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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13章 徐志摩:你我相逢在黑夜的海上 (2)

  1924年,梁启超、林长民主持的“讲学社”,邀请文学泰斗泰戈尔访问中国。徐志摩全程陪同。泰戈尔在日坛公园做即兴演讲,林徽因搀扶着白发白髯、身材高大的泰戈尔登上主席台,徐志摩在一旁做翻译,很是一道亮丽风景。泰戈尔过寿,林徽因、徐志摩、林长民等人共同出演老诗人的剧作,林徽因饰演公主,轰动京华。这或许可以算是林徽因登上文坛的一次彩排。那时,她不过二十岁,她离文坛那么近,触手可及,她的性格里,又含着浪漫的因子,文学对于她来说,是一个通道,表达自己情绪的通道。浪漫而唯美,再加上淡淡的惆怅与感伤,几乎是徐志摩和林徽因文学创作的基调。他们灵魂中那点纯粹又脆弱的质素,借由文学散发出来,弥漫世界。

  泰戈尔来华时,徐志摩已经和张幼仪离了婚,他是“自由身”。但出于种种考虑,林徽因不能也没有勇气选择徐志摩。尽管有泰戈尔的说服,尽管自己也纠结,也痛苦,但她还是不得不作出决定:和梁思成出国,双宿双飞。徐志摩一番折腾后,与陆小曼成婚。林长民、林徽因、徐志摩,这是多么奇怪的一个三角。或许可以说,他们三个其实是同一类人,渴望激情的活跃分子。关于分手,林长民和林徽因都找徐志摩谈过。那一晚,对于他们三个人来说,都是人生中无比重要的时刻。夜色流淌,湖上,沉重的心,天明之后,大家就要各奔东西。林徽因一直忘不了那天,那个人,那些无法兑现的承诺。 日后,林徽因写了《那一晚》:

  那一晚我的船推出了河心

  澄蓝的天上托着密密的星

  那一晚你的手牵着我的手

  迷惘的星夜封锁起重愁

  那一晚你和我分定了方向

  两人各认取个生活的模样。

  林徽因曾说过,文学创作必须是从自己心坎子里迸发出来的才好。而她也总是到了不得不写的时候,才动笔。林徽因的作品,总是充满了热情,更重要的是,因为她的作品或多或少,总是担负着抒发自己内心真实感受的功能,所以从她的作品里,我们常常能看到历史的另一种真实。徐志摩和陆小曼结婚后,林徽因写信给胡适,感伤地说:“ 我昨天把他的旧信一一翻阅了,旧的志摩我现在真真透彻地明白了,但是已经过去了,现在不必重提了,我只求永远纪念着。”纪念归纪念,但徐、林的感情纠葛并没有因为他们各自结婚而终结。1929年,林徽因和徐志摩在北平重逢。她生着病,是孩子的母亲,但她的美丽从未改变,时光只是让她更加圆润成熟,而徐志摩,却在婚姻里疲惫不堪。

  1931年2月,在东北大学建筑系任教的林徽因和梁思成返回北平过寒假。徐志摩来北平教书,发现梁思成和林徽因也在。徐志摩为林徽因的健康状况担忧,她“瘦得像个猴子”。他在给陆小曼的信中悲痛地说,林徽因的肺病已经到了危险的境地,“这岂不是人生到此天道宁论?”1931年春天,在徐志摩的劝说下,林徽因在北平西郊香山疗养。她住在一处斜坡上的平房里,房前有一条走廊。林徽因住第一间,她母亲和女儿分别住第二、三两间,第四间作为厨房。梁思成每周末会开车把他们接回城里。1931年,林徽因二十七岁,尽管病着,却还是那么美。她坐在房里,美到“任何一个男人进来都会晕倒”。她在山中住,朋友们的探视少不了。

  冰心、凌叔华、沈从文、金岳霖、张奚若、罗隆基……但来得最多的,还是徐志摩。每次徐志摩上山,都会找林徽因的堂弟林宣陪同,晚上则入住平房旁边的甘露旅馆。要知道,这个时候,徐志摩已经是有妇之夫。他给陆小曼写信:“此次(上山)相见与上回不相同,半亦因为外有浮言,格外谨慎,相见不过三次,绝无愉快可言。”其实,何止三次,又哪里不愉快?他是哄哄爱妻罢了。从此以后,林徽因开始写诗了,爆发式的。她写过《谁爱着不息的变幻》。自恋、忧伤,也昂扬。她感到了人生总是在变幻,就好像花放蕊树凋零,娇娃做了娘,也仿佛河流凝成冰雪,天地变了相。但变幻的风景里,又何尝不包括她自己?感情的世界里,她是一树繁花,千变万化。

  1931年7月7日,徐志摩给在香山疗养的林徽因写了一封信,附新诗《你去》,言辞热辣,他说,“更何况永远照彻我的心底,有那颗不夜的明珠, 我爱——你! ”直白热烈。林、徐的感情,经历了岁月的洗礼,变得更加纠结、更加刺心。这个时候的林徽因,除了无奈,还是无奈,她已经嫁做人妇,初为人母,她不可能再对徐志摩有什么承诺,但徐志摩的到来,却像是在心湖中投入一颗石子,激起阵阵涟漪。有感情,却注定不能在一起,几乎成了林徽因和徐志摩贯穿一生的文学主题。徐志摩写《偶然》,写给林徽因:

  我是天空里的一片云

  偶尔投影在你的波心

  你不必讶异

  更无须欢喜

  在转瞬间消灭了踪影

  你我相逢在黑夜的海上

  你有你的,我有我的,方向

  你记得也好

  最好你忘掉

  在这交会时互放的光亮!

