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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25章 那一段硝烟四起的日子 (2)

  停住,不再去扰乱心情!

  一天一整串辛苦,

  此刻才赚回小把安静,

  夜晚回家,还有远路,

  白天,谁有工夫闲看云影?

  不都为着真的口渴

  四面窗开着,喝茶,

  跷起膝盖的是疲乏,

  赤着臂膀好同乡邻闲话。

  也为了放下扁担同肩背

  向命运喘息,倚着墙,

  每晚靠这一碗茶的乐趣

  幽默估量生的短长……

  这是立体的构画,

  设色在小生活旁边,

  荫凉南瓜棚下茶铺,

  热闹照样的又过了一天!

  在生活稍为安定的时候,梁思成便想恢复营造学社的活动,对西南地区的古建筑进行考察,继续完成未竟的事业。为了筹措经费,梁思成给中华教育文化基金董事会的周诒春写信,询问能否得到补助。周诒春复信说,只要有梁思成和刘敦桢在,基金会便承认营造学社,可以继续给补助。正好刘敦桢从湖南新宁老家来信表明愿到昆明来,而后又有营造学社的几个骨干也陆续到了昆明,营造学社便又重新组建起来了。

  重新组建的中国营造学社只有6人,梁思成、林徽因、刘敦桢、刘致平、莫宗江和陈明达。刘敦桢毕业于日本东京高等工业学校建筑科,回国后曾任苏州工业专门学校教授,1931年入中国营造学社担任文献部主任;刘致平1932年毕业于中央大学建筑系,毕业后到上海华盖建筑事务所工作,1934年来到学社,是梁思成的主要助手;莫宗江和陈明达则是营造学社自己培养的研究人员,也是测绘高手(后来都成为我国著名古建筑学家)。

  这时对于昆明的轰炸越来越多,为了躲避战争带来的灾难,他们搬到了更为偏远的地方。在林徽因的监工下,林徽因在昆明12公里外的小村庄龙头村,建造了一个属于他们自己的家。挑选距离城市这么远的地方,只是因为他们都希望能避开轰炸。

  “出乎意料地,这座房子花了比原来告诉我们的高3倍的钱。所以把我们原就不多的积蓄都耗尽了,使思成处在一个可笑的窘境之中(我想这种表达方式大概不对头。)在建房的最后阶段事情变得有些滑稽……我们的房子是最晚建成的,以至最后不得不为争取每一块木板、每一块砖,乃至每根钉子而奋斗。”林徽因写道。

  一直到1940年春天梁思成从四川回来以前,都是由林徽因独自辛苦撑着这一个简陋的家。因为在1939年秋天,梁思成的身体基本恢复的情况下,他便和刘敦桢、莫宗江、陈明达这些营造学社的同僚们一起,对云南、四川、陕西、西康等省的36个县开始了长达半年的古建筑考察。

  “现在我们已经完全破产,比任何时候都惨。米价已涨到100块钱一袋,我们来的时候才三块四。其他东西的涨幅也差不多。今年我们做的事没有一件轻松。……思成到四川去了已经5个月。我一直病得很厉害,到现在还没有好。”

  1940年9月费慰梅从美国寄来的支票帮了林徽因的大忙,这正好支付了建筑费用,帮助林徽因脱离了这种“可笑的窘境”。

  住进新居,林徽因的心情可以说是喜忧参半:一方面是在战火纷飞的年代,自己一家终于有了一个可蔽风雨的屋顶,有了可供自己安静生活、工作的空间;另一方面,战争的阴影却仍然随时笼罩着一切。

  生活是艰难的,冷热自来水都没有。第一样买回的物品是一口陶制的大水缸,有近一米高,用来储存挑进屋里的水。对一个家庭来说,一口水缸是如此重要,以至于一座烧缸的窑开张时,妇女们彼此拥挤甚至打架,惟恐买不到。烧饭是俯身在一只三条腿的火盆上动手,火盆的顶部离厨房的泥地不过四五十厘米,只能支一口锅。燃料用煤灰和泥做成的煤球,火必须扇旺到能做饭的程度。如果要洗澡、洗衣或洗碗,就得从水缸里舀出水来,在这个或另一个炉灶上烧热。任何家庭若是有一个大热水瓶来储存热水,就把它当成是家中的宝贝。除此,还要冒着尘土或泥泞,迢迢跋涉到村里去买那些买得起的食物带回家,而且还得天天去,因为根本没有冷藏这回事,连想都别想。当然没有电话或交通工具。

  天黑了点菜籽油灯,但那也很贵,所以最好还是跟村民一样,天一黑就睡觉。孩子的衣服穿破了或穿不下,不知如何是好。布,几乎没有。一句话,战争、通货膨胀和原始的生活方式,已把梁家变成了穷人家。这段时期,林徽因生活得很苦很累,自己有病,梁思成又经常外出,营造学社的日常工作、照顾子女的重担都落在她羸弱的肩上。林徽因虽然是名门闺秀,留洋才女,但她并不娇嫩,长期的野外调查已磨练出了坚强的意志和性格。然而,在没电、没自来水、没交通工具的乡村,又要工作又要拖儿带女,还是使她备受煎熬。生活留给林徽因的记忆是深刻的。建房的艰辛,生活的困难,从月色中野花的清香到堤岸上耸立的柏树,从田间地头的农妇村夫到烧制盆罐的窑工泥匠,都使她更加接近现实社会生活,

