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24章 肖太后(2)

　　从表面上看，景宗死后政权移交得很平稳，肖太后执政也很自然。事实上，在专制政体下的孤儿寡母当国，就像在风和日丽的大海上漂行的一叶扁舟，随时都有翻船的波涛把它吞没。君不见隋文帝和宋太祖都是在孤儿寡母手中夺取政权的吗？特别是北宋太祖赵匡胤导演的陈桥兵变、黄袍加身的故事，时问又近，地相连接，时时萦绕在肖太后的脑际。肖太后一想到这些，就像是发生在昨天一样的梦。更何况有辽一代的皇帝承接并不是平静的。可以说辽朝自太祖阿保机打破部落联盟时代的选举制以来，直到圣宗即位前，每一位皇帝登基都要经过一番剧烈的斗争，而每一朝又都充斥着夺权厮杀的血腥味。现在太后和小皇帝当朝，他们所遇到的危难就不难想象了。诸王室二百余人拥兵握政，横姿怙势，蠢蠢欲动，都把目光集中在十二岁小皇帝的宝座上，谁也不愿错过这个天赐良机，事态真有一触即发之势。这且不说，南部边境北宋投过来的眈眈虎视，又使危难的形势雪上添霜。

　　面对如此严峻的局面，年轻的肖太后如何措置？这的确是一个非常棘手的问题。她没有走西汉吕雉、唐代武墨提携外戚抗衡宗室和诛杀臣下的道路，而是以皇后女主临朝时所积累的驾驭群臣的统治经验，通过人事调动和权力再分配的策略，消除隐患。从而避免了一场流血斗争，终于化险为夷，表现了肖太后独有的弄权风格。

　　在权力斗争危难的时刻，肖太后首先想到的是蓟州玉田人韩德让。韩德让何许人也？且容慢道其详。原来韩德让家族世典军政。祖父韩知古在辽太祖耶律阿保机时，就任中书令。当时契丹“仪法疏阔，知古援据故典，参酌国俗与汉仪杂就之，使国人易知而行”（《辽史·韩知古传》），是为“佐命功臣”之一。父亲韩匡嗣，应天皇太后曾“视之犹子”，景宗时被拜为上京留守、南京留守兼枢密使，封燕王。尤其是女里、高勋、肖思温等人在景宗即位后，因权力之争而相继故去时，他便成了景宗和燕燕皇后仅存的心腹人物。也就在这个时候，匡嗣子弟借助他的势力纷纷步入仕途，并多居显要。景宗死时德让已官拜南枢密使，在军事上握有重要权力。此外，韩德让与肖太后还有一层特殊关系，史载韩德让有辟阳侯之幸。传说太后幼年曾许嫁韩德让，临近婚期了，赶上皇家耶律贤求选妃子，于是肖绰的父亲思温为结交皇室才把燕燕送进了景宗后宫。但燕燕并没有因为进宫而忘怀韩德让，当景宗崩殂，肖绰伴守孤灯之时，不由得想起了韩德让。而今韩德让又大权在握，为巩固孤儿寡母的地位，肖绰更要借助于韩德让之手。旧情更是油然而生。于是肖太后便乘发丧之机私下对韩德让说：“吾曾许嫁你，愿谐旧好，则幼主当国，也算是你的儿子。”（路振《乘轺录》转引自《宋朝事实类苑》）当然这仅是传说，并无信史可考，但从后来肖太后改嫁韩德让的史实来说，此传说又并非子虚乌有。上述因缘使得韩德让在危难关头成了昔日燕燕皇后、今日肖太后最重要的支持者之一。肖太后命他“总宿卫事”拱卫皇室，并与耶律斜轸参决大政。耶律斜轸，字韩隐，迭刺部人，于越耶律曷鲁的孙子，景宗时由肖思温引荐入朝，颇受景宗器重，亦得太后喜爱，为南院大王，娶肖太后的侄女为妻。景宗死时，节制辽朝西南面诸军，作为侄女婿斜轸自然亦算得上是太后的心腹亲信。太后称制让小皇帝用弓矢与斜轸交换鞍马作为“约以为友”的信物，并命他守司徒，官拜北院枢密使。

