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20章 幼年共产党：没有行动力，就无法掌握主动(4)

　　这时候，按照官方的说法，叫作随着北伐战争的节节胜利，湘、鄂、赣三省出现了农村大革命的高潮。这是一个容易让人产生错觉的表述，正确的事实应当是北伐导致原有的权力机构失效，压在农民头上的强权突然消失了，农村处于无组织无政府状态，我们看湖南的一组数据就明白了。据党史研究的资料，湖南农民运动的最高领导者是毕业于广州第六届农讲所的毛泽民、贺尔康、王首道等30多名学员，他们派往各县的农运工作人员有203人，农民协会会员则有200万人，能直接领导的群众号称1000万人，当时湖南农民大约为2000万。知道为什么是假的了吗？这是一种无效的组织。有效组织是三三制，一个人直接指挥的人数不能超过十个，所以班排连营团构成了所有的军队系统。农民协会显然不是有效的组织，所以并没有什么力量。

　　疾风暴雨般迅猛兴起的农民运动，更像是一股失控的野火，威胁和烧痛了同地主豪绅有千丝万缕联系的国民党右派，一些名人决绝地反对革命，站在了共产党的对立面，在后人看来似乎不可思议，其实，主要原因就是自己家的利益受到伤害，而无法站在客观的立场来体现知识分子的良知。大批利益受到损害的上层富人投奔蒋介石阵营，蒋介石自然大受鼓舞，他也乐意担当旧秩序的维护者。

　　这时候陈独秀做出了错误的指示，向蒋介石妥协，以换取蒋介石由右向左。同时扶持汪精卫，以制约蒋介石的军事势力。这是一个莫名其妙的指示，唯一的解释就是这个指示来自俄国人。

　　共产党内许多人不同意陈独秀的意见，作为农委书记出席会议的毛泽东没有直接反对陈独秀，他也没有关心这个指示的对错，他的眼睛看到的却是细节，他提醒陈独秀注意：“右派有兵，左派没有兵，即右派有一排兵也比左派有力量。”这种见识真正是高明之极，这种对老百姓来讲是显而易见的道理，知识分子理解起来却是如此的困难，这恰恰是知识分子问题的根源所在。不要小看毛泽东说的大实话，要知道他一直在找高层次的真理，但此时的他已经回归到了基层，也就是最基本的道理，他能说出大实话了。这是一个伟大的跨越，知识分子往往追求超越平凡的道理，但一旦找到了回归平凡的道理，又比平民了解得更为透彻，这大概就是常讲的螺旋式上升吧？显然毛泽东已经在接近他所探求的大的本原了，但这一大本原隐藏之深，没有强大的外力，居然就是不出头。陈独秀无视这种危险，暴露了陈独秀不适合做政治领袖的缺点。他可能也没有听懂毛泽东在说什么。

　　陈独秀本来是毛泽东最敬重的人物，是陈独秀提拔他、扶持他进入中共最高层，对他有引路提携之恩，但此时的陈独秀已完全暴露出他只是一介书生，作为一位政治人物他压根就不合格，他没有自立的主张、概念、能力、魄力，作为舵手他居然看不到危险的临近。作为知识分子他是极为优秀的，他有良知，他的信念是为着底层人民，但作为一位党的领袖，他是不合格的，他做的只是服从俄国人的意志。

　　毛泽东需要做出判断，最后的觉悟在前方向他招手，他决心实地考察一下，看看农村的实际情况究竟是怎么一回事。

　　毛泽东下到湖南乡村去考察农民运动，我们注意到毛泽东此时依然是长衫打扮。打扮很重要吗？我们说是的，打扮的变化意味着思想的变化。请大家注意毛泽东是什么时候变成短打扮的。变成短打扮就是毛泽东走向平民的开始，就是他将代表人民。

　　著名的《湖南农民运动考察报告》很快写成了，这是毛泽东选集的第二篇文章，中央局委员瞿秋白为这本书写了热情洋溢的序言。

　　在这篇《序言》里，瞿秋白还给了毛泽东和彭湃一个称号：“农民运动的王！”

　　毛泽东的这篇报告是一个大预言，他预言中国几万万农民将起来革命，将掀起滔天巨浪，几乎明示了几十年后中国社会的真实画面，唯一有问题的是时间概念，毛所说的很短的时间实际上是20年以上。

　　不能应对危险，就没有资格当领袖

　　毛泽东已经接近他一直要寻找的那些本原了，一个明显的迹象就是他办的农民运动讲习所的每个学员都发了枪，军训成了主要内容。

　　在《湖南农民运动考察报告》中，毛泽东观点明确，他欢呼这暴风骤雨，他欢迎这燎原大火，他希望彻底革命，他选择了自己的立场，他显然站到了一切既得利益者的对立面。

　　蒋介石也旗帜鲜明，站在了人民大众的对立面，他亮出的不光是立场还有明晃晃的大刀。1927年4月12日，蒋介石在上海发动反革命政变，逮捕和屠杀了大批共产党员和革命群众。

