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46章 抗日战争：独立与合作的博弈(9)

　　蒋介石指示部下预作方案，蒋介石的总参谋部认为：“叶、项在皖南，如瓮中之鳖，手到擒来；陈、粟在苏南，如海滨之鱼，稍纵即逝。”他们不光是想着捉鳖，还想着逮大鱼，所以又要陈毅、粟裕全部南调，这主意也太损了。

　　蒋介石不单单是叫项英部北上，赶走了算，而是叫陈毅部南下，这企图显然太明显了，常理应当是强烈要求新四军离开南方才是正理，这真的是精明得过了头，即使项英在国民党后方发展是错的，你将他赶走也就是了，这样的要求毛泽东也不能不听啊。国难当头，为什么要先杀自己人呢？

　　对蒋介石的这种企图，毛泽东已有察觉，他最担心的是项英的情况，因为待在皖南的新四军军部，北面是长江，其他三面都有国民党的重兵，随时有被包了饺子的可能，如何走出险境，项英还真听蒋介石的话，主张从江北调人马以应变，陈毅、粟裕则建议项英向苏南靠拢，毛泽东支持陈、粟的意见。

　　但项英拒绝了毛泽东的指示，没有东出苏南同陈毅部会合，丧失了转移的时机，陈毅没有办法再等下去，率部北渡长江，鱼真的跑了。项英没有意识到蒋介石真的要动手了。悲剧就这样产生了。

　　项英违反了一条大的原则就是抗日期间共产党不能在国民党后方行动，这是国共合作的基本原则，共产党应该是到日本人的后方去发展，而在敌后发生冲突，那就看谁的本事大了。

　　这时，国际形势又发生新的重大变化，在德国军队闪电式的进攻下，法国向德国投降，英军从欧洲大陆退守本土，在我们看来，他们本来就是姑表兄弟，谁赢谁输差异不大，日本可不，日本人傍着最有力量的一边，于是加紧进攻中国和侵略南洋，日本人气焰高涨，日本人是全世界最牛的，他敢同时和世界三大国美苏中为敌。

　　毛泽东意识到了形势的变化有好有坏。对中国说来，被英、美、法方面出卖的危险大大地减少了，日本人成了大国的公敌，但危险的是日本人有可能诱迫蒋介石投降，毛泽东主张作最坏准备。

　　蒋介石似乎对世界趋势不感兴趣，他不怎么关心中国在世界形势发生变化的情况下怎么获得利益，他只是看到自己的利益受到伤害，只是把国际几大势力对峙的局面看作他“解决共产党问题”的大好机会。

　　蒋介石先是提出共产党根本不能接受的条件：缩小边区政府，给八路军、新四军划定黄河以北活动区域。这就没法子谈了，周恩来返回延安以表示共产党的决心。

　　毛泽东对周恩来的工作大加赞赏，在商量了多日之后，他们意识到现在不是和蒋介石翻脸的时候，所以周恩来又回到重庆，继续他的统战工作。这是没有办法的办法，此时的主动权不在共产党手里，只能看蒋介石怎么做。

　　从1940年8月20日起，八路军在华北向日军发起大规模的交通破袭战，八路军共出动105个团，20多万人，史称“百团大战”，把华北日军占领的地区搅了个底朝天。

　　关于百团大战有相当奇特的说法，有人说它是未经过毛泽东同意的状态下发动的，这成了毛泽东与彭德怀之间的官司之一，但最有可能的是彭德怀没有接到毛泽东的回电就发动的，而且彭老总热切地追求规模和时效，在效果上并没有达到最佳。毛泽东从来不指责胜利，哪怕这种胜利不是完全符合他的指令。他一般会在今后的工作中做出调整。作为最高统帅，他显然有这样的权力。

　　百团大战有着相当积极的意义，在战略相持阶段，在最艰难的时刻，表示出我们战斗到底的勇气和力量，对坚持抗战的全国人民来讲有着极大的鼓舞作用。副作用是本来三方相持，变成了日本人倾全力对付八路军，而蒋介石不可思议地不去打击日本人，而是趁机对付共产党。

