家里人说，她希望进大学化学系深造。很好，鲍林说。琳达看到爱娃·海伦经常有机会与鲍林一道出外旅行，还看到父亲希望母亲同意或征求母亲意见时那一副神态，她甚至滋生出嫉妒之心了。琳达永远也不会忘记，有一天下午，她跳着华尔兹舞步盘旋着进入鲍林的书斋，向父亲展示自认为特别漂亮的一套服装。鲍林用眼角很快地瞟了她一眼，说，“你清楚，这套衣棠要是穿在你妈妈身上，那该多美呀，”说完话，他又转过身去继续进行他的计算了。
但是，琳达如今开始从父亲的学生们那里受到了热情洋溢的关注，为此她打心眼里感到很高兴。当鲍林和爱娃不在家里的时候，彼得和琳达就会与游泳池畔的同伴们开起正式的联欢会，有些时候规模比较小，有时候则会出现喧闹欢乐的场面。
即使鲍林也在场，这些年轻的客人，有些是他的学生，有些是博士后研究者，对这类聚会的爱好，几乎是不受影响的。他们都是经过严格挑选的少数几个有权进入这家私人寓所的莘莘学子。当然，在游泳池畔自然另有一番乐处，并且还可以找到机会，与鲍林一起在他的八角形书斋中谈论科学研究。有时，鲍林在理论研究之余，需要舒展一下身子，他就会徒步穿过草地，拣一块地方坐下，脸上浮起他那种商标式的微笑，开始与这帮年轻人神聊，讨论科学、政治和他们的前程。游泳池畔的短暂谈话也许就完全改变了一个人的生活道路。麦特·梅塞尔逊就是其中的一个。1952年的一个夏天，他上山游泳。他是彼得的朋友，一位很有才华的青年，以前曾在加州理工学院读书，后来在伯克利分校研究生院度过一年时间，现在考虑转学到芝加哥大学。这一天，鲍林身着西装领带，走进炎热的院子，俯身爬在游泳池边，一面用手拨水，一面直视这位青年，问道：“喂，麦特，下一学年你有什么打算？”梅塞尔逊说他要到芝加哥去。“但是，麦特，”鲍林说道，“这可是言不由衷吧。为什么不到理工学院来做我的研究生呢？”在游泳池边，这位世界著名科学家的目光凝视着他，实在可敬可亲。梅塞尔逊仰头看着鲍林，说：“好，我非常愿意。”就这样，他在鲍林的指导下结束了学业，后来又到哈佛大学继续研究分子生物学，获得了出类拔萃的成就。就像这样，一位伟人露脸不大一会儿功夫，迸发出星星点点智慧的火花，随后，他又钻进自己的住所，留下这群年轻人继续嘻笑和玩耍。这是用南加州游泳池聚会形式包装起来的活动：一群年轻人，豪情满怀，才华横溢，大家聚集在一起，说古论今，海阔天空，谈论科学，无拘无束，言辞是那么慷慨激烈，场景是那么令人激动，实在让人难以想象。有人回忆说，鲍林的住所经常是一个“热气腾腾的地方”。
鲍林是深受学生喜爱的一位教授。大多数人将他视为精神领袖，他在山中修行思考，接受神的启示，然后再将神授真理传达给芸芸大众。他给一年级新生讲课，已经开始带上了一种传奇的色彩。他会不时地穿插一些使人惊诧不已的花样——他可以用一支5英寸长的计算尺算到小数点后第六位，同时要求一些心存疑虑的一年级学生用手摇计算机验证他得到的结果（他每一次都是正确的）——对于这位世界上最了不起的化学大师，学生们似乎从心底里开始喜欢从他头脑里不断流淌出来的睿智才思。听鲍林讲课，“就像身处一场优美的音乐会一样，”一位听众回忆时说道。
这些学生开始将鲍林视为自己的楷模。要成为另一个鲍林，一大秘诀在于能识别人们所说的“鲍林点”，“就是指事情已经到达可以求得正确答案的某种火候——此时，若再向前走出一步，或更深入一步，那么情况反而会变得更加复杂，甚至答案也变得更难捉摸，”马丁·卡普拉斯作了这样的解释。卡普拉斯是哈佛大学的一位教授，当时也是坐在鲍林家游泳池边那些年轻人中的一个。“鲍林点的实质就是审时度势地寻求正确的答案。”这一重要的技巧只有高明的大师才能真正掌握，这是一种胸怀全局的能力，在关键的时刻不在琐碎的小事面前唉声叹气，攻克一个难题时，未必一定要将每一个死角都打扫得干干净净。这是潇洒而又不失时机地研究科学的方法。大多数人发现，这几乎是无法可以模仿的事。
对待学生和博士后研究者，鲍林从来都不会采取护着他们走路的方法。他不主张为他们规定好每一步，甚至也不会给他们指出具体的方向——“在这样一种环境里，一个人要么沉入水底，要么就自己独立地游向彼岸，”有一位学生回忆着说——不过，随着鲍林的名声日渐增大，他和学生为数不多的几次接触也渐渐染上了佛学大师传统布道的色彩。亚历山大·里奇新近取得了硕士的学位，他到鲍林的实验室里工作，希望尝试着做一点科学研究，但迟迟定不下具体的项目：他起先是作镰状细胞的研究，后来又一下子跳到碳键连接这一个理论课题上。怎么也激发不了他的想象力。他心里很焦急，吃不准到底做什么事为好。1950年的一个晚上，他走进鲍林的书斋，两个人谈论起一般科学的问题，并没有触及具体的内容。此时，鲍林顺手取出一本有人刚刚寄给他的一本书。那是英国皇家学会关于量子化学的一次会议发表的论文集，其中除了里奇一直在埋头进行的理论计算外，没有什么其他的内容。鲍林将这本书翻了一下，随手就将它丢下了。“毫无价值，”他说道，“一堆垃圾。”里奇问是什么原因，他答道：“唉，我在30年代就曾苦苦追求，希望能找到精确的解，把这些方程解出，从而得到答案。我解不出来。从那时起，人们开始使用各种各样的近似方法，尝试着求解一个又一个问题。近似方法层出不穷，这与用鞭子抽打死马没有什么两样。”那天，里奇一直到开车下山之后，才意识到鲍林是在谈论他的未来。“既然莱纳斯也无法求解这些问题，”他对自己说道，“为什么我认为自己比他能做得更好呢？”就是这次旁敲侧击的谈论，促使里奇决定钻研Ｘ射线晶体学。也正是专业方向的这一改变，为他在麻省理工学院取得这一方面的卓越成就创造了条件。
