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11章 只有中专学历也能成为最高领袖(4)

　　毛泽东还细读了曾国藩的书，并一度崇敬曾国藩。这里面有一个谜，就是为什么后来的毛泽东很少提及曾国藩呢？曾国藩是个有实力有能耐的人，但他对待底层人民却是无比的狠毒，他将造反者无情地杀掉，从他的外号曾剃头，就可以想象他是怎样对待造反的贫苦大众的了。现代有人居然把这样的人物当作楷模，道德标准实在模糊，难道中国没有人了？青年毛泽东曾经随着大流，敬仰过湖南的风云人物曾国藩，但很短，毛泽东在思想上倾向于代表人民之后，很少再提及曾国藩。

　　曾国藩的智慧就是他看到了大厦将倾，独木难支，于是他溜了，在他之后热衷于权力的李鸿章在自己的脑门子上刻下了汉奸卖国贼的烙印。

　　有人说重视经世致用的湘学士风，表现在思想方法上，就是实事求是。实事求是也是毛泽东极力倡导的，实事求是到底是不是一个直接能使用的可以制胜的工具呢？显然我们多数人在使用这一词句的时候没有搞明白它的真实意义，例如有人会说“实事求是地说，如何如何”，这样用词不是不可以但不是它的本义。还有就是实事求是和自以为是的“是”字不是一个概念，实事求是这一词包含两层意思，首先不是实事的层面而是求是的层面，也就是说你要是有所追求，追求某种大的理想或真理，就必须以老实的态度和踏实的工作方式去做。它和普通人关系甚少，原因是多数人本来就是老老实实地活着，但没有进入求是的层面；所以实事求是主要是针对读书人和追求向上的人们而言的，人不能虚幻和狂妄，不能仅仅以高尚或是宏大来支撑膨胀和欺骗自我，而不去脚踏实地工作，简单说就是既要求是，又得实事。

　　我们只能建议，如果实在搞不明白，就把它理解成正大光明一样的牌匾。正大光明这一词显然和普通人没有关系，它是为待在最高位置上的人提供的最独特的工作方式。

　　实事求是显然是一个哲学命题，那么哲学又是什么呢？说来可笑，我们从上初中开始就背：哲学是世界观和方法论。可背了半天到最后也不知道哲学是什么。从来没有人告诉我们年轻人与哲学没有关系，告诉了也不懂，教不了也学不会，原因是青少年的知识不够。所以有人说，大学本科生没有必要开设哲学课，因为年轻人无法学，这是很有道理的。这个问题会困扰人很多年，直到有一天在大仲马写的《基督山伯爵》一书中，我们找到了答案：“哲学无法学会，哲学是在各个学科实践的天才获得的知识总和，哲学是闪光的彩云，基督把它踏在脚下升天。”

　　如果认为“实事求是”很重要，那一定是已经有些水平的人了，对多数人来讲，湘学士风就是重视经世致用，就是先干起来，而不是中原江浙那里尚在崇尚玄学空扯，知道这一点足够了。行动力使得湖南的勇士们登上了中国近代史的最上层，而不是靠表述自己实事求是。社会学意义上的真理是大多数人自发遵循的，但不是自觉掌握的一般规律，多数情况下是隐藏在人性之中的。实事求是包含有立场因素，很难判断，所以我们依然需要继续探索更一般意义上的其他的导致毛泽东成功的诸多因素。

　　或许毛泽东天生就是一个行动者，读书只是他了解外部世界的途径。大师们所倡导的正合毛泽东心中先天神示，毛泽东的优势心理在这样一个最佳环境中生根发芽长大。毛泽东身上所具有的行动力，使得他的老师们早早意识到他将青出于蓝而胜于蓝，使得他注定要超越他的老师们，并将超越老师们所推崇的那些贤者，原因就是他具有无与伦比的行动力。