　　八路军的胜利似乎更叫蒋介石下了解决新四军的决心，“先从苏北下手，后打皖南”，苏北是日本人占领区，国共打起来了，出面的国军叫韩德勤，他率兵步步紧逼，把陈粟往北赶，陈毅发出最后警告，退至黄桥，绝不再退，毛泽东调八路军黄克诚部南下增援，韩德勤以多于新四军守军一倍的兵力向陈毅、粟裕进攻，结果被干掉一万多人。

　　这一仗叫黄桥之战，打法是黄鼠狼吃蛇，韩德勤以一字长蛇阵拉成几公里来打粟裕，被粟裕分割成数段，分别吃掉。

　　这样，八路军同新四军会师，打通了华北和华中的通道，完成了毛泽东预定的战略任务，刘少奇和陈毅统一指挥苏北部队。

　　吃了亏的蒋介石大怒，由何应钦、白崇禧以正副参谋总长名义发出致朱德、彭德怀、叶挺的电报，要求八路军、新四军在收到电报的一个月内全部开到黄河以北，并从已有的50万人缩编为10万人，不听指挥就要打。这真是笑话，毛泽东是不怕打的。蒋介石生气是有理由的，共产党在敌后那么艰苦的条件下居然发展到了50万人，势力膨胀了十来倍。要按这速度发展，未来该如何是好，这叫蒋介石寝食不安。

　　蒋介石为什么要选择这个时候和共产党干仗呢？原来世界分成两大集团，德、意、日成为联盟，英、美也签订协定，这两拨都想拉蒋介石加入他们的联盟，苏联也正在继续援助国民党政府，这种局面使蒋介石得意忘形，毛泽东认为：“蒋介石现在是待价而沽，一方面准备加入英美同盟，一方面也准备加入德意日同盟。”

　　毛泽东无法判断蒋介石会倒向哪一边，但蒋介石在苏北挨了新四军的打，肯定要报复，其他地方共产党进退自如，最难防的就是皖南的新四军军部。

　　当时，毛泽东非常忧郁，防着蒋介石投降日本，深虑到自己是否会重蹈陈独秀的覆辙的程度，这一点尤其能看出来毛泽东对待危险的态度。

　　毛泽东在致各大区负责人的电报中强调：“我们应估计到最困难、最危险、最黑暗的可能性，并把这种情况当作一切布置的出发。”在这里毛泽东连用了三个最字。

　　反常即妖，毛泽东看到参谋总长们的指令，心里开始琢磨蒋介石到底是什么意图？他怎么会犯这样的低级错误，最坏的可能性是什么？造成毛泽东如此紧张的原因跟收到的指令有关，谈判嘛，如果上来就是对方根本不可能答应的条件还谈个什么劲儿？实在是不知道蒋介石葫芦里面卖的什么药，是气急败坏还是有恃无恐？对何应钦、白崇禧的电告，毛泽东没有匆忙地做出答复，而是反复磋商，权衡各方面的利弊得失，毛泽东对处理这个问题的态度特别慎重，他真的想知道蒋介石的底牌是不是投降日本人，这才是毛泽东考虑问题的关键点。

　　所以面对这个不可理喻的最后通牒，毛泽东决定用朱德、彭德怀、叶挺、项英名义答复，采取哀兵态度，对皖南方面，决定让步，答应北移。

　　毛泽东起草的以朱、彭、叶、项名义复何、白的电报，姿态之低，语言之婉转都是罕见的。与此同时，毛泽东要求皖南的新四军“认真准备北移”，确定转移时间，他还致电周恩来“利用时机向国民党各方奔走呼号，痛切陈词，以图挽救”。

　　这时，汪精卫同日本的卖国密约《日支新关系调整纲要》的签订，让毛泽东大大松了一口气，谜底终于揭晓，因为蒋介石全面投降日本的可能性几乎没有了。毛泽东预计到的最危险、最黑暗的情况没有发生。我们民族的前途掌握在蒋介石这样的商贩手里实在是太可悲了，连毛泽东这样的巨人都如此战战兢兢，生怕蒋介石堕入万劫不复的深渊。这是毛泽东对付蒋介石的过程中罕见的疑虑重重，在毛泽东一生中，大概只有抗美援朝的决策使得他紧张，是几天几夜没有睡眠后才下的决心，这一类比不是蒋介石的光荣。