梅塞尔逊将鲍林的风格与苏格拉底的名言相提并论：德性无法言传，但是可以身教。“我认为这就是莱纳斯对人施加影响的风格。”
50年代初期，在鲍林周围受到特别赏识的年轻人中，不少人后来在科学上显露头角。这些人聚集在鲍林身边，深受鲍林的影响。从30年代初鲍林带第一批学生算起，这些人与鲍林的关系最为密切。
生命的奥秘（续）
能为年轻有为的科学工作者充当父亲般的角色，鲍林感到非常高兴。不过，他生活的最大乐趣永远在于搞科学研究。1951年以后，鲍林开始将自己在蛋白质问题上的研究成果应用于其他长链生物分子的结构，其中就有淀粉和核酸。就人体功能而言，这些成分当然没有蛋白质那样重要，然而，它们的结构似乎更加简单，因而相对来说，借助于他的建模方法，也许更容易解决问题。
1951年夏天，鲍林开始深入钻研有关脱氧核糖核酸的材料，并且常常找人讨论。现在，大家都将这种成分称作DNA，它是染色体中核酸最常见的形式。阿斯特贝里在30年代就曾做过一些涂片的Ｘ光研究，表明DNA是具有重复结构的长链分子。这也可能是一种螺旋，但它只含有4个次级单元。这种次级单元称为核昔酸。这些核昔酸似乎在所有动物的DNA中都可以找到，而且各种核苷酸的数量都近乎相等，这与蛋白质的20种左右氨基酸不一样，它们在各种分子中的含量是很不相同的，每种核苷酸都是由核糖、磷酸和不同的碱基构成的。碱基是碳氮环结构，一共有4种：腺嘌呤，鸟嘌呤，胸腺嘧啶，胞嘧啶。鲍林在30年代初进行共振研究时，就有一个课题是在理论上总结鸟嘌呤的结构；这种结构具有平板的形状，其他三种碱基的形状似乎也一样。研究DNA的关键在于弄清楚每种碱基是怎样与核糖和磷酸连接起来构成核昔酸的，然后这些核苷酸又是怎样连成长链的。鲍林认为，与蛋白质的结构相比，弄清楚这一点不会很难。
不管是哪种情况，这算不上是一个最为紧迫的问题。DNA在重量上是染色体的一种重要成分，但蛋白质也是一样。大多数学者认为，蛋白质部分最有可能包含着遗传的信息。蛋白质有各种各样的形式和功能，其次级结构也品种繁多，因而在其复杂性背后就可能隐藏着遗传特性。相对而言，DNA似乎就比较简单，它很可能只是一种结构性的成分，只是用来帮助染色体折叠和打开。比德尔这样想，鲍林也这样想。在1952年初，几乎所有重要的遗传学学者都持这一种观点。
关于与此相反的观点，唯一的证据来自1944年发表的一篇很不起眼的论文，作者是洛克菲勒研究院学者奥斯瓦尔德·阿佛列。阿佛列发现，DNA本身就能明显地在肺炎球菌之间传递新的遗传特性。然而，多少年来，谁都没有留意阿佛列的工作。鲍林知道这一结构——他在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研究肺炎球菌抗原的人造抗菌素时，就与阿佛列有过接触——但认为这一点并不重要。“我以前就知道DNA是一种遗传物质的论点，”鲍林说道，“然而我没有接受这一论点。你们知道，那时我正热衷于蛋白质的研究，我认为蛋白质最有可能是遗传物质，不可能是核酸——当然，核酸也有作用。在我著述的有关核酸的文字材料中，我总会提到核蛋白的概念。当时，我考虑得更多的是蛋白质，而不是核酸。”
吉拉尔特·奥斯特来自布洛克林·波莱，他在加州理工学院担任客座教授。1951年夏，鲍林与他谈论他的研究工作，那时，DNA的结构还只是建模技术的一个有趣课题。奥斯特曾就所含水分对DNA的影响作过一些研究，在他回到美国东部以后，就向鲍林寄去了他在研究中得到的一些数据。在其中一封信的末尾，他突然想到一点意见。“我希望您写信给伦敦斯特朗德·金斯学院的J·T·朗德尔教授，”他这样写道。“他的朋友威尔金斯博士曾经对我说过，他有关于核酸的几幅非常清晰的纤维图形。”
DNA的清晰图形是很难获得的。随便取一根头发，就能用Ｘ射线拍摄到角蛋白的清晰图形，但DNA则需要从细胞核中分离出来，并旦要将它与粘附在一起的蛋白质分开，这一过程是非常困难的。那时，分离DNA的技术一般都会在某种程度上破坏分子，最终产品将是DAN的钠盐，全名为脱氧核糖核酸钠。但是，分离过程中分子结构是怎样改变的？仍然有人表示不解，即使是经过纯化的脱氧核糖酸钠用于Ｘ光衍射也是非常困难的。那时阿斯特贝里在30年代获得的最初几幅Ｘ光图形，还有他在1947年为了说明自己对DNA结构的新见解而公开的一张新照片，就是正式发表的文献中可以使用的全部资料。但是，这些资料并无多大的价值。从球蛋白中得到的Ｘ光图形提供的数据很杂乱，难以用于成功的分析，而阿斯特贝里的DNA照片提供的数据又太少。对于这些图形中循环段的尺寸和量级，鲍林可以得到一些粗糙的看法，但是这些图形尚不够清晰，从中无法归纳出更多的信息。
