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96章 干城扬虎威伟绩彪千古(3)

　　12月14日，宋美龄委托英国人端纳来西安斡旋，端纳曾先后担任过张学良和蒋介石的顾问，这是宋美龄所以派他来与张学良面谈，并了解蒋介石被押情况的动因。端纳听了张学良的主张，表示赞同，当晚二人与蒋氏见面，端纳劝说蒋氏，要其接受张的主张。之后端纳往返于西安与洛阳之间，向蒋介石转达了宋美龄的意见，由蒋介石先向南京下达停战的命令。17日蒋介石写了一封给何应钦的手令，由蒋鼎文送往南京。战争暂时停止下来。

　　12月17日，由周恩来率领的中共中央代表团到达西安参入与蒋介石的谈判。周恩来经与张杨二人多次谈话，争取到他们的同意：逼蒋抗日，释放蒋介石，这样对全国的抗日形势更为有利。

　　12月22日，宋子文、宋美龄、端纳、蒋鼎文、戴笠来到西安，参加谈判。这时蒋介石提出两个原则，一、由宋氏兄妹代他谈判；二、商定的条件，由他回到南京后分条逐步执行，不在西安签字，也不公布或对外有什么表示。张学良和杨虎城从国家民族的利益出发同意了蒋氏的原则。谈判经过23、24日两天，谈妥六点，即所谓六项“诺言”：一、改组国民政府，容纳抗日分子；二、释放上海爱国领袖及一切政治犯；三、停止“剿共”政策，联合红军抗日；四、召集各党各派各界各军的救国会议，决定抗日救亡方针；五、改变外交政策与同情中国抗日的国家建立合作关系；六、其他具体各项，如将国军入陕部队调出潼关，西北各省军政由张、杨负责等。这六项诺言，最终却只有所谓的“人格担保”，而没有一个手续。张学良却认为蒋介石既已答应六项条件，自然不会说了不算，就贸然同意释放蒋介石，并决定自己亲自陪蒋去南京，以表示自己对蒋不含个人恩怨。杨虎城极力劝阻无效，25日，张学良送蒋介石经洛阳回到南京。

　　12月27日，蒋介石抛出了他伪造的《对张杨的训词》一文，以此来挽回他在西安的面子。第二天，毛泽东主席发表了《关于蒋介石声明的声明》，针锋相对地对蒋氏的文章作了批驳和讽刺。毛泽东说：“蒋介石氏十二月二十六日在洛阳发表了一个声明，即所谓《对张杨的训词》，内容含含糊糊，曲曲折折，实为中国政治文献中一篇有趣的文章。蒋氏果欲从这次事变获得深刻的教训，而为建立国民党的新生命有所努力，结束其传统的对外妥协、对内用兵、对民压迫的错误政策，将国民党引导到和人民愿望不相违背的地位，那末，他就应该有一篇在政治上痛悔已往开辟将来的更好些的文章，以表现其诚意。十二月二十六日的声明，是不能满足中国人民大众的要求的。”又说：“蒋氏应当记忆，他之所以能够安然离开西安，除西安事变的领导者张、杨二将军之外，共产党的调停，实为有力。共产党在西安事变中主张和平解决，并为此而作了种种努力，全系由民族生存的观点出发。设使内战扩大，张杨长期禁锢蒋氏，则事变的进展徒然有利于日本帝国主义和中国讨伐派。在这种情形下，共产党坚决揭破日本帝国主义和中国讨伐派汪精卫、何应钦等的阴谋，坚决主张和平解决这次事变，这和张杨二将军及宋子文氏等国民党人的主张可谓不谋而合。这就是全国人民的主张，因为现在的内战是人民所痛恶的。”文中，毛泽东以犀利之笔充分揭露了蒋介石的不讲信义的本质，把中国共产党在和平解决西安事变中起到的重要作用向全国人民作了宣传。

　　张学良一到南京，就被蒋介石软禁起来，后被南京高等军事法庭判处有期徒刑10年。此时，蒋介石假意恳请政府予以赦免，南京政府于1937年1月4日决定赦免张学良，裁决“仍交军事委员会严加管束”。杨虎城闻此消息，次日即致电蒋介石，要求放回张学良。同日，杨虎城向全国发出通电，控诉蒋介石的背信弃义，两面三刀，发动内战的罪行，赞扬张学良的爱国主义精神和光明磊落的胸怀；重申自己反对内战坚持抗日的决心：“国危至此，总不应再有箕豆相煎之争，固尽人皆知，苟有可以促成举国一致，枪口对外之策，虎城等倒无不乐于听命。若不闻土地主权之丧失几何，西北军民之真意如何，全国舆论之向背如何，而惟以同胞血汗金钱购得之武器，施于对内，自相残杀，则虎城等欲求对内和平而不得，欲求对外抗战在而不能，亦惟有起而周旋，至死无悔。张副司令既领罪于都门，虎城等以救亡为职志，而中央煎迫不已，便不免兵争，则谁举内战之端，谁召亡国之祸，举世自有公评，青史自有直笔也。”2月5日，南京行政院召开会议，决议对杨虎城撤职留任。至3月初，蒋介石在溪口约见杨虎城，要杨虎城离国去欧美作军事考察。