　　事后我们可以说，蒋介石的根本是江浙财团，而江浙财团与英美财团相联系，所以蒋介石投奔英美是最正常的。事实上不是这么简单，德国纳粹势力也是在英美财团的赞助下长大的，资本贪婪的程度是没有人性的，而且英美势力毕竟是远水解不了近渴，谁也无法保证蒋介石不会在压力下投降日本人，当然这种可能性较小，而毛泽东正是从可能性最小的最坏处打算的，这一点是毛泽东成功因素中很特殊的一点，我们说这也是他能在几乎不可能胜利的情况下不断胜利的原因之一。考虑问题必须从最坏处着想、从最底层着手，才是最正确的工作方法和态度。

　　蒋介石趁着日本人围剿八路军的机会，去和华中新四军争斗也不是一点理都不占，因为当时华中被日本人占领，他可以用抗日的名义来打共产党，这一点毛泽东不怕，毛泽东指示华中的军事指挥统一于陈毅、刘少奇指挥下，给叶挺留下位置。

　　蒋介石咽不下去这口气，他要报复。在他看来，共产党既然能打韩德勤，他就能杀叶、项，他无视这两者之间有什么不同，一处是日本人的后方，一处是国民党的后方，他不管不顾下达“一网打尽，生擒叶项”的命令。

　　1941年1月4日，新四军军部9000余人被国军8万人包围。激战结果，新四军2000人突围，7000多人被杀，军长叶挺被扣，项英等遇难。

　　周恩来愤怒地写下了“千古奇冤，江南一叶，同室操戈，相煎何急”的题词，亲自上街卖报声讨蒋介石这一令亲者痛仇者快的恶举。

　　新四军损失近万，毛泽东焦虑万分，甚至考虑以牙还牙和蒋介石大打一番。但最终毛泽东没有犯这样的错误，危机爆发，毛泽东反而冷静下来，他接受了刘少奇的建议，提出“在政治上取猛烈攻势，而在军事上暂时还只能取守势”。

　　因为他看到了，蒋介石在军事上赢了一次，却犯下了严重的政治错误，而且是愚不可及的错误，那就是在自己的后方，在自己的地盘上大规模地杀死了自己的同胞。

　　蒋介石没有意识到自己错了，他觉得自己有理，他还要公然宣示，他发布取消新四军的命令，把叶挺交付军事法庭审判。

　　判断出蒋介石不会投降日本人，他只是杀自家人泄愤，毛泽东奋起反击，他立刻发布了重建新四军军部的命令，任命陈毅代理军长，刘少奇为政委，辖9万多人，这一回新四军和蒋介石没有任何关系了，他们将在共产党领导下彻底独立，在大江南北坚持敌后抗战。

　　毛泽东提出了解决皖南事变的十二条办法：停止挑衅；取消命令；惩办祸首；恢复叶挺自由；交还人枪；抚恤伤亡；撤退华中的“剿共”军；平毁西北的封锁线；释放政治犯；实行民主；实行三民主义；逮捕亲日派。

　　在抗日战场上发生摩擦可以说是误会，在自己的后方杀自己同胞无法解释，国民党左派不干了，民族资本家们不干了；冯玉祥、于右任、孙科等大腕儿也对蒋介石表示不满，冯玉祥说：“只有共产党的十二条，国事才能解决。”

　　斯特朗、斯诺等向世界披露皖南事变的真相，英、美、苏等国都不支持蒋介石的做法。

　　蒋介石可以当皇帝了，因为他成了孤家寡人，这是他根本没有料想到的。日本人也没有因为他积极反共，就停止进攻国民党。毛泽东评论说：这对蒋介石“是一瓢极大的冷水，把他的全部的幻想打破了”。