鲍林需要更加清晰的Ｘ光照片，因此，他打算给威尔金斯写信。一位学者，积极参与某个项目的研究，得到了一些原始的数据，还未用某种形式发表，就将其拱手让人，这种情况应当说是少见的。但是，奥斯特力图让鲍林相信，威尔金斯无意用他所掌握的照片做许多事情，何况奥斯特还认为这些照片拍摄的时间已经很久了。于是，1951年夏末的一天，鲍林利用机会致函朗德尔的实验室，问他能不能看一看威尔金斯保存的资料。
威尔金斯在读了鲍林的来信后，拿不定主意自己到底应当怎么办。
威尔金斯是一位身材瘦削戴着眼镜的物理学家，事业上至今尚未取得多大的成就。在此一年以前，他在一件事情上倒颇有收获：他找到了一种方法，可以用来拍摄世界上最为清晰的Ｘ光照片。这是他在研究脱氧核糖核酸钠溶液时无意中发现的。这种物质溶解于水时，形成了一种具有粘性的溶液。威尔金斯发现，用玻璃棒一端小心地蘸一下这种溶液，然后缓慢地拉起，这种物质就会被拉成像蛛丝那样精细的纤维。那些很长的DNA链显然顺着这些纤维排列起来了。威尔金斯想起，伯纳尔曾发现球蛋白处于潮湿的状态下拍出来的照片更清晰，因此，他将Ｘ光摄影机安置在湿度很高的地方，然后对着被拉起的纤维拍摄了Ｘ光照片，其结果比阿斯特贝里拍得的图形不知要清晰多少倍。照片上存在大量的亮点。威尔金斯的这一结果可以马上用来证实这样的结论：DNA具有循环有序的晶体结构，因而其奥秘是可以解开的。
但是，他一个人无法解决这一问题。威尔金斯是一位多才多艺的人物——他在开始自己的科研生涯时就为曼哈顿计划中铀同位素的分离作出了贡献——但是，在读互光照片的问题上，他没有受过良好的训练，况且在金斯学院，由于缺乏研究Ｘ光图片的设备，他的工作也受到影响。因此，他在1950年就决定暂不公开发表他拍到的照片，希望将来有机会时。再透彻地分析有关的数据，并要用更好的设备来重新拍摄这一类照片。这样，事情就搁了下来，而奥斯特却将其理解为威尔金斯缺乏兴趣。实际上，在这段时间里，威尔金斯一直在筹建更好的实验设施，并希望取得有关方面的帮助。
时间到了1951年1月，威尔金斯已经搞到了新的设备，并且找到了一个能使用这种设备的人，她就是才能出众的青年晶体学家罗莎琳德·富兰克林。富兰克林曾对难以研究的煤制品一丝不苟地用Ｘ光作过精细的研究，并且因此而出了名。遗憾的是，威尔金斯和富兰克林两人之间的关系一开始就磕磕碰碰不和谐。威尔金斯认为富兰克林是他雇来协助他工作的，因此，他马上就把他的Ｘ光照片以及他的互光纤维摄影室全部交给了她，同时还将自己的一名研究生分配给她当助手。但是，在富兰克林方面，她以为自己是受雇来展开独立的研究工作的。收到鲍林的来信时，这两个人已经闹翻了，如何进行DNA研究，一时还理不出头绪，因此要回答鲍林的请求就更加困难了。此时富兰克林本人拍摄了质量更高的Ｘ光照片，并且以照片主人的身份展开乃DNA结构的研究。威尔金斯也有志于研究这一种结构——他希望得到富兰克林的帮助。威尔金斯心里明白，要是他将照片送给鲍林，他和富兰克林两个人都可能被鲍林打败。他开始注意到，DNA也许是一种螺旋，鲍林已经用过这一种形态的结构使英国人处于尴尬的境地，因此，威尔金斯越想越担心。整整一个星期里，他将鲍林的来信拿起又放下，默默地思考有没有其他对付的力法。最后，他提起笔来回信称，他非常遗憾，他本人希望更加仔细地看一看他保存的资料，然后才能公开这些Ｘ光照片。
鲍林并没有灰心，他又写信给威尔金斯的上司朗德尔，提出了同样的要求。朗德尔爱莫能助，回信说：“威尔金斯和另外一些人都忙着要弄清楚如何读懂脱氧核糖核酸的Ｘ光照片。无论考虑到他们的研究，还是考虑到我们整个实验室所作的努力，将这些照片交给您，恐怕都是不妥的。”
这已是8月份的事。鲍林将DNA问题放了下来。到了11月，《美国化学学会学报》上刊登了一位名叫爱德华德·朗温的人撰写的一篇论述DNA结构的文章。鲍林一下子就看出这篇文章的结果是错误的。根据鲍林的观点，DNA分子中的磷酸应当有一个磷原子，周围是4个氧，围成一个四面体，这就意味着每个磷连结着5个氧原子。鲍林为了写一篇论文，刚刚复习过一遍磷的化学特性。在他看来，朗温的模型完全是胡编乱造的结果。他向《美国化学学会学报》发出一封信谈论了这一点。事实证明，鲍林是正确的。
更为重要的是，这使鲍林开始思考DNA是如何构筑起来的问题。朗温将磷放在分子的中央，相应的平面碱基伸向四周。这完全是可能的——阿斯特贝里拍摄的Ｘ光照片并没有排除这样一种排列的方式——而且这还有助于解决一个重要的问题：DNA的四个碱基有两种大小，也就是两个双环嘌呤和两个较小的单环嘧啶。比方说，这就是一个螺旋，阿斯特贝里的照片已经表明可能就是这一种结构。如果设法将不同大小的碱基排列在一个长螺旋分子的内侧，那就存在如何装配和堆放的问题。将这些碱基朝外放置，就比较容易设想出分子的模型。这与蛋白质螺旋分子的情况正相似，让各个氨基酸侧链在螺旋的中心朝外放，就比较容易得到阿尔法螺旋的模型了。
鲍林设想，如果碱基朝外，那么螺旋的内核就应当是由磷酸堆积起来。的。磷酸聚集在中间，碱基就朝外。这与Ｘ射线的资料是吻合的。在读到朗温的论文后，在鲍林的头脑中，DNA结构的问题就已转化为如何将磷酸堆积在一起的问题了。
鲍林再次放下DNA问题而重新回到蛋白质研究的时候，上面叙述的情况就是他已经达到的水平。1951年秋天，他收到了一封邀请信，要他去参加英国皇家学会的一次特殊的会议，专门讨论英国学者就他设想的结构而提出的许多问题。日期定在1952年5月1日。