　　南京的蒋介石与武汉的汪精卫分庭抗礼，再加上北京的张作霖奉系军阀政府，中国一时表面上出现三足鼎立的局面，其实局势已经完全倾向蒋介石。面对危机，陈独秀没有任何作为。

　　毛泽东预感到风云将要突变，一场大劫难很快就要来临，看到领导者陈独秀依然茫然无知而无力改变，他独步徘徊在武昌蛇山的黄鹤楼前，面对滔滔奔涌的长江水流，或许诗句更能表达出他内心的忧虑：

　　《菩萨蛮·登黄鹤楼》

　　茫茫九派流中国，沉沉一线穿南北，烟雨莽苍苍，龟蛇锁大江，黄鹤知何去？剩有游人处，把酒酹滔滔，心潮逐浪高。

　　这是毛泽东最忧郁的一首诗词。毛泽东没有力量，面对危机，他无法应对，虽然在诗词的最后，他以“心潮逐浪高”收尾，但依然无法掩饰无奈。山雨欲来风满楼，多数实力派走向了反革命。

　　5月17日，进攻武汉的反共军队和叶挺部队开战，毛泽东组织中央农讲所的四百余人参加战斗，这大概是毛泽东当时所能动员的所有力量。他表现出只要有力量就要反抗的勇气和决心，他绝不是一个坐以待毙的人。

　　5月21日，驻长沙反共军队对湖南革命者举起屠刀，毛泽东的追随者们受到残酷屠杀。

　　6月6日，朱培德在江西以“礼送出境”的名义逐走大批共产党员和国民党左派人士。

　　6月10日，汪精卫撕下伪装，和冯玉祥、蒋介石携手，宁汉合流，反共反苏。

　　越来越多的共产党人意识到了危险，努力寻找出路。有实际意义的是中共中央常委蔡和森提议由毛泽东担任湖南省委书记。毛泽东立刻赶赴长沙开展工作，决定要用武力来对付反动军队，以枪杆子对付枪杆子。这为他后来的秋收起义做了准备。

　　这时的毛泽东很难过，他看到了他追随的这些高级知识分子的巨大缺陷，他们不能够预见危险，不能防范危险。这样的素质暴露出他们作为党的领袖是不合格的，不能应对危险，就没有资格充当领袖，要想取得成功需要很多种能力，其中防范危险的能力所占的比例可能比我们想象的大得多。这大概是多数热衷于奋斗的人所无法接受的一个残酷的事实。

　　关键是毛泽东看见了血，那是相信他、追随他、响应他的成千上万农民的血，这使得毛泽东丢掉了一切幻想和犹豫，他做出了决断。

　　毛泽东到湖南刚十天又被召回武汉，出席中共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心力交瘁的毛泽东做出了最后的抉择，活不下去了只有“上山”，《水浒传》中的“逼上梁山”再现。

　　陈独秀依然在犹豫，他不知道汪精卫已经和蒋介石联上了手。毛泽东感到了危险正在逼近，所以他在中央政治局扩大会上说：“不保存武力，则将来一到事变，我们即无办法。”

　　我们可以看出，在没有发生突发事件之前，毛泽东是在积极地工作，他虽然也在集聚力量，但总的来讲是跟随陈独秀的，但一旦有了危险的苗头，毛泽东显然警惕性占据了上风，当形势非常不妙的时候，他是能当机立断的，突发事件暴露了陈独秀作为领袖的缺点，此时毛泽东站出来提请他的同志先防范危险，这是毛泽东准备走向前台的标志。

　　果然，只过了11天，汪精卫政府就公开宣布中国共产党非法。到处在搜捕，到处在屠杀，没有任何审判，手无寸铁的共产党人成串地被砍头或被枪决，在腥风血雨中，幸免于难的共产党人做出三个反应：1.准备南昌起义；2.组织秋收暴动；3.与其坐以待毙，不如彻底反了吧。

　　钢刀落下的结果就是头颅落地，并不因为头脑中的高尚思想而逆转，这么简单的道理，却需要几十万人的血才能弄明白。知识分子在改造社会的行为中，过于看重理论的指导，却很少探究每一个成功背后的实力对比，这是很沉痛的教训。

　　1927年8月1日，以周恩来为书记的中国共产党人，在南昌率领国民革命军贺龙、叶挺部两万多人起义了，打响了武装反抗国民党反动派的第一枪，军旗上飘扬着“八一”字样，就是它永恒的纪念。八一起义的部队，受到国民党反动派的绝对优势的军队围追堵截，最后被打散了，只有后来赶到的陈毅帮着朱德带领数千人坚持游击。

　　毛泽东这时仍隐蔽在环境极其险恶的武汉，中共中央实行紧急疏散时曾准备派他到四川去，他要求仍回自己更熟悉、并且武装起义条件正趋成熟的湖南，这是好事啊，危急时刻有人站出来挑担子，实在值得赞扬，毛泽东要求下基层，这要求自然得到批准。

　　毛泽东出席了著名的“八七会议”，陈独秀为自己书生意气付出了代价，俄国人简单地将导致数十万人的牺牲与流血的责任扣在陈独秀的头上了事，陈独秀黯然离开了中国的政治舞台。