　　东北军从1937年3月7日起被逐渐调离陕西，分解成几个部队隶属于几个系统，7月初抗战爆发，蒋介石为了泄私愤把东北军分割使用而逐渐消灭掉了。

　　杨虎城同年被迫辞职。6月16日，国民党政府军事委员会指令：“兹派杨虎城为欧美考察军事专员。”就这样，杨虎城于6月29日偕夫人谢葆真及次子拯中和随员一行乘美国胡佛总统轮离沪。途中，杨虎城闻国内卢沟桥事变，日军已进迫关内，心中如焚，便急于回国，但被宋子文来电阻止。7月14日，杨虎城一行到达旧金山，向美国公众发表了书面谈话，他说：“保卫国土是军人的职责，我一直要坚决抵抗日本侵略者。这次卢沟桥事变，是危及中华民族生死存亡的大问题，我怎能置身度外、流连忘返？即拟兼程回国，请求任务，执行战斗，为国效死！”但是回国已成为不可能，杨虎城只得绕道欧洲，欲在欧洲进行宣传之后经苏联过蒙古回国参加抗战。8月，杨虎城偕夫人一行到达伦敦，又去巴黎、柏林、布拉格、维也纳、日内瓦等地，沿途受到华侨及进步团体的欢迎和邀请，发表了许多抗日演讲。国民党对他在欧洲的言论极为不满，便以欺骗的手段骗杨虎城回国。这时，杨虎城身边有人持不同的看法，从安全角度考虑，认为回国不妥。杨虎城却说：“宁使蒋负我，不能使我负国家民族，个人利害，在所不计。”表明了他光明磊落的襟怀和为国赴死的决心。于是在1937年10月29日，杨虎城一家及随行人员乘法轮“哲利波”号离开马赛，于11月26日到达香港。一回到国内，杨虎城就失去了自由。11月30日，他在特务的监视下离港飞往武汉，在汉口拜访于右任时，与于佑任交谈了三个小时，正吃饭时，特务来报告，蒋介石要在南昌接见他。两天后，杨虎城到了南昌，立即被囚禁起来，从此成为蒋介石的重要囚犯。

　　1938年春，蒋介石命令戴笠将杨虎城解往长沙，后多次迁移囚禁地点，在贵州息烽的玄天洞将杨虎城关了8年。1946年，国民党又派人将他押至重庆渣滓洞的中美合作所之杨家山。1949年2月，旋将其移至贵阳黔灵山麒麟阁。这时蒋介石的末日已经快到了，蒋介石先逃往台湾，尔后又折回重庆，主持西南地区对我军的作战，亲手布置了杀害杨虎城的计划。于是，毛人凤召开秘密会议，决定在中美合作所中的戴公祠暗杀杨虎城。

　　9月，特务头子周养浩到贵阳，对杨虎城说蒋介石要在重庆见他，把他送往台湾，杨虎城信以为真，17日乘车又重返重庆中美合作所。车一出发，周养浩就给毛人凤打了电报，让重庆特务安排好行刺。当晚11时许，杨虎城和儿子拯中（夫人已于1947年逝世于狱中）及秘书宋绮云等人到达戴公祠。特务张鹄引他们进入房内，杨虎城走在最前面，儿子拯中双手捧着母亲的骨灰盒跟在后面。当拯中正要进入卧室时，特务杨进兴从杨丞中身后下手了，匕首刺进了杨拯中的腰间，杨拯中一声惨叫：“爸！……”杨虎城猛一回头，还未来得及看清自己儿子的被刺惨状，就被刽子手的利刃杀害了。宋绮云夫妇和他们的孩子也一同被害，杨虎城年仅9岁的幼女也未能逃过这一劫难。一时血流满阶，惨不忍睹。凶手们在杨虎城父子二人的面部淋上硝镪水，然后把杨虎城的遗体掩埋在花园的一座花坛里，这一举动，充分暴露出他们卑劣的灵魂和恐慌的心理。

　　这一天，1949年9月17日，是中国人民感到最心痛的一天！是中国人民最悲愤的一天！一位伟大的爱国军人没有死在战场上，而是死在这个极为可耻的戴公祠里；没有死在日本侵略军的手里，而是死在几个卑劣的小人手里；他一腔热血没有洒在抗日的战场上，而流遍了这所阴暗的鬼域般的地狱。这个悲剧令山河失色，日月无光！

