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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30章 托尔斯泰传(13)

  日本人与中国人恰好相反,他们具有狂躁的生命力,对世界上所有的新思想都感到好奇,如饥似渴地去接纳吸收,因此,托尔斯泰联系得最早的亚洲民族就是日本。托尔斯泰对日本人,对他们民族狂热的好战心理,特别是对他们那种适应欧洲文明,并大肆套用欧洲文明深表怀疑。不能说他的怀疑没有道理,因为他和日本人的频繁通信使他多次感到失望。例如一个叫佐木的自称是托尔斯泰信徒的报刊主编,自以为是地把他的教导与爱国主义混在一起,而在一九〇四年日俄战争爆发时,他竟然公开指责托尔斯泰。更让他失望的是一个叫田村的年轻人,他刚读完托尔斯泰一篇关于俄日战争的文章时,激动得浑身颤抖、热泪直流,激动地喊道“在我们这个时代,托尔斯泰是唯一的先知”,可是,过了几个星期,日本人在对马岛击败了俄国舰队以后,爱国主义的疯狂浪潮席卷了一切,他也发表了一本大肆攻击托尔斯泰的恶劣的书……

  那些社会民主党人,那些勇敢的反战人士,他们对托尔斯的拥护反而更加坚定和真诚,可是他们的思想与托尔斯泰的真正思想距离太远。一九〇四年九月,他们给托尔斯泰写了信,为答谢他们,托尔斯泰表达了他对战争和社会主义的谴责。

  但是,托尔斯泰的思想最终还是深刻地影响了日本。一九〇八年,为庆贺他八十寿诞,他的俄国朋友们打算为他制作一本纪念册,并向全世界他所有的朋友发出征文信。日本人加藤寄来了一篇有意思的文章,就日本所受的托尔斯泰的巨大影响作了说明。在日本,托尔斯泰的大部分宗教着作都被翻译并出版,加藤说,大约在一九〇二年到一九〇三年间,他的这些作品在日本的宗教界引发了一场精神革命,不只是基督徒中间,佛教徒也包括在内,并且还引发了佛教的一次革新。

  此前,宗教是一种在外界律令约束下的既定秩序,这时候,它有了或者说重新有了一种内在性。“宗教意识”随即成了一个流行词。当然,这个“我”的觉醒并非没有危险。它可能会导向一种跟牺牲和博爱精神截然不同的结局:自私享乐、麻木不仁、绝望,甚至自杀,这个狂躁的民族一旦发起狂来,总会将一切主义推演向极端,而且在许多情况下,它确实已经导向了这种结局。在日本,特别是在京都附近,有一些研究托尔斯泰的团体成立了,他们一边耕田种地,一边宣扬纯洁的爱的精神。

  这些日本信徒当中,最可爱的代表人物是年轻的德富健次郎,一九〇八年的贺寿文集中,也有他写的文章。一九〇六年的开头几个月,他写了一封热情洋溢的信,从东京寄给托尔斯泰,托尔斯泰也很快给他回了信。但是,等不及收到托尔斯泰的回信,德富健次郎就乘船前去拜访他。他不懂一句俄语,英语也不好。七月份到达亚斯纳亚,在那里呆了五天,托尔斯泰像慈父般接待了他,然后他直接又回到了日本。这一个星期,以及老人那灿烂的“微笑”,是他这一辈子难以忘却的深刻记忆。他在一九〇八年写的文章相当感人,中间提到此事,用他那颗质朴、纯洁的心灵叙述着:

  “透过别离后七百三十天的尘埃,透过一万公里的距离,我还能够真切地看到他。我带着妻子和我的爱犬,在一个小乡村的一间破屋里住了下来。我种菜、拔草。我所有的精力和时间都在拔草、拔草……我这么做,也许是因为我的思想、本性,也许是因为这个不完美的时代。但无论如何,我是幸福的……”

  这个日本人用几句朴素的文字,描绘了他勤劳的充满智慧的幸福生活,比起其他写贺寿文的所有信徒来,他更能实现托尔斯泰的理想,也更能说到他的心坎上。

  俄罗斯帝国的穆斯林有两千万之多,因此作为一个俄罗斯人,托尔斯泰得以有较多的机会去了解穆斯林,他的通信往来,很多是面向穆斯林。但是,一九〇一年之前,还不见他们有什么通信。只是在同年的春天,他回复了圣教会的信,以及被逐出教会后,才征服了他们。

  他的话语崇高而坚定,对整个穆斯林世界产生了震撼。他们感到这其中含着他们的先知的声音,他们天真地试图将自己的先知归入其中。俄罗斯的巴什基尔人、印度的伊斯兰教教法说明官穆夫提、君士坦丁堡的穆斯林都给他写信,说当他们读到他公开指斥整个基督教的宣言时,他们“高兴得哭了”。他们他把称为“教友”,祝贺他摆脱了“对三位一体的黑暗信仰”,还努力地想要他改变信仰。有一位天真的印度穆夫提,很开心地告诉他:他们新的救世主,一个名叫哈兹拉特·米尔扎·吉拉姆·穆罕默德的,在克什米尔发现了耶稣的墓,因此,基督教那个耶稣复活的谎言被彻底打破了。他还把耶稣墓的照片和他那位新救世主的肖像带给了他。