　　我们可以看出，由于家境的缘故，毛泽东总是比同龄人晚读书，但在自己的小圈子里，却总是比同班人知道得多，是不是这种相对优势被逐渐放大的过程，成就了一个中专生登上了巅峰呢？至少我们认为这是最重要的因素。没有人会在自卑中成功，成就来自自信，至少要克服自卑，相对的心理优势使得毛泽东很容易克服家境贫寒带来的自卑，中国传统的哲学思想中有一个高招叫作后发制人又为这种进步提供了支持，毛泽东就是这样一步步走上来了，走上属于他的竞技场。

　　毛泽东早早意识到不仅要读“有字之书”，还要读“无字之书”，这无字之书，就是社会实践。他早早就这样做了。

　　1917年暑期，他同已经毕业当了教师的萧瑜，简装外出“游学”，形同乞丐，这一过程遭人白眼和挨骂是不可或少的，毛泽东是在有意识地磨炼自己的脸皮。读书人在求学上进的过程中，增长了知识的同时，也增加了缺点和心理负担，那就是脆弱，主要表现就是意志薄弱和脸皮子超薄，显然毛泽东准备克服这些缺点。例如他们需要蹭船，就是等船到了中游才告诉船工身上没钱，人家又不能掉头，还有别的顾客呢，少不得被臭骂一通。辱骂和白眼不会降低他们的游兴，他们的目光早就盯在了江河与大地上。在游学中，他们已经在推行他们的道德理念，例如作为乞丐实践者，他们强制财主善待乞讨者，否则他们就堵着门不走，这也是毛泽东后来许多作为的缩影。他不再是仅仅局限于自己乐善好施，而是强制其他的人这样做，一旦拥有力量，他将迫使中国社会的上层人物给下层人民留出生存空间，最终将上层人物牺牲掉以作为普通劳动者奉献后的精神报酬，这对富人来讲绝对是巨大的灾难。中国的上层阶层常讲士可杀而不可辱，听上去不含糊，实际上不是那么回事，多少次改朝换代也没见有几个自杀的。后来毛泽东以强权摁下他们高傲的头，让普通人在物质贫乏的时候，心灵得到革命性解放。这一切在毛泽东没有权力的时候，他就以个人年轻的身体力量开始实施了。毛泽东他们俩没带分文，历时一个多月，走了九百多里路，游历了五个县，结交各色人等，写了许多笔记。

　　这样的“游学”，毛泽东在校期间还进行过几次。第二年春天，他和蔡和森经历四县，游历了半个多月。如果说毛泽东和萧瑜的游学带有平等伙伴的意味，与蔡和森的游历，毛泽东一定是主导的，蔡和森是自觉接受毛泽东为领头人的最早的也是最重要的人物之一。

　　中国社会这时正处在剧烈的动荡中，毛泽东自然强烈地感受到这种动荡风云，他尚未投身其中，但他却在热切地关注着，在一师期间，他总共花了160块钱左右，这当然是老爹提供的。他没有把钱花在衣着打扮上，除了学杂费，其他的钱多用在订阅报刊和买书上面，他每天读报的时间很长，还常带着地图、字典和笔记本，和同学们谈起时事，他总是有条有理，了如指掌，并且往往充满着激情，于是就有了“时事通”的外号。这是一个明显的信号，表明毛泽东读书的目的不是搞学问，而是来自强烈的入世愿望也就是社会责任感。

　　他的生活方式是清教徒式的，青年毛泽东认为一个人如果过不了金钱和女人这两关，这个人就不值一谈。毛泽东心向古代仁人志士“有杀身亡家而不悔者”，毒蛇噬手、其必断腕。这种决绝是毛泽东成就大业的关键心理素质，就是这些分蘖导致伟人与平庸之辈的行为上的点滴差异，最终有了云泥之别。愿意牺牲、不怕牺牲，这是他精神上的升华，最终他将这样的精神灌输给了中国大众。