鲍林非常想参加这一次会议。1951年底和1952年初的几个月，他一直在做与会的准备。他和科里对自己提出的结构，特别是对肌蛋白和胶原蛋白的结构，又进行了试验和修饰，同时还重新进行了思考。就肌蛋白而言，问题的一个方面就在于，从中拍到的Ｘ光照片很少是清晰的，因此，鲍林亲自动手并烘干了两百张样片。这些照片大多数是用贻贝作为试验样品拍摄的，这些贻贝来自于设在科罗纳·德尔·麦尔的加州理工学院海产养殖场。根据他新拍到的照片，他得出结论认为，肌蛋白的大部分是由阿尔法螺旋构成的，另外大约有10％的东西在Ｘ光照片上看上去有点怪；他和科里打算在以后再弄清到底是什么。至于胶原蛋白，科里准备了一份长达20页的用于内部传阅的资料，证明就是他们两人提出的三螺旋索结构。科里还加倍努力分几个阶段猛攻溶菌酶结构的问题，他希望自己能成为确定球蛋白完整结构的第一人。在这个问题上，鲍林的实验室又再次与布拉格的研究组展开了竞赛，科里的对手就是佩鲁茨和肯德鲁，他们两个人此时正在用血红蛋白和肌红蛋白做着同样的工作。
1952年回月，鲍林开始为他春天的欧洲之行作具体的安排。在这次行程中，除了参加皇家学会的5月会议外，还要去法国图鲁兹大学接受名誉博士的称号，顺道再访问几所西班牙的大学。他向有关方面提出了延长护照的申请。
接下来，又一次发生了一件令人心烦意乱的事。
希普利夫人
1952年情人节，国务院护照处主任露丝·希普利夫人给鲍林写来了一份便笺。“亲爱的鲍林博士：现通知您，本处认真地考虑了您申领护照的请求。但是，政府将不向你颁发护照，因为本处的看法是，您提议中进行的旅行不符合美国的最大利益。”
鲍林读完这份便笺后，心里很恼火，不过并没有吃惊。自从1950年国内安全法通过以来，政府有权拒绝不同政见者出国旅行的要求，护照就成了另一种政治上使用的武器。希普利是胡佛的前任联邦调查局局长的一个妹妹，是一个狂热反共且事事都要讲安全意识的人。她经常利用国务院护照处处长的地位，只要她本人和国务院安全部门——也就是与她有密切联系的联邦调查局——怀疑是走得太远或叫喊得太响的人，她都可以拒绝将护照发给他们。
1950年以后，希普利拒发护照的权力几乎达到了不受任何约束的地步。她可以像一个铁了心的冷战勇士一样肆无忌惮地挥舞她手中的新武器。就在1951年5月以后的一年时间里，她这个办公室就禁止了三百多名美国人出国旅行，有时候连起码的理由都不说一说。其目标很广泛，从美籍非洲裔歌唱家、自己承认的亲共分子保罗·罗伯逊，到印第安那大学病毒学专家和温和派左翼人士萨尔瓦多·卢里安，都不能幸免，受到怀疑的外国人则得不到进入美国的签证，致使国际会议的组织者处于非常尴尬的境地，其中就包括国际化学大会。鲍林对当局拒绝签证的行为公开提出过抗议，同时还加入了专门为抗议国内安全法而成立的一个团体。但是，他这一次在护照问题上遇到的风波可特别难对付，因为他连上诉的渠道都找不到。
希普利则一直在注视着鲍林将会采取怎样的行动。当她在公开谴责她的政策的人的名单上见到鲍林的名字后，就更加横下了一条心。1951年10月下旬，为了答复鲍林先前提出的颁发护照以便让他到欧洲和印度作一次旅行的要求，希普利提议国务院安全办公室进行一次专门的调查。调查的时间不长，目标也很明确。国务院的官员查阅了联邦调查局的有关档案，并且会见了一个不愿透露姓名的人，得知鲍林是“一位知识界空想改革家”，是在他妻子的指使下才参与政治活动的；而他的妻子则“完全是一个政治上的愚民”，她“时时刻刻都要使自己的丈夫相信，他是当今世界上最伟大的三位思想家之一，对于那些消息闭塞的无知百姓，他应当义不容辞地承担起领导的责任，显示自己的能力”。
根据这一信息，希普利认定“有足够的理由相信鲍林博士是一个共产党人”，因此拒绝给他颁发护照。对于情人节那天发生的拒发护照的通知，鲍林愤怒地作出了反应，他向杜鲁门发了一信，要求他“纠正这一做法，督促有关方面将护照发给我。我是一名忠诚自觉的美国公民，从来就没有从事过有损于国家利益或违纪的活动”。他还随信附上了杜鲁门以前颁发给他的军功章证书的复印件。总统秘书在回信中称，这纯粹是护照处的决定，白宫已经要求重新审核。但是，希普利却毫不动摇，杜鲁门办公室就再也没有任何表示了。
4月，为了使事情简单一些，鲍林决定将自己的行程局限于英国，就此写了一封彬彬有礼的信给希普利。信中提出，鉴于当月晚些时候他要到美国东部出差，能否在她方便的时候与她面谈一次。他还在信中谦恭地提到，到华盛顿去的目的是主持海军科研办公室的一次会议。随后，他又请阿伯拉罕姆·林肯·威林为他的案子担任律师。威林和鲍林先后向护照处寄去了就业资格审查委员会关于鲍林的听证会书面记录、俄国人攻击鲍林的书面材料以及他得到的许多奖状的复印件。
但是，希普利的决心已定。4月18日，她再次书面通知鲍林，他的护照不能颁发。