　　会议确定了土改和革命两大方针，但谁领头呢？共产国际提出的政治局名单，只是将陈独秀踢了出去，依然没有毛泽东。此时毛泽东两头不落好，陈独秀没有重用他，共产国际也没有看上他。蔡和森不干了，他站出来强烈反对，他提出毛泽东应当进入政治局，并表示如果名额不够，他可以退出，以蔡和森在党内的资格，没有太多的人能与他相比。在这种先发制人的强烈要求下，毛泽东当选为中共中央临时政治局候补委员，这是蔡和森做出的巨大贡献。共产国际的这帮大爷只是按照学历和个人好恶来给共产党安排人事，可见我党尚处于任人摆布的幼年。

　　在“八七会议”上，毛泽东提出了后来人们熟知的“枪杆子里面出政权”这个重要论断，这是血中得来的教训，一切的努力化作泡影，一切的利益烟消云散，没有枪连命都保不住，一切口头高喊的主义、理想、真理都没了基础。简单说，就是毛泽东觉悟了。

　　枪杆子里面出政权，这才是真理，大约会是人类社会的终极真理，它可以说是毛泽东寻找到的最大的本原。多少年的努力，上下探求的本原，不是什么书本上的正义，不是圣贤的语录，而是现实社会中的实力。这一道理不应该是马克思主义的内容，这样的真理在蒋介石和军阀那里是不需要证明的，他们就是这么做的，土匪们没有理论，也不需要理论，只要手里有上几条枪，就能在世界上横着走，这样的道理却最难让革命者接受，因为这样一来，就意味着强权的合理性得到了证明，而处于弱势中的革命者的合理性受到了挑战，他们的信念和道路都会发生地震。

　　留苏归来的瞿秋白，与毛泽东关系极近，也无法接受这样的离经叛道，马克思的理论基础是劳动创造价值，结论是生产资料公有。马克思费了一生的精力，就是想证明被统治的工人阶级具有正义性和先进性，列宁看上去也是依靠了工人阶级的力量，毛泽东却抛开了这一事件的正义性，抓住了古今中外的一切事件背后的重要力量——枪杆子，看到了列宁领导的工人手中的枪。所以后来毛泽东说，马克思主义的道理千条万绪，归根结底，就是一句话：造反有理。但谁又能说有理就一定能赢呢？要想胜利靠什么呢？答案是胜利不能靠文字，也不能靠语言，而是世俗力量，是枪杆子。

　　“八七会议”开完后，主持中央工作的瞿秋白向毛泽东征求意见，要他到上海中央机关去工作，毛泽东回答：我不愿跟你们去住高楼大厦，我要上山结交绿林朋友。

　　我要去找我的天地，我要去找我的力量，我的天地在乡下，我的力量在民间，哪怕我要上山，哪怕说我是土匪。

　　这是毛泽东一生中最重要的决定，也是伟大的转折点。从少年时期的立志出乡关，毛泽东的目光一直是向上的，即使他拒绝上北大和出国留学，他的一切努力方向也都是向上的，接受国民党代理宣传部长的职务就是明证。给别人打工，从别人公司里面分取红利，这样的成功模式并不是他乐意的，但他一开始并没有拒绝，因为这是大多数高级知识分子认可的模式。当这一切的努力化作了泡影，一切努力换来的是杀头，毛泽东一定又想起了参军的经历，当时他就知道，不能在别人的房子里面搭棚子，经历了十几年，他才发现要追求的目标大到想通过给别人打工是不可能实现的。这血，这泪，使毛泽东自觉地上了“梁山”，促使毛泽东走上了一条没有人走过的路，这条路的方向是向下的，眼睛向上的人不可能是巨人，只能是打工者。

　　真理在哪里呢？真理在我们脚下。真理扎根于地球，距离普通人最近，距离聪明人最远，但普通人也难以找到真理，原因是绝大多数人的眼睛是向上看的。少数人获得真理，其过程一开始也是向上的，向上爬得越高，摔下来扎得越深，这时候就有机缘和真理碰面，从而得到它。

　　毛泽东的目光、他的着眼点终于放在了他一生权力的基本点——社会底层的人们身上。他原本以为高尚的人应当是为了大众的，于是他向上爬，在最高层为农民呼喊，没有意识到要真正实现这一目的，依靠的也只有大众，只有他处于绝境的时候，他才真正融会贯通，他才彻底地将自己和自己服务的人民合为一体，这是他成为伟人的起点。

　　毛泽东同一时代的共产党的领袖多数将目光放在城市，学习列宁的经验，搞工人运动，这在中国根本行不通。只有毛泽东意识到了这一点，这不是他先知先觉，而是他试过多次了，他知道要想成功，要想实现彻底的革命，就要联合最大多数人。他知道中国人最多的是农民，最初他以为靠着宣传可以达成或接近他的目的，蒋介石用屠刀说不，屠刀指明了最直接的真理，力量是枪杆子，事业在农村。这就是毛泽东得出的真正的结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