　　同时，肖太后对景宗时的文武老臣采取安抚和重用并举的措施，借以稳定形势。被安抚和重用的老臣主要有：

　　室昉，辽南京（现北京）人，是一位素有众望和才干的重臣，景宗生前历任参知政事、枢密使兼北府宰相加同政事门下平章事。起初，室防见景宗死后，形势危急欲告老致仕，太后极力挽留，并委以重任，与德让、斜轸共同辅政。史载：“是时，防与韩德让、耶律斜轸相友善，同心辅政，整折蠹弊，知无不言，务在息民薄赋，以故法度修明，朝无异议。”（《辽史·室昉传》）

　　耶律阿没里，景宗时为南院宣徽使，太后称制，命他与耶律斜轸参与国论，为都统。

　　肖斡，是太后的叔父，景宗时常以密戚的身份参决军事，加政事令。肖思温死后燕燕皇后以父称斡，太后称制“斡数条奏便宜，多见听用”（《辽史·肖幹传》）。

　　耶律抹只，仲父隋国王之后，善用兵。景宗时拜枢密副使，太后称制，命为东京留守。

　　耶律沙，穆宗时官至南府宰相，景宗即位，总领南面边事。统军与宋作战屡有败绩，以罪当诛，“以皇后营救，得免”（《辽史·耶律沙传》）。太后称制，召赐几杖，以优其老，并命继续统兵与宋作战，将功折罪。

　　经过一番明争暗斗的人事安排，肖太后站稳了脚跟。现在她身边既有掌握兵权的亲信，又有深负众望的重臣，从而结成了一个强有力的政治核心集团。只有在这个时候，太后才把她对形势的忧虑告诉了斜轸和德让：“母寡子弱，族属雄强，边防未靖，奈何？”斜轸进日：“信任臣等，何虑之有？”德让也说：“随机应变，夺其兵权。”（《辽史·景宗睿智皇后传》、《契丹国志·耶律隆运传》）于是，太后在接受两位佐命大臣建议的基础上，根据辽朝当时的政治形势，对权力结构做了精心的调整，使之既有利于眼前，又着眼于未来。

　　那么，太后是怎样调整的呢？这自然是以轻重缓急为序了，对于太后称制威胁最大的，莫过于来自那些拥兵握政的契丹王公大族。因而太后先发制人，以皇帝新丧，国家处于非常时期为由，亲自签署命令：“诸王归第，不得私相燕会。”这实际上是把拥兵握政的契丹王公大族软禁起来，伺机一举夺取他们的兵权，于是“人心大定”（《契丹国志·耶律隆运传》）。紧接着的下一个步骤是加强对辽朝与北宋接壤的富庶的南部农业区的控制。“以南院大王耶律勃古哲总领山西诸州事；北院大王、于越耶律休哥为南面行军都统，奚王和朔奴副之；同政事门下平章事肖道宁领本部军驻南京”（《辽史·圣宗纪》）。如此安排可以一箭双雕，既在军事上抗衡北宋，以防北宋乘虚进攻，可解后顾之忧，又在政治上则将权力重心南移，藉以达到依靠南部地区的汉族地主集团和已渐次汉化的契丹贵族与拥兵自重的契丹贵族势力抗衡的目的。

　　正当大契丹政权的政治形势，按照肖太后的意图发展，趋于平缓、稳定的时节，南京留守、于越耶律休哥突然遣使告急。说是北宋太宗亲统大兵数十万来犯边关，声言要径取燕云，请求立即发兵援助御敌。此消息传至朝廷，满朝文武，莫不惊恐，不过太后却不感意外，这是她预料中的事情。她当初安排颇有军事才干并战功卓著的耶律休哥总领南面军务，就是出于对北宋防犯的考虑。只是太后面带愠色，好个大宋，趁我母寡子弱之时来犯，未免欺人太甚，而燕云又怎能轻易让你大宋取之。君不见你南朝几次欲复燕云，不都败北而归吗？讨得过几回便宜？今天又怎敢口出狂言，于是太后把国内的政务稍事安排，便携同小皇帝圣宗一道领兵十万，挥师南下，前去应战。

　　四、保卫燕云

　　公元982年，北宋太宗赵光义得知辽景宗病逝，幼冲皇帝即位、寡母摄政的消息后，想利用辽政权大变动的时机，出兵收复燕云十六州失地。经过几年的准备，终于在公元986年（北宋雍熙三年、辽统和四年）阳春三月，对辽朝发动了大规模的军事进攻。