时间已经非常紧迫。英国皇家学会会议定于5月1日举行。4月21日，鲍林和爱娃亲自上访护照处。他们在会客室等了片刻，然后有人将他们领到了露丝·希普利面前。希普利举止僵硬，双唇紧闭。鲍林夫妇心想，她是一位公仆，因而对其彬彬有礼，当然，言辞中也不失坚定。他们要求希普利说明不发护照的原因。鲍林后来回忆时说，她的回答是有关他进行共产党领导的活动的“一个相当含糊空泛的一般结论”。她干脆不让来访者继续询问，明确示意拒发护照的决定是她权限内的事，决定是她亲自作出的，争论下去将毫无意义。然后，她将两人领到了安全和领事事务科科长办公室。这位科长要求鲍林提供能表明自己不是共产党人的书面证据。鲍林请人连夜从帕萨迪纳航空邮寄有关的文件资料，第二天就将这些文件送去了。在这些文件中，有一份就是声明自己不是共产党员的宣誓书。结果，对方冷冰冰地对他说，他们会尽快作出决定。至于到底在什么时间，则无可奉告。
此时，鲍林已经完全绝望，真是欺人太甚！他以受人尊敬的公民身份亲自前来解决问题，但是有人竟敢像对逃学成性的顽童一样对他无礼。
他再次调整了自己的出访计划，打算改乘晚些时候的一次飞机航班。另一方面，他又继续进行抗议活动。他甚至设法让国家科学院院长写了一信。然而，这一切仍无济于事。4月28日，能将他送到伦敦的最后一次航班离起飞只剩两个小时了，他收到了最终决定，他的护照不予签发。鲍林第二次致电英国皇家学会，说明他已无法出席以他的名义将要召开的那次会议。
发起召开这次会议的英国人简直不敢相信这是事实。大多数与会者曾在一次正式的茶话会上得知，鲍林将于会议开始前一天到达。有一位与会者在后来回忆时说：“大家都非常震惊，美国国务院以危险人物为名阻挠这位伟人参加会议，真是愚蠢之极，令人气愤。”
当这一消息传开时，科里和理工学院晶体学家休斯已经抵达伦敦。科里内定在会上作他自己的一次报告。鲍林曾关照过休斯作好思想准备，代替他在会上进行活动，但是，这竟然真的发生了，实在令人啼笑皆非。在蛋白质结构研究的历史上，这终究是最为重要的报告之一，鲍林当然应当亲自到场发言。休斯事先没有听到任何消息，因此直接去希思机场迎接鲍林可能搭乘的最后一次班机。他眼巴巴地望着飞机舷梯，至终都未见导师踪影，这下才开始当起真来，看来只得由他代作报告了。那夜，他在下榻的旅馆房间里，临时抱佛脚，反复阅读鲍林事先准备的手稿，上面有二十多处注明需要用计算尺核对的数据。这是一份长篇讲演稿，休斯反复演练，希望能保证正好用完会议限定的时间。
第二天上午，休斯怀着兴奋紧张的心情，踏进了皇家学会庄严华丽的会议厅。他走上主席台，此时才得知，他发言的时间是20分钟。“我站在那里，面对皇家学会的听众，身后上方挂着查理二世的油画，头脑里还在思考到底将报告中哪些内容删去，”他说。科里首先报告，论题与氨基酸有关；与此同时，休斯则紧张地在发言稿上东画西划，砍去一行行的字句。轮到他作报告时，还未来得及编辑整理。这样，他只能提纲挚领地回顾鲍林研究结构的化学方法——肽基的平面性状所显示的重要意义，原子之间的距离和键角的正确数据，氢键结构的最大化——此时，预定时间已到。一位听众注意到讲演的准备工作非常糟糕，提议让休斯的讲演延长10分钟时间，这才让他有机会读了鲍林的最后结论：“鉴于这一研究方法至今已经取得成功，我们似乎有理由相信有人为多肽链设想的结构，与目前已经证实的某些结构原理相距太远，……因而可以排除在我们考虑的范围之外。”要是鲍林在场朗读这些字句，他的声音中一定会显示出慷慨激昂的自信。休斯坐了下来，如释重负地松了一口气。会场上响起了一些零星的掌声。
那天，在接下来的时间里，休斯记得：“这些英国人坐在那里，对我们说这也不是，那也不是。”阿斯特贝里率先发难，提醒大家说，阿尔法螺旋无法解释5.1埃的反射现象，而他本人提出的扭曲缎带模型能够做到这一点；鲍林计算的密度“误差太大，因而是不合理的”；鲍林忽视了测链的相互作用；过分依赖于从人造多肽中测得的数据，等等。多萝西·霍奇金则持中立的态度，她在报告中称，她所得到的胰岛素衍射图既不能支持阿斯特贝里的模型，也无法说明鲍林方法的正确性。伯纳尔重申尚无充足的证据说明任何球蛋白中存在阿尔法螺旋。伊安·麦克阿瑟指出，鲍林在作数据计算时，对别人的批评意见采取了不以为然的态度，并且提到，“有时候，阿尔法螺旋既可以用于对误差的解释，又可以用作对事实的说明。’怖拉格则可以免开尊口了。
最后荣幸地赢得发言机会的是研究血红蛋白的美国学者约翰·埃德塞尔，只有他为鲍林作了辩解。他称赞鲍林的化学方法是“在我们为蛋白质多肽链的可能结构进行思考的过程中一个重要的里程碑”，他还将阿尔法螺旋称为“蛋白质化学领域中具有伟大的创造性思维成果之一”。
但是，还是产生了无可挽回的影响。休斯感到，加州理工学院的小组已经成为众矢之的。特别是在那一天结束时，他和科里都急于批驳这些英国人的批评意见，但只被允许用5分钟时间。“我十分生气，”休斯回忆道。“我写信告诉鲍林，我感到我们上当受骗了。”
布拉格也感到有些后悔。会议一结束，他就致函鲍林称，与会者对鲍林的缺席感到遗憾。“大家对您提出的阿尔法螺旋进行了热烈的讨论，有些人对您的模型仍表示怀疑，要是您亲自在场，就可直接回答他们的问题了。”至于他本人，布拉格补充说，他相信阿尔法螺旋“在本质上是正确的”——至少在人工多肽的情况下是这样。