  天空里的云,投影在地面上的水里,云是林徽因,水是徐志摩,这一相互辉映、却无比怅惘的意象组合,后来,反复在徐志摩和林徽因的诗歌中出现。1936年年底,林徽因写的《藤前花》,这一意象再度复现,“蓝天里白云行去”,在“池子”里投射出倒影。无论时光怎么变换,林徽因一直忘不了徐志摩。那种相互辉映的默契、萍水相逢的惊喜、灵魂深处的颤动,都是其他人给不了的生命体验。

  徐志摩是一个有魔力的人。他像一个小星球,总能毫不费力地吸引到跟他磁场一样的人,而其他人,常常也免不了为他的热情和真诚所打动、折服。梁实秋说过这样的话:“一个能使四座并欢,并不专靠恭维应酬,他自己须辐射一种力量,使大家感到温暖,徐志摩便是这样的一个人。”徐志摩的真我表达,仿佛一个小太阳灯,一下子就能照到人心里去。在伦敦,徐志摩和林长民的往来,让人惊诧。他们之间相差二十岁,却俨然无代沟,在政治上失意的林长民向徐志摩倾吐心事,把自己留日时期的艳情史说了个明明白白,他们后来甚至还玩起了情书游戏,一个扮演有妇之夫,一个扮演有夫之妇,听起来荒诞,但却是真实而幽微的情感表达。林徽因成家立业后回国,住在北平的北总布胡同,无意中经营起太太的客厅。徐志摩是家中常客。他只要有工作去北平,便会住在梁家。有人这样描述徐志摩的出场:

  他的出现是戏剧性的。他穿着一身缎子的长袍,脖子上又围着一条英国制的精细的马海毛围巾。真是奇怪的组合!所有的眼睛都看着他。他的外表多少有些女性化却富有刺激性。他的出现使全体都充满活力。徽因是活泼愉快的,而思成总是那么热情好客。

  徐志摩像一个心理治疗师,总能够轻而易举地让人消除内心的戒备,摘掉面具的伪装,向他敞开心扉,然后,放松自己,与他携手,一共遨游情海。徐志摩打开林徽因的心也同样毫不费劲。他是一个浪漫的男子,她是一个寂寞的女子,又都有那么点文艺,有那么点忧伤,对人生怀抱真诚的年轻人,谈到一块儿,顺理成章。林长民和林徽因都曾被徐志摩“迷”住。但无论从感觉还是理智上,对于徐志摩,林徽因都不是没有“不适”。她与徐志摩有“灵魂的共振”,但她也隐隐知道,就日常的世俗生活来说,她与徐志摩是不适合的。见面第一次,她就差点想叫他徐叔叔,尽管他们之间只差了七岁。

  但作为父亲的朋友,徐志摩的辈分似乎要高一些。相差七岁,仅就年龄层面来看,不是什么问题,但从人生的步调来说,徐志摩则很难与林徽因保持一致。后来,林徽因写过一篇小说《窘》,这也是她的小说处女作。故事讲一个中年大叔维杉,单恋朋友的女儿芝,但无论维杉怎么挑逗,芝始终无感,最后无望的维杉逃之夭夭了。这小说发表在1931年9月号的《新月》杂志上。它其实更像是一种回应,因为那时徐志摩对她紧追不舍。世俗世界的种种,已经不允许林徽因再对徐有什么表示,她只好把当年的旧事,化成一篇小说,来表达自己的看法。《窘》更像是一篇论文,而且是主题先行。没想到,仅仅过了两个月,徐志摩就去世了。

  1931年11月19日,徐志摩因为飞机失事罹难。这一次,他是跟陆小曼吵了架,从南京搭乘邮政飞机,去北平参加林徽因在协和小礼堂所做的关于中国古代建筑的演讲,林徽因特地准备用徐志摩的诗《常州天宁寺闻礼忏声》作为开场白。可是,徐志摩却没有来,他永远地离开了。徐志摩的去世,对许多人来说,都是个晴天霹雳,那一天,许多人坐在老大哥胡适家里等消息。噩耗传来,哭声四起,据说林徽因当场昏了过去。事实上,徐志摩之死,让林徽因承受了很大的舆论压力。说一千道一万,徐志摩也是为了赶她的演讲会,才不幸遇到空难。虽说死生有命,但林徽因心里的那个结,几乎从得到噩耗的那一天起,就开始种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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