　　说起燕云十六州，有一段历史的因缘。公元936年，石敬瑭为做皇帝把燕云十六州拱手让于契丹政权。这一历史事件对后世产生了深远影响。从辽朝方面来说，由于燕云十六州是一个先进的农业区，它的农业、手工业和其他文化活动都比契丹族本部地区发达。因此辽朝统治者对这一地区的重要性有着足够的重视，他们把燕云十六州中的幽州升为南京，改皇都为上京，把原先的南京（辽阳）改为东京。辽朝在南京幽州建立了相应的许多官职，视为腹地，俨然以大国的姿态屹立于宋朝对峙的北方，成为大辽帝国。

　　从中原王朝来看，燕云十六州的得与失，关系一代江山的安危。这个地区，西起现今山西与内蒙古自治区交界地，沿着河北和北京市北部向东，以达渤海之滨，沿涂连绵不断的山岭起伏，燕山、阴山……峰峦相望，形势险要，有不少关隘控扼南北通道。特别是东部各州，在这些关隘以南的是一马平川的华北大平原。这些州若掌握在以骑兵作战为主的辽朝手中，它就大大便利了辽朝驱动铁蹄对中原地区的进攻，在战略上进可攻，退可守。而中原王朝由于缺乏地利条件，常处于被动挨打的境遇，甚至连首都汴京也是防不胜防。如果这些州掌握在中原王朝的手里，便可御契丹铁骑于关外。幽州（现北京）原是中原王朝的北大门，这里人烟稠密，物产丰富，现在也成了辽朝随时出兵南下时打探、研析军情、集合休整部队和屯积补给军需的要地。

　　所以，中原王朝从后周柴荣起就开始了与契丹争夺燕云十六州的战争。柴荣——这位中原五代时期比较有作为的皇帝，他在整饬内政，用兵江南得胜而归的基础上，于公元959年出兵北伐，只用六十天就连下辽朝三关（益津关、瓦桥关、淤口关），两州（宁州、赢州），尽夺关南之地。然而，这次军事行动刚开始，便因柴荣突然病故而作罢。当然这次军事行动之所以成效卓著，除了由于柴荣指挥得当外，更主要的是正值辽穆宗的中衰时期，穆宗听到三关失守，竞很不以为然地说：“三关本汉地，今以还汉，何失之有。”（《辽史·穆宗纪》）

　　从柴荣北伐到辽圣宗即位、肖太后摄政，中原王朝多有变故。柴荣病故的第二年，后周政权转移到赵匡胤手中，建立了北宋政权。宋太祖赵匡胤鉴于北汉与契丹联盟一时难取，因而在进行统一全国的战争的时候，采取了“先南后北”的战略方针。但他念念不忘收复燕云，曾在内府库专门建立封椿库，准备以封椿库的钱来赎买燕云，但未能实现。赵匡胤与此同时在军事上对契丹二次用兵（公元969年和公元976年），可是都以无功而还。公元976年病逝。其弟赵光义即位是为宋太宗。辽宋之间争夺燕云地区的大战主要发生在宋太宗时，即辽景宗晚期乃至肖太后摄政期间。这就是公元979年、公元986年和公元1004年三次大战。

　　现在我们再回到公元986年双方交战的战场上去。

　　起初，宋太宗遣派军队从山西、河北分三路出兵。曹彬、崔彦进、米信率领的东路作为正面进攻，从雄州（今河北雄县）出击，采取缓行军步步为营的战术，虚张声势向幽州进发，牵制辽军的主力。中路军由田重进率领出飞狐（今河北涞源北）。由潘美和杨业带领的西路军急速出雁门关，收复关北的广大地区。

　　三路军在战争刚开始的阶段很顺利，杨业的部队出了雁门关，在不到四个月的时间内，就攻克了云州（山西大同）、应州（山西应县）、寰州（山西朔县东北马邑镇）、朔州（山西朔县）等四州中路军也攻陷了一些城池。