尽管鲍林关于蛋白质的思想在英国受到了冷遇，但大家对他在护照问题上受到的刁难都表示同情和不满。首先，在5月11日的会议上，美国国务院科学顾问乔·科普夫里本人就受到一群怒气冲冲的英国科学家的围攻，他们同声谴责了美国政府的旅游政策，认为这与俄国人的政策没有什么两样，是不得人心的。英国的左翼报纸大肆宣扬了这一事件，伦敦《工人日报》的醒目标题是“笼罩着科学家的铁幕”。
5月5日，美国国务卿艾奇逊读到了一份刊登在那天上午出版的伦敦《时报》上一封来信的电传稿，作者名为罗伯特·鲁滨逊爵士。他是英国重要的有机化学家，诺贝尔奖金获得者。在一般人的心目中，鲁滨逊是一位言辞谨慎的人，但是，他在鲍林事件上，严厉斥责美国国务院的“蛮横”行为。“要是假装事先根本不知道美国当局为什么要采取这种严厉行动的原因，那就是自欺欺人，”他写道，“但是，这并不等于说我们对此就可以置身事外而不感到震惊。”美国驻伦敦使馆的一位官员在一封旨在辩护的照会中强调：“这一事件不可避免地会严重损害美国的利益。”
来自法国的消息也同样糟糕。英国皇家学会会议结束后两天，法国人将鲍林选为定于夏天召开的生物化学讨论会“名誉主席”，这是对美国政府的当头一棒。法国科学家异口同声地谴责鲍林事件；一位生理学家对美国驻巴黎的科学专员称，美国人一定是“神经失常了”。鲍林事件成了左翼《人道报》上头版横幅大标题。该报还报道了法国科学家想进入美国签证受阻的情况。“这类事件日积月累，惹人反感。许多人对我们的动机表现出严重怀疑，”这位专员在给他的华盛顿上司的信中这样写道。
在《纽约时报》的办公室里也听到了来自欧洲的强烈抗议。5月上旬，该报发表了两篇新闻报道，并且配上了一篇社论，题为“鲍林博士的两难处境’：。这篇社论要求对政府的护照政策进行反思。同时鲍林的抗议信件犹如雪片一样飞向国务院。伯纳尔以及来自芝加哥大学的几位重要的原子科学家也写了一封抗议信，责问国务聊艾奇逊：“鲍林教授到英国去，有何害处？他会带去什么情报？他会在那里说什么坏话？即使他有这个胆量，与那些误导人的广告所带来的破坏相比，又算得了什么，以致这个堂堂大国非要阻碍它最杰出的公民之一出国旅行不可？”爱因斯坦也致函艾奇逊提出了抗议，随后又给鲍林寄去了他个人表示支持的便函。“您为争取旅行权而进行的斗争将功不可没，”他这样写道。“像您这样一位独立思考的人，同时受到美国官方和俄国官方的无理对待，这是一件意味深长的事，在某种程度上也是一件滑稽可笑的事。”甚至杜布里奇对此也无法保持沉默了，他公开宣布鲍林事件是“与我们的民主传统格格不入的”。
接到公民投诉的还不只是国务院。有五六名美国参议员和众议员，其中包括亨利·卡博特·洛奇和理查德·尼克松，读了所在选区选民的愤怒信件和电报后也深有触动，他们要求有关方面澄清这一事件。
至于鲍林，他在各方面的支持下，又重新抖擞精神投入了战斗。一方面，他又寄去了一份要求颁发护照的申请，他打算在那年夏天去英国和法国旅行；另一方面，他对报界发表谈话——他曾对一位记者说：“恕我直言，这一事件自始至终都是一桩丑闻。”他向艾奇逊和杜鲁门写了抗议信，同时还将此事告到了俄勒冈州一位见解独特的参议员韦尼·莫斯那里。据鲍林回忆说，莫斯也被“激怒”了，他在参议院会议上咆哮如雷，痛斥国务院的护照政策是“暴政”，艾奇逊是“一个令人厌恶的政客”。接着他又开始起草新的法律条文，使人在不满意有关方面在护照问题上作出的决定时，有一条上诉的渠道。全国报纸和思想类杂志都对这个问题展开了讨论。
尽管发生了这么多情况，希普利却仍置若罔闻。她要议员们去读一读众议院非美活动调查委员会编写的小册子——《解除美国武装和打败美国的一场运动》，其中详细地描述了鲍林参与共产党阵线活动的情况，企图以此来堵住众人的口。一位科学家接通了她的电话，责问为什么拒发鲍林的护照，她毫不客气地斩断了他的话，说：“我在科学问题上必须听从科学家的意见，因为他们是专家，同样，在拒发护照这么一个技术问题上，科学家也必须服从护照处的决定。”
然而，国务卿艾奇逊可不能采取回避的态度，他想要为他的护照政策辩护。不过，他在研究了这一问题以后，开始认识到，决定是否撤销一个人的护照，并不存在清楚的标准，而且也没有适合的渠道让人申诉。5月下旬，鲍林事件促使国务院在公开场合第一次概括地说明了政府拒发护照的政策，但其使用的语言却非常抽象和含糊，招致新闻界强烈的不满。几个星期以后，艾奇逊发表了较长的一篇解释性文章，其中涉及到如何分步考虑申诉的详细说明，被拒发护照的人可以保留聘请律师帮助辩护的权利。该文措辞似乎给人以这样的印象，就是申诉的办法已经存在好几个月了。但是，这篇文章对鲍林来说完全是新闻，特别是说他还有聘用律师的权利。他立即致函艾奇逊，说他的解释“与我本人所受的对待怎么也挂不上钩”。
抗议的浪潮使人们尤为关注鲍林要求颁发护照的新申请将会有怎样的命运。6月，希普利像往常一样签字拒发。不过，在根据惯例上报艾奇逊办公室盖章批准时，后者要求重新予以审理。在接下来的一个星期里，国务院高层官员深入地议论了鲍林的案子，决定尽量避免把事情闹大，悄悄地结束这一公共关系方面的尴尬局面。于是，希普利的意见遭到否决，鲍林可以领到带有限制条件的护照——只能适用于在英国和法国的短期旅行——而且他还必须签署一份宣誓书，否认自己是共产党员。这事将不公之于众。如有记者问起，官方的口径是：“新的证据”使情况发生了变化，虽然艾奇逊参与了这一决策的过程，但是他的名字将不会出现在有关的任何文件中。除此之外的详细情况也不予提供。