　　1949年11月30日，重庆宣告解放，解放军第二野战军领导当天调查杨虎城的下落，第二天发现杨虎城的遗体，立即组织尸殓。12月16日，中共中央委员会和中央人民政府分别发来唁电。1950年1月15日，解放后的重庆市政府举行隆重的追悼会，刘伯承、邓小平等党政负责人及民主党派、人民团体、文教界、新闻界代表共1000余人参加了追悼会。次日，重庆市政府派人将杨虎城及儿女的灵柩用船运往汉口，转运陕西。24日，杨虎城的灵柩到达汉口，次日，武汉军民3000余人举行公祭，26日，则有万人送灵，将英灵送上火车，让杨虎城魂归故里。30日，杨虎城的灵柩被运到西安，彭德怀率众在西安车站举行迎灵公祭，旋置灵柩于杨虎城当年驻节的新城大礼堂。此后每日前往吊唁者络绎不绝，2月7日，9名遇难者的9副灵柩安葬于西安南乡韦曲少陵原杜甫祠西侧，祭者云集，声势浩大，长街当哭，人人掩面而泣，不忍仰视。同日，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全国委员会发表公告，北京军事管制委员会举行公祭，由林伯渠主持公祭，朱德总司令参加了公祭大会。

　　1956年，在北京召开了纪念西安事变二十周年大会，会上周恩来同志发表讲话，他对张学良和杨虎城作了高度的评价，他说：“西安事变的和平解决，是中国历史上的一件大事。张、杨两将军是千古功臣。”“杨虎城将军的牺牲是光荣的，他的英名，将为全国人民所永远纪念！”

　　是的，中国抗日军事史上将永远铭记杨虎城将军的英名，中国人民将永远纪念这位千古功臣！

　　【作者点评】

　　杨虎城将军是中国现代史上一个十分令人注目的人物，他和张学良将军发动的西安兵谏，是中国革命史上轰动世界的军事行动。西安事变经过中国共产党的积极周旋，把中国革命带入了一个崭新的阶段。其后，他们二人历经沧桑，一死一囚，但最终双双名垂青史。

　　杨虎城的一生，是一个贫苦农民为了求生存而走向对压迫者的抗争、而又逐渐迈入革命道路的生命过程。他的贫苦出身和与压迫者的斗争经历，决定了他在历史的关键时刻能够作出果断的选择，并必将付诸坚决的行动。他早年对革命的困惑，在和共产党人士多次接触以后一时冰释。因此在他的部队里，共产党员才能受其保护；在西安事变中，他才能同意共产党的建议，和平解决这一事件。他对蒋介石的认识，在一定程度上比张学良要深透，他凭着一种阶级的本能和从与蒋氏多年的交往中，认识到要达到逼蒋抗日的目的，武装行动是最有效的手段。

　　杨虎城不是占地为王的草寇，也不是旧式的军阀，更不是科班出生的军事家，他是一个由自发的农民起义者走入革命道路的军事人物。在艰苦的环境中和异常复杂的军阀混战情况下，他以自己的战功获得了日后的重要军事领导地位。他文化不深，所以受中国旧文化的影响不大，他出生贫寒，所以最能体会人民的疾苦，他未入军事院校，所以不会有极强的帮派观念和墨守陈规的军事教条主义思想。可以这样说，他的军事生涯中的一些行动，是建立在一种纯朴的阶级感情上的。这种感情，有时表现为一种义愤，有时表现为一种同情，有时又表现为一种仇恨。纵观他的一生，他决不会与人民为敌，或置国家民族利益于不顾。所以在抗日战争爆发之后，他的民族感和军人的天职自然凝聚成对日本侵略者的仇恨，这种仇恨如同一团熊熊烈火，不可熄灭，因此蒋介石的不抵抗政策，就在他的烈火中焚毁。

　　蒋介石在西安被囚后，蒋氏为了求释而口口声声地说什么以人格担保，张学良相信了，但杨虎城不相信。他清醒地知道，蒋介石是不讲人格的。张学良因为相信了，亲自陪送蒋介石去了南京，于是终生被囚，于是明白了杨虎城的正确；杨虎城因为不相信，最后为独夫民贼蒋介石所不容，被小人杀害了，令日月生悲。蒋氏的行为，早已表明他没有人格可作任何保证，反而证明了杨虎城是一个真正胸怀坦荡有人格的正人君子。

　　一代伟人毛泽东曾说：“直至西安事变发生，在1936年年底，中国共产党的全权代表才同国民党的主要负责人取得了在当时政治上的一个重要的共同点，即是两党停止内战，并实现了西安事变的和平解决。这是中国历史上的一件大事，从此建立了两党重新合作的一个必要的前提。”毛主席说的历史上的一件大事，是以西安事变为契机的，而西安事变中杨虎城又是起到十分重要作用的一位关键历史人物，因此从某个方面来说，没有杨虎城，中国共产党和国民党的第二次合作一时是不可能实现的。如果两党不合作，不建成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抗日的前途、中国共产党的前途及中华民族的前途是可想而知的。也正是由于这一点，杨虎城就是千古功臣，有功于中国人民，有功于中国共产党，有功于整个中华民族，其英名将永垂史册！

　　以一人之死而拯救整个民族、国家和人民，其英雄气概当可吞山河、贯日月，当可振奋我华夏炎黄子孙千秋万代!是故，伟人毛泽东称杨虎城将军“推动全国一致抗日，有功于国家民族”，此言可谓精当之极，非虚言也。

　　（刘海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