　　这时在肖太后主持下的辽朝，也有了足够的准备。著名军事家、官拜于越（班次在百僚之上，惯例非有殊勋的贵官不得授）的耶律休哥自出任南京留守、总领南面军务之后，便着手“均戍兵、立更休法、劝农桑、修武备”，把个南面边境治理得井然有序（《辽史·耶律休哥传》）。因而面对宋军气势汹汹的进攻，肖太后已是成竹在胸，她先调集各路军队，以耶律休哥抵御宋军东路的曹彬所部，以耶律斜轸抵敌潘美和杨业的西路军。然后太后披战袍、亲驭马，携同小皇帝圣宗，在大臣韩德让、耶律汉宁、南北皮室（意为金刚、精甲亲军）军诸将领的簇拥下，率领由奚、女真、室韦、汉、契丹等民族组成的十万大军直趋南京幽州，于驰罗口（今涿县东北）驻兵督战，伺机出援。

　　别看太后是女流之辈，但她生于草原、长于草原、受其父辈的影响，从小就能骑马挽弓。纤纤丽质，竟也有一般男儿的刚强。不过虽说肖太后戎马征战与草原生活习惯的影响分不开，但打开中国历史，以国母之尊率兵打仗实属罕见，并且还能英姿飒爽驰骋沙场，更是难得。

　　阳春三月的燕山南部地区已是春意盎然，是大地苏醒、青草吐尖的季节。太后深知在这样的季节里作战，对于“寒而益坚”的辽兵而言，是不利的。辽军作战一般多选在九月至十二月的秋冬季节。秋高马肥，便于骑兵作战，肖太后为摆脱不利局面，她采取了诱敌深入、以逸待劳的战略战术，待宋军疲惫，乘势夹击。

　　四月，曹彬闻报西路、中路军捷报频传，为抢头功，他擅自改变步步为营的战术，命所部火速行军。当兵进据马河（河北易县境）时，与前来阻击的耶律休哥遭遇。当时耶律休哥兵力很少，他决定避免与号称十万大军的曹彬东路军作战，而是夜问用轻骑兵出来劫掠，白天用精锐军切断宋军粮道。使宋军不得安宁疲于应付，曹彬且战且行，用了四天才北进到涿州（河北涿县），曹彬在涿州呆了十多天，因粮食不继，退守雄州’。这时肖太后和辽圣宗已移师南京（幽州），并亲自率精锐援军从涿州以东与休哥乘势夹击。东路宋军冒着瓢泼大雨，在泥泞小路上转战。

　　五月，在涿州西南四十里的歧沟关，耶律休哥率军与曹彬展开大战。是役，虽然时令刚至五月，但天气赤日炎炎竟也像盛暑般的酷热，宋军连连败退，饥渴难耐，疲劳过度。而辽军方面则正好形成鲜明对照，士气正旺，更因节节胜利都争先恐后欲多得战利品（辽朝习俗，军人作战不发粮饷，放任掠夺），更有太后、圣宗作后援。因而一听战鼓、号角齐鸣，便如脱疆之马一涌而入宋军阵营，宋军抵敌不住大败而退。正在这时斜刺里又杀出一彪人马，为首的是一员英姿焕发的女帅。原来太后统兵也到了沙河，挡住宋军去路，又是一场好厮杀。“宋师望尘奔窜、坠岸相蹂，死者过半，沙河为之不流。”（《辽史·耶律休哥传》）经过两场血战，宋军主力已全部败溃。待宋残军远去，太后与耶律休哥会师，辽军得此大捷，太后非常高兴，重赏休哥，晋封他为宋王，其他官兵亦有封赏。

　　宋太宗得悉东路主力部队惨败的消息，连忙下令全线撤退。肖太后与众将领兵十万乘胜收复为西路军所陷的州县城池。

　　战事刚毕，耶律休哥便到太后帐前请令，请乘胜南追，直杀到黄河以北再收兵。太后以为不可，她说：“如今天气酷热不便行军，宋师正犯此忌，所以败绩，我军不可蹈其旧辙，不如乘胜先回朝，等到秋高马壮，再行进兵也不为迟。”于是太后下令东线诸军班师，返回南京。现在再看西线战事。

　　前面说到，杨业自出雁门关不到四个月就连克四州。这时已是盛夏七月，杨业屯兵代州准备再行进兵，却忽然传来东路溃败的消息，随即又接到太宗的诏书，令他和潘美徙云、应、朔、寰四州吏民，分置河东、京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