　　后来他将这种意志描述成“为有牺牲多壮志，敢教日月换新天”，成为全中国人民的新精神。在中国由于没有宗教的习惯势力，中国人几千年来其实活得较为自由，这种自由表现得比较散漫，表现在无组织无纪律，精神面貌不能算是好的。有思想的文化人都意识到了这一点，意识到了这种精神面貌无法适应现代工业文明，例如将它描述成酱缸文化，死水一潭等等，都是意识到了中国要想得到进步，必须要有彻底的革命。显然中国需要太阳，太阳的光芒必将导致物质的湮灭。在中国后来的革命中，所有人主动地或者被动地做出了牺牲，使得中国有了未来和复兴的基点。这一切来自毛泽东的精神诉求，从而造就了一个不可思议的时代。

　　青年毛泽东强调刻苦力行的重要性，认为“闭门求学，其学无用”，他特别痛恨懒惰，十分注重精细。注重细节意味着在实际工作中，除了规定出路线方针政策等大的纲领外，还必须为部属做出表率和榜样，有了具体的模范，大众就好做自己的工作和努力了。这是毛泽东一个相当高明的工作方法。他在求学的时候就已经想清楚了。

　　毛泽东身边逐渐集聚了一批有着崇高责任感的同学，他们不屑于议论身边的琐事，他们没有时间谈情说爱，他们认为时局危急，求知的需要迫切，不允许他们去谈论女人或私人问题，而且连日常生活的普通事情也拒绝谈论。毛泽东喜欢交朋友，但他也决绝地抛弃了许多庸人。

　　中国有一句老话叫作“交友须胜己，似我不如无”。年轻人不喜欢交朋友的少，朋友少的不是自己不喜欢，而是过于自卑了。我们无法帮助陷入自卑的朋友们，克服自卑没有什么太好的办法，只能靠自己觉悟，静心揣摩生命的来源，就会发现生命没有可比性，每个人都是独一无二的，知道了这一点就会明白，自卑是错的，做自己，坚定地走出误区。我们关心的问题是另外一方面，就是我们许多人滥交友，交了损友，这样对自己就没有什么好处，反倒是有坏处的，原因就是没有交友原则，所以积极交友的同时也要学会放弃。

　　毛泽东的书桌上总是堆了很多的书报，萧瑜有一次开玩笑说：己屋不扫，何以扫天下？毛泽东反驳说心怀天下者安能顾家。相信每个人年轻的时候都会遇到这样的困扰，就是大与小的矛盾，主要是立大志与具体做事情的矛盾，但真的回过头来看的时候，多数人还是太早地放弃了大的目标和志向了。那些有大目标大志向的人，成功者自然占据人类社会的最高层，失败者依然要高于从未尝试过的庸人们。原因是他们毕竟有机会成为成功者。而没有大的志向固然不会遭遇太大的失败，但有点辜负生命了。看到这里的时候，是不是就会想起保尔关于生命的名言呢？

　　有人说人生其实就是要做到六个字，年轻的时候三个字：不要怕；老了三个字：不要悔。就是啊，怕什么呢？此生无悔足矣。不过我们要学习的不光是这一境界，而是世间还有更高境界，那就是探索成功之道，登上成功之巅，不要忘了我们现在是在学习毛泽东。

　　丈夫要为天下奇

　　二十年前言中中日之战

　　两年潜心学习之后，毛泽东开始投身于社会活动，这时候他的组织才能开始显露。这是他最重要的才能，也是他力量的源泉。中国社会拥有巨大的人力资源和其他资源，但没有人能将他们组织起来。就如同每一个铁原子都有磁性，但被杂乱无章地自我消耗掉了，只有在统一的磁场中才能显示出磁力来。这一切需要有人来组织，毛泽东将自己和他领导的共产党化作了这一统一全国人民信仰和力量的场力。

　　他的社会活动的第一个成果是驱逐了自己的校长张干。这是毛泽东不同凡响的开端。

　　张干是一个有才干、有魄力、“年轻有为”的校长，一师的多数名流教师就是他极力聘请的。但为了贯彻上级多收学费的指示与学生们顶了牛，学生们认为张干“媚上”，私德不淑。毛泽东认为攻击私德没有抓住要害，自己出手拟就《驱张宣言》，尖锐地抨击张干误人子弟、不适宜校长职位，广为散发后引起极大反响。