鲍林听到这一消息时，感到非常吃惊，同时也非常兴奋。7月11日，他来到洛杉矶外事办公室，正式签署了宣誓书。7月14日，他领到了护照。
并非每个人都高兴。露丝·希普利因为自己的意见被否定而怒不可遏。胡佛长久以来一直对鲍林感兴趣，此时也被惊动了。他派一个特工找到希普利的办公室，询问“新的证据”是什么。希普利对这个人说，联邦调查局了解的情况与她一样多，然后关照胡佛的特工到国务院去仔细查一查有关鲍林的档案。这些特工经过详细透彻的研究后，得出结论说：“查阅档案并未发现所谓的新证据到底是什么，也许是指档案中大量的信件和评论，其内容全是对前一次拒绝给当事人颁发护照而提出的抗议。”
鲍林的心情又开始舒畅起来了。公众抗议促使政府改变护照的政策，他这个案子算是开了一个先例。希普利现在也有人管管了。要是一个人出国旅行的权利被剥夺，那么根据一项拟议中有关护照的新办法，当事人可以上诉，从而能确保听证会开得更加公平和公正。
杂耍演员
鲍林出人意料地来到巴黎出席国际生物化学大会，一时引起了轰动。他在政治上碰到了麻烦，但敢于与政府对抗，这些新闻使他在法国成了人们心目中的英雄。在匆忙之中为他临时安排的有关蛋白质结构的讲演，引来如潮的听众。讲演结束后，学者们将他团团围住，大家都急切希望能与这位名誉主席握一握手，同时还对他主张的原则表示由衷的钦佩。鲍林和爱娃在特里厄农下榻的房间里接待了川流不息的朋友和来表达良好祝愿的人们，
大会结束后一星期左右，鲍林又出席了国际噬菌体学术报告会。这次报告是在位于巴黎城郊的卢瓦蒙修道院里举行的。这个修道院已有几个世纪的历史。会上，鲍林听取了美国微生物学家阿尔弗雷德·希歇介绍的构思奇妙的试验，在场的人都谈了自己的看法。判定到底是蛋白质还是DNA充当了遗传的载体，希歇和他的同事马撒·切斯曾找到一种方法，只要使用各自分开的放射性记号，就可以标示某种类似细菌的病毒所具有的DNA和蛋白质。通过对这些记号的追踪，他们终于能令人信服地表明，蛋白质根本就不起作用，只有DNA控制着复制新病毒的过程。
奥斯瓦尔德·阿佛列的试验是作为一项探索性的研究提出的，引起的影响比较小。但是，上面这种所谓的“夹杂有搅拌器的试验”却能清楚地表明DNA是遗传性物质。这一试验之所以冠上了这样的名称，原因在于试验过程中使用了一种无疑是非技术性的器械。适合于病毒的结论也许同样适用于高级生命体。随着愈来愈多的人了解到希歇一切斯试验的结果，对生命复制现象感兴趣的研究噬菌体的学者，还有遗传学家和生物学家，开始将他们研究的重点从蛋白质转到了DNA上。鲍林也很快地意识到，自己已经走上错误的轨道。这倒不是说蛋白质不重要，蛋白质仍然是机体发挥功能的必不可少的成分，但是，现在已经非常清楚，产生遗传性状的主要分子是DNA，而且它还是控制蛋白质生成过程的一个因素。
对鲍林来说，认识到这一点有一个痛苦的过程，但是他很快就逾越了这一个障碍。他颇为自信，感到自己有能力解开DNA之谜。事实上，他已经开始思考这样一个问题，而且这个问题看来还非常简单。唯一的问题是，会不会有人抢在他前面取得胜果，但是，他不会把这一点真正放在心上。威尔金斯和富兰克林正在研究这一个问题——事实上，在5月份英国皇家学会会议结束以后，科里参观过富兰克林的实验室，看到过她拍摄到的一些精彩的Ｘ光照片——不过，尚无迹象表明，他们两位中有谁具有足够的化学基础，可以对鲍林形成严重的危胁。要是布拉格参与其中，那就另当别论了。但是，能够表明在卡文迪什有人正在考察DNA的唯一证据来自德尔布吕克的一位门生，他的名字叫詹姆士·沃森，22岁，正在做博士后研究工作。他曾写信给德尔布吕克，谈到了几个月前曾为DNA寻找模型之类的事。德尔布吕克曾把沃森的信向鲍林说过，这似乎并不是什么大不了的事，虽然在德尔布吕克的眼里，沃森是一个好学生，但因成绩还不够突出，因而他到加州理工学院当研究生的申请未被批准。况且，卡文迪什的这些先生至今尚未在任何竞赛中打败过鲍林。
在卢瓦蒙会议上，鲍林曾经与一些人谈起过可以用他解决阿尔法螺旋问题的方法研究DNA的结构：就像科里和他的同事们在研究氨基酸时用过的方法那样，用Ｘ光图片来证实DNA的模块结构。他说：首先弄清楚碱基的确切形式以及它们与糖和磷酸的关系；然后再构造出一个模型，它在化学上最可能是一种长链结构。
在卢瓦蒙会议上，沃森就是围聚在鲍林身边的人之一，他十分用心地听了鲍林的讲话。此时，他已经知道，鲍林的方法是解决DNA问题的正确途径，而且他已经设法采用这种方法。
沃森参加卢瓦蒙会议完全是出于礼仪，因为他是“噬菌体研究集团”的一员。这个集团是由加州理工学院德尔布吕克和印第安那大学卢里安两人手下的研究人员组成的一个松散团体。这些人认为，“裸露基因”是生命体剥去所有外表以后最终剩下的基本形式，除了复制以外别无其他功能，而噬菌体是与此最为接近的研究对象。形式越简单，就越容易研究。噬菌体研究集团的学者们相信，病毒是继摩尔根的果蝇和比德尔的霉菌之后，研究遗传性状的又一重要载体。