  我们难以想象,在收到这些奇特的示好的信时,托尔斯泰几乎不带嘲讽或悲哀,保持着令人赞叹的平静。所有没有见过托尔斯泰论辩的人,根本无法懂得,他威严的性格可以达到那种镇静温和的态度。

  他从未失过真正的平静。而那个跟他通信的穆斯林,反倒斥他为“中世纪的基督教偏见的余孽”,也许是因为托尔斯泰没有信奉那位穆斯林的新救世主,他便用那个救世主的话威胁托尔斯泰:

  “……一类人是凭自己的理智来接受它;第二类人是借形象与奇迹接受它;第三类人要靠剑的力量才能接纳它的。比如说法老,摩西为了让他信奉上帝,只好逼他喝红海的水。上帝派下来的先知有必要教导人们……”

  托尔斯泰并没有以牙还牙。他的崇高原则是,热爱真理的人们,永远都不可以凭宗教的不同或欠缺为出发点,而应以团结各个宗教,造就各宗教的价值为出发点。“对于各个宗教,我努力地这么做着,”

  他说,“尤其是对伊斯兰教。”对于那位愤怒的穆斯林,他只是说:“每个具有真正宗教情感的人,他的责任就是以身作则,过着有道德感的生活。”我们所要做的就是这些。他崇敬穆罕默德,他对他的一些话相当佩服。但是,穆罕默德也好,基督也好,都只是一个人。如果伊斯兰教和基督教想要变成一种真正的宗教,就必须不再盲目地信奉一个人或者一部典籍,仅仅信仰那种与人类的良知和智慧相一致的东西。

  托尔斯泰总会担心对方的信仰被他伤害:

  “要是我万一使您受到伤害,那就请您原谅。对于真理,我们不能只说出一半,要么全说出来,要么就什么都不要说。”

  显而易见,他根本就没有说服和他对话的人。

  至少他遇见了另外一些开明的、自由的穆斯林,他们和他谈得来:

  这里首数那位埃及着名的宗教改革家——大穆夫提穆罕默德·阿卜杜勒,一九〇四年四月八日,他从埃及写信给托尔斯泰,对他被开除教籍一事表示祝贺。他说,这是一种神圣考验,是上帝对自己的选民的馈赠。他说托尔斯泰的光辉温暖寻求真理的人,并将他们聚集起来,说他们真心期盼着他创作的所有作品。托尔斯泰给他回了一封热情洋溢的信。此外,托尔斯泰还接到了米尔扎·里扎·卡恩亲王的致敬信,他是波斯驻君士坦丁堡大使、一九〇一年海牙首次和平大会的代表。

  一九〇八年征集贺寿文时,伊斯兰教派出了一位加尔各答的法学家为代表,他叫做阿·杜拉·阿勒·玛姆·苏赫拉瓦尔迪,他在文章里称颂托尔斯泰为伟大的丰碑。他称托尔斯泰为瑜珈僧,认为他的不抵抗主义与穆罕默德的教诲并不矛盾,但是,“必须像托尔斯泰读《圣经》

  一样,要沐浴着真理的光辉去读《可兰经》,不要在迷信的浓雾中去读它”。他称颂托尔斯泰并非超人,而是全人类的兄弟,他既不是西方的光辉,也不是东方的光辉,他是神的光辉,是照耀众人的光辉。

  他还预言,托尔斯泰的不抵抗主义“在与印度先哲的思想相交融之后,也许能让我们这个时代产生一些新的救世主”。

  不错,托尔斯泰那些思想确实是出自于印度,对于他的信徒来说,那就是圣人的哲言。

  托尔斯泰受到了“爱之主”克利希纳的思想的巨大影响。而且,在印度,不少人都敬称托尔斯泰为“圣人”,把他当作一位再生的古贤哲来敬重。《新改革》的主编戈帕尔·切蒂是托尔斯泰思想的忠实信徒,在一九〇八年的贺寿文中,他把托尔斯泰与出家的王子释迦牟尼相比,并且说,如果托尔斯泰生在印度,就会被当作行动之神毗湿奴神,被当作宇宙心灵的化身,被视为爱之主斯里·克利希纳。

  但是,随着历史长河的流转,托尔斯泰这个苦修士对于神明的梦想,到达了韦沃卡南达和甘地的伟大行动的跟前。

  命运总是充满了奇迹!第一个把托尔斯泰引导到这种行动面前,而后又成为圣雄甘地的得力助手的那个人,名叫C·R·达斯,他当初还是一个激烈反对托尔斯泰思想的人……你能相信,是托尔斯泰的声音终于将他召回,让他来完成真正的使命吗?一九〇八年底,C·R·达斯身处革命阵营中。他经常给托尔斯泰写信,坦率地表明自己的暴力信仰;他公然抨击托尔斯泰的不反抗主义;然而,他又请求托尔斯泰帮他吹捧《自由印度斯坦报》。托尔斯泰给他回了一封长信,信写得像一篇论文,这封名为《致一个印度人的信》,后来在全世界广为流传。

  他对自己的不抵抗与博爱的理论奋力地进行了扞卫,几乎所有的论断都使用了克利希纳的话作为论证。他对古老的宗教迷信进行大力的抨击,也痛斥了科学的新迷信。对于印度人否定自己古老的智慧和文化而迎合西方,他进行了严厉的指责。他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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