　　张干气恼至极！张干是数学老师，这显然影响了他对毛泽东的判断，因为毛泽东数学常常不及格。而文科教师多数意识到了毛泽东的不世之才。怒火搅乱了理智，张干决定要“挂牌开除”包括毛泽东在内的17名发动“学潮”的学生，以儆效尤。

　　这一举动成了火上浇油，杨昌济不顾与张干的交情，联络了徐特立、方维夏、袁仲谦、王季范等先生，以罢教迫使张干收回成命。后来，张干郁闷地离开一师。在学校只有校长开除学生的，哪有学生“开除”校长？这一奇迹，只有毛泽东做到了。

　　其实张干不是什么坏人，毛泽东后来也说，驱逐张干实在是没有必要，做教育家张干其实是很称职的。解放后毛泽东一直照顾张干的生活，这是后话。

　　张干只是毛泽东锋芒稍露后倒下的第一个。毛泽东出手了，但如果就此认为他获得了什么力量，那也太夸张了，不过这不重要，重要的是，毛泽东开始行动了。

　　1915年1月，日本以支持袁世凯称帝为诱饵，提出了吞噬中国主权的“二十一条”，袁世凯为了当皇帝居然准备接受。消息传出，举国愤慨，毛泽东写下四句誓言：“五月七日，民国奇耻；何以报仇？在我学子！”这表明毛泽东将承担起社会责任，这是我们民族之大幸。

　　袁世凯紧锣密鼓地开始复辟帝制，大才子杨度等出面网罗名士，为袁世凯造势。听说老师黎锦熙也有可能被拉进去，毛泽东写信劝阻，他虽然做不了什么具体事儿，但他已经亮出了自己的政治倾向。

　　1916年6月6日，做了83天皇帝的袁世凯死了。袁世凯为什么会认为中国人需要皇帝呢？你能说他一点道理都没有吗？中国社会最奇特的就是保持大一统状态数千年，肯定是有原因和道理的。了解这一点很重要，因为它将持续很长时间。袁世凯不过是欺负中国人不得不接受他的强权罢了，他靠着兵权，迫使中国人要么面对分裂惨剧，要么拥护他做皇帝，他认为中国人不得不两害相权取其轻而接受他为皇帝。中国社会不能处于分裂的状态，在外敌虎视眈眈的情况下，分裂只能是大灾难，这本身是有道理的，可是袁世凯居然想着以此要挟全国，想着倒退，这实在是无良无德得过了头了。

　　袁世凯的自私和短寿，革命者与野心家鱼龙混杂，泥沙俱下，导致各路军阀粉墨登场，每一派势力都想着分得更多的蛋糕，为了增加自己的力量，不惜出卖中国的各种利益，他们各寻靠山，各找后台，分别投靠外界的帝国主义势力，干什么？借钱啊，白借可不行，得有抵押物吧，一帮帮的军阀将不属于自己的中国大地毫不吝啬地出卖给了外国的风险投资者。中国社会孕育着大分裂的重大危机，这就是袁世凯玩把戏的后果。袁世凯不是笨蛋，笨蛋爬不到那么高的位置，但他是自私的混蛋，这样说一点都不冤枉他，原因就是他的行为带来的分裂。革命的目的绝不可以是带来分裂，分裂只能给中国带来巨大的灾难，大清帝国能维持那样久，袁世凯想称帝，深层次原因皆出于此。曾参与策划护国战争的梁启超，转而致力于南北和解，梁启超政治改革没有成功，也不可能成功，但梁启超依然是智者。革命是为了进步，而不是分裂，他致力于防止权力出现真空时引发动乱危机，毛泽东对袁世凯称帝深恶痛绝，很赞成梁氏的主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