　　毛泽东的判断准确，蒋介石几次派张冲、张治中找周恩来商量妥协办法，并且批准叶剑英回延安，毛泽东对周恩来、叶剑英的工作十分满意。他静静看着蒋介石急得抓耳挠腮。

　　蒋介石为什么要这么着急呢？原来蒋介石要演戏给美国人看，美国人支持蒋介石的内容中有一个特殊的条件和要求，就是他们要支持的人应当是民主的，真的假的且不论，为了选民的投票，表面上的戏还是要唱的，蒋介石为了美援，成了演员，毛泽东却不配合他唱戏，共产党不做他的配角了，戏台子是国民参政会，蒋介石唱了个独角戏。

　　蒋不肯答应十二条，又拒绝毛泽东“新十二条”后，什么条件回答都是不，共产党也说出了不，不参加你的会。

　　最后，在共产党缺席的情况下，蒋介石在参政会上骂了一通共产党后不得不宣称：“以后亦决无‘剿共’的军事，这是本人可负责声明而向贵会保证的。”中国的自家人终于没有打起来。

　　敢于斗争、善于斗争这就是毛泽东处理皖南事变的手段和过程，人们注意的是新四军的牺牲和参政会的闹剧，没有注意毛泽东为什么这样做，拒绝蒋介石的关键是毛泽东靠近了天平中央。

　　这一事件历时半年，是毛泽东在抗日战争中最紧张的一段时间，他所起草的关于这个问题的文电有三百多件。

　　毛泽东的表现证明他是最合格的舵手，他能战胜一切困难，他制定了有理有力有节的策略，自己应用得得心应手，党内同志没有人再想着去挑战他的地位，毛泽东的威信大大提高了。

　　随着苏德战争、太平洋战争爆发，中国不再孤单，全世界分成了两大阵营，许多国家都陷入战争。

　　苏德战争在1941年6月22日爆发，这场战争的突然爆发是出乎世人意料的，但毛泽东似乎提前就知道。毛泽东事先知道德国人要入侵俄国，并告诉了斯大林，斯大林怎么做的我们不关心了，肯定提前做了预防，这样苏联的前线部队就不至于在毫无准备的情况下被纳粹德国一锅烩了。

　　苏德战争对中国是有利的，因为敌人的敌人即是朋友，“凡反法西斯者就是好的，凡助法西斯者就是坏的”，此时毛泽东将原先最痛恨的英国也视作盟友了，这就是毛泽东的统一战线理论，英国作为对中华民族伤害最重的仇人，因为有了更直接的敌人，现如今也成了朋友了。君子报仇十年不晚，国家民族之恨，百年依然不变，只要这个民族不被灭亡，仇总是要报的，只是时候不到罢了，这个过程中甚至会和仇敌有合作，这些都是对政治家的考核。做对了流芳百世，做错了遗臭万年。

　　同年12月8日，日本突然偷袭美国珍珠港，太平洋战争爆发。有资料和迹象表明，美国的罗斯福总统早已准备和等待着这一天，英、美立即对日宣战，美国同德、意之间也相互宣战，国民党政府在中日战争已进行了四年多以后，这时才正式对日本宣战，那些为蒋介石辩护的人们请解释这是为什么？这样，世界分成两拨开战，国共关系也缓和了。

　　封锁延安——不可能完成的任务

　　把多数人的利益放在首位

　　世界大战由于美国的加入改变了力量对比，胜利变得确定无疑。可就在这个时候起，延安进入极端困难时期。

　　为什么我们说延安十年是毛泽东最重要的十年？就是因为他在方方面面成为未来改造中国的缩影，毛泽东在延安遇到了蒋介石的封锁，在建国后遇到了美国人为首的西方多国的封锁。战胜困难，发展壮大的方法、路线以及各种工作多数在延安都是有过试验的，而且试验是很成功的。

　　毛泽东在陕甘宁边区推广人民普选产生参议会，成为后来人民代表大会制度的雏形。毛泽东在政权建设方面规定了一个“三三制”原则，也就是说“共产党员只占三分之一”，真诚邀请中间阶层参与革命工作。

　　在毛泽东的领导下，边区成为全国最进步的地方，“这里一没有贪官污吏，二没有土豪劣绅，三没有赌博，四没有娼妓，五没有小老婆，六没有叫化子，七没有结党营私之徒，八没有萎靡不振之气，九没有人吃摩擦饭，十没有人发国难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