沃森比大多数人更早认识到，DNA是了解基因的关键。他在卢里安的指导下取得博士学位以后，争取到一份奖学金去欧洲研究微生物新陈代谢和核酸生物化学，但是他很快就感到厌倦了。于是，他东冲西撞，希望能找到灵感。1951年春天，他到拿不勒斯开会，总算如愿以偿，威尔金斯在会上出示了几张拍摄的Ｘ光照片。虽然沃森对Ｘ光衍射图并不内行，但他仍能认识到，威尔金斯的研究工作表明，DNA具有一种规律性的循环结构，可以形成纤维的形状用作Ｘ光研究。这就意味着DNA的结构问题是可以解决的——但要弄清楚这种结构，他还需要学习Ｘ光衍射的知识。他曾主动要求让他到威尔金斯的实验室工作，但因为他对该室正在从事的研究一无所知而被拒之门外。1951年秋天，在德尔布吕克的帮助下，他终于在卡文迪什与肯德鲁一起，学习如何对蛋白质进行Ｘ光衍射研究的方法。
有人认为，对于像沃森这样一种兴趣多变的人来讲，最高明的做法是尽量让他们得到别人的指导。因此，沃森被安排与佩鲁茨的一位研究生合用一间办公室。这个人的名字叫弗朗西·克里克，他对Ｘ光衍射技术的了解已经到了炉火纯青的地步。
两个人马上动手干了起来。他们可谓是天生的一对：克里克已经三十五六岁了，当研究生年龄是大了一些——战争耽误了他的学业——然而，他这个人充满自信，性情直爽，十分健谈，甚至有点啰唆，留着时髦的络腮胡子，爱穿三件一套的西服；至于沃森，年轻，瘦削，腼腆，下穿美国式网球鞋，上留小平头的发式。欧温·切加夫为他俩描绘了一幅用意尖刻的现代画：“一位已经35岁，面带一副赛马场票贩无可奈何的神色……经常喜欢用假声发音的人，在云山雾海的高谈阔论中，偶而也会闪现出一星半点智慧的火花。另一位则尚未见过世面，……露齿一笑，与其说是胆怯，不如说是狡黠，……一个其貌不扬的山野村夫。”他说，克里克和沃森看上去就像是一对“杂耍演员”。
但是，这两个人却相互钦慕。克里克不久就明白沃森为什么“在多数场合被人视为聪明过头了”。沃森在碰到克里克之后几个星期就写信给德尔布吕克，称克里克“无疑是与我一道工作过的最聪明的人，也是我看到过的研究方法与鲍林最为接近的人”。鉴于两人对鲍林这位帕萨迪纳怪杰都极为崇拜，因此上述言辞中的赞美之意也就非常明显了。沃森第一次感受到鲍林之魅力是在1949年夏，那时他在加州理工学院与德尔布吕克一起工作了几个月，同时还先后认识了鲍林实验室的几位年轻人。沃森只是在离鲍林很远的地方见过他一眼，但这已经足以给他留下了深刻印象。“世界上谁也比不上莱纳斯，”沃森后来写道。“即使他在胡吹乱编，那些着了迷般的学生也决不会看出什么破绽，因为他显示出来的自信可以折服任何人。”鲍林的地位独特，风格鲜明，他是一位科学巨匠。他还有一个和和美美的家庭，他总喜欢驾驶赛车风驰电掣般地四处兜风。对于年方19的沃森来说，鲍林是一位值得仿效的榜样。
克里克开始时并不是鲍林的崇拜者，他是鲍林的竞争对手。布拉格、佩鲁茨、肯德鲁等人在一起进行学术讨论时，他也在场。正是这些讨论引出了1950年关于蛋白质结构的那篇考虑欠周的论文。克里克和这些人一样，没有注意到平面肽链的重要作用，因此，在鲍林用阿尔法螺旋表明他们的理论漏洞百出的时候，他也承受了由此而来的屈辱。他从这次经历中，得到了三点难忘的收获。第一是鲍林的研究方法，就是根据对化学原理所掌握的坚实基础，借助于建模技术，就可对结果作出合理猜想，这是弄清楚巨型生物分子的最快途径。第二，不能光凭试验得到的一条证据就动摇自己对一种理论的认识——他亲自看到，鲍林果断地决定暂不理会5.1埃这一异常的反射现象。第三，螺旋就是需要寻找的形式。
沃森刚来时，克里克研究的一个项目已经达到了成熟的阶段，他已无必要再去没完没了地在数学上解释血红蛋白的衍射图式。沃森只花了几天功夫，就向克里克提供了他要寻找的东西——相对来说比较简单但从长远来看却更为重要的目标：DNA。两个人在研究方法上迅速地达成了共识：与其推导出复杂的数学模型，直接而又明确地解释Ｘ光的衍射结果，还不如借助化学常识构筑结构的一个模型。正如沃森所说，他们决定“仿效鲍林，并在他本人发起的这场竞赛中将他击败”。
克里克和沃森在1950年秋天第一次尝试解决DNA的结构问题，这方面的情况已有许多报道，其中记述最为引人入胜的当算沃森本人撰写的《双螺旋》一书。用一句话即可概括：他们的尝试时间不长，并且以失败告终。他们采用了鲍林的研究方法，花了几个星期设想了一个三螺旋模型。这三个螺旋相互缠绕，中心是磷酸。这一模型与密度数据似乎是吻合的，Ｘ射线数据与每一个分子中有两到四条链组成的情况相容，因此，这就解决了一个理论问题。如果DNA是遗传物质，那么它就会对机体传送某些具体的信息；因而就需要有一种语言，借助于某种方式将有关信息翻译为生成蛋白质的指令。当时，人们已经清楚，糖和磷酸是形成简单循环的组件，它们在DNA螺旋的方向上是不变的。碱基则是可变成分，碱基变了，但Ｘ光的图形显示出一种循环的晶体结构；螺旋的核心——结构中形成循环的部分——一定包含着循环的次级结构，也就是糖和磷酸，碱基向外伸展，就不会产生阻碍。换句话说，DNA与阿尔法螺旋相像。沃森和克里克的设想与鲍林的思路是很相像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