  林徽因有一首诗,《微光》是这段生活的写照:

  街上没有光,没有灯,

  店廊上一角挂着有一盏;

  他和她把他们一家的运命

  含糊地,全数交给这黯淡。

  街上没有光,没有灯,

  店窗上,斜角,照着有半盏。

  合家大小朴实的脑袋,

  并排儿,熟睡在土炕上。

  外边有雪夜,有泥泞,

  砂锅里有不够明日的米粮;

  小屋,静守住这微光,

  缺乏着生活上需要的各样。

  缺的是把干柴,是杯水;麦面……

  为这吃的喝的,本说不到信仰——

  生活已然,固定的,单靠气力,

  在肩臂上边,来支持那生的胆量。

  明天,又明天,又明天……

  一切都限定了,谁还说有希望——

  即使是做梦,在梦里,闪着,

  仍旧是这一粒孤勇的光亮?

  街角里有盏灯,有点光,

  挂在店廊,照在窗槛;

  他和她,把他们一家的运命

  明白的,全数交给这凄惨。

  提到林徽因在这段时期里每天的生活,她自己形容:“我是女人,理所当然变成一个纯净的‘糟糠’典型,一起床就洒扫、擦地、烹调、课子、洗衣、铺床,每日如在走马灯中过去。然后就跟见了鬼似的,在困难的三餐中间根本没有时间感知任何事物,最后我浑身疼痛着呻吟着上床,我奇怪自己干嘛还活着。这就是一切。”

  她继续回忆说:“每当我做些家务活时,我总觉得太可惜了,觉得我是在冷落了一些素昧平生但更有意思、更为重要的人们。于是,我赶快干完了手边的活儿,以便去同他们‘谈心’。倘若家务活儿老干不完,并且一桩桩地不断添新的,我就会烦躁起来。所以我一向搞不好家务,因为我的心总一半在旁处,并且一路上在诅咒我干着的活儿——然而我又很喜欢干这种家务,有时还干得格外出色。反之,每当我在认真写着点什么或从事这一类工作,同时意识到我在怠慢了家务,我就一点也不感到不安。老实说,我倒挺快活,觉得我很明智,觉得我是在做着一件更有意义的事。只有当孩子们生了病或减轻体重时,我才难过起来。有时午夜扪心自问,又觉得对他们不公道。”

  金岳霖用两句简单的话,概括了他对林徽因这段时期生活的看法:“她仍旧很忙,只是在这种闹哄哄的日子里更忙了。实际上她真是没有什么时间可以浪费,以致她有浪费掉生命的危险。”

  天气开始转冷,天空布满愈来愈多的秋天的泛光,景色迷人。空气中飘满野花香——久已忘却的无数最美好的感觉之一。每天早晨和黄昏,太阳从那方位带来静穆而优美的快感,偷偷射进这个充满混乱和灾难的无望的世界里,人们仍然意识到安静和美的那种痛苦的感觉之中。战争,特别是我们自己的这场战争,正在前所未有地阴森森地逼近我们,逼近我们的皮肉、心灵和神经。

  到11月,轰炸越来越厉害。林徽因在给费慰梅夫妇的信中这样说道:

  日本鬼子的轰炸或歼击机的扫射都像是一阵暴雨。你只能咬紧牙关挺过去,在头顶还是在远处都一样,有一种让人呕吐的感觉,尤其是当一个人还没有吃过东西,而且今天很久都不会再吃任何东西,就是那种感觉。

  可怜的老金,每天早晨在城里有课,常常要在早上5点半从这个村子出发,而还没来得及上课空袭就开始了,然后就得跟着一群人奔向另一个方向的另一座城门、另一座小山,直到下午5点半,再绕许多路走回这个村子,一天没吃、没喝、没工作、没休息,什么都没有!这就是生活。

  没有办法的林徽因和梁思成,带着两个孩子和外婆,在1940年11月底搭卡车离开了昆明。车上31个人,从70岁的老人到一个刚出生的婴儿都有。每家都领到一份少得可怜的行李津贴,坐在挤满了人的敞篷卡车里,双脚叉开坐在铺盖卷上,“蹲马步”,是当时中国普遍的交通方式。行行复行行,这趟旅程持续了两个星期。林徽因形容:“装载着老的少的,在仲冬天气里越过大山。”走的那天梁思成忽然发烧了,只好一个人留在昆明,他在三个星期后抵达。

  1940年的冬天,营造学社在四川南溪县李庄镇上坝村安营扎寨。为了便于利用中央研究院史语所的图书资料(此时梁思永在该所供职),营造学社也同史语所入川。林徽因一家和营造学社同人乘一辆卡车,经曲靖、六盘水,过叙永直下泸州,在离宜宾60华里的南溪县李庄镇上坝村安营扎寨。

  上坝村距李庄镇只有两华里,依山傍水,还有大片的竹林。竹林深处有一个院落,内有两间低矮、阴暗的陋室,没有自来水和电灯,煤油灯也要节约使用,夜间读书写字只能靠一两盏菜油灯照明。林徽因一家租用了两间低矮的陋室,墙是竹篾抹了一层泥巴,大大的墙缝能爬进凄冷的月光。顶上的席棚年长日久,是老鼠经常出没的地方,偶尔还有蛇狰狞地探进半个身子。床上的臭虫成群结队,吃水用水要到村边水塘去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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