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29章 人生的最后舞台

　　每个人都像时间长河里的一个匆匆过客，上演完一场戏，抽身而返。戏演得怎样，演戏的人知道，看戏的人也知道。对于林徽因，她演了一出了不起的好戏，在那最后的舞台上，她仍然放出与她虚弱身体不相称的闪亮的光。

　　进入２０世纪５０年代，生命中的每一次荣耀都伴随着健康的进一步恶化。历史此后这样总结这个女子最后的工作，生命记载了她最后的三次拼搏：

　　第一次是参与设计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徽。她是梁思成、莫宗江、朱畅中、汪国瑜、高庄等同志组成的清华国徽设计小组中惟一的女性。绘图、试做、讨论、修改都在病中完成，定稿图案下的说明词中，林徽因写下了“国徽的内容为国旗、天安门、齿轮和麦稻穗，象征中国人民自‘五四’运动，新民主主义革命斗争和工人阶级领导的以工农联盟为基础的人民民主专政的新中国的诞生”一行字。１９５０年６月２３日，全国政协一届二次大会召开并在毛主席提议下全体起立鼓掌通过梁、林主持设计的国徽图案时，她已经病弱得几乎不能从座椅上站起来。

　　第二次是抢救景泰蓝。这个代表中国艺术最高成就的国宝工艺就是在她的带领下，发现、发掘、设计、制作才在新中国不致失传而发展壮大的，她带学生，跑工厂作坊，谁能相信这时的她已是肺部布满空洞、肾切除一侧、结核菌已到肠道而一天只吃二两饭只睡四五个小时觉的人呢。１９５３年完成了景泰蓝抢救工作以后，林徽因的身体又一次垮了下来，她生命的热能仿佛彻底耗尽了。每到寒冬，她的病情就愈加严重，药物已不能奏效，只能保持居室的温度。即使是一场感冒，对林徽因也是致命的。每到秋天，梁思成就要用牛皮纸把林徽因居室的墙壁和天花板全都糊起来，几个火炉也早早地点上。

　　１９５３年５月，北京市开始酝酿拆除牌楼，对古建筑的大规模拆除开始在这个城市蔓延。时任北京市副市长的吴晗担起了解释拆除工作的任务，为了挽救四朝古都仅存的完整牌楼不因政治因素而毁于一旦，林徽因的丈夫，我国著名建筑学家梁思成与吴晗发生了激烈的争论。由于吴晗的言论，梁思成被气得当场失声痛哭。其后不久，在文化部社会文化事业管理局局长郑振铎邀请文物界知名人士在欧美同学会聚餐会上，林徽因与吴晗也发生了一次面对面的冲突。

　　同济大学教授陈从周回忆道：“她（指林徽因）指着吴晗的鼻子，大声谴责。虽然那时她肺病已重，喉音失嗓，然而在她的神情与气氛中，真是句句是深情。”牌楼今日早已随着文化浩劫一同烟消云散，但林徽因当日的金刚怒吼，必将永远环绕在每一名具有良知血性的中国学者心头。

　　１９５３年１０月，中国建筑学会成立，梁思成被推举为副理事长，林徽因被选为理事。他们二人还兼任了建筑研究委员会委员。１９５３年，林徽因出席第二届全国文学艺术工作者代表大会，遇到萧乾。萧乾坐到林徽因身边，握握她的手，叫了她一声“小姐”。林徽因感伤他说：“哎呀，还小姐呢，都老成什么样子了。”萧乾安慰说：“精神不老，就永远不会老。”

　　同年１２月，林徽因和梁思成请了学生来庆祝他们的银婚纪念。事后，林徽因因天气寒冷先进卧室休息，梁思成感慨地与学生们提到林徽因近年疾病缠身，憔悴了许多，但她心灵却仍旧那么温暖，充满创作的生命力，仍不停地用心工作，对生活充满热爱。

　　第三次拼搏是参与人民英雄纪念碑的设计工作，主要承担纪念碑须弥座装饰浮雕设计，这也是她生命最后的英雄乐章。从总平面规划到装饰图案纹样，她一张一张认真推敲，反复研究。每绘一个图样，都要逐级放大，从小比例尺全图直到大样，并在每个图上绘出人形，保证正确的尺度。在设计风格上，林徽因主张以唐代风格作蓝本，选出许多资料，跟助手逐一分析，详细讲解，掌握基本特点。在她生命的最后时刻，她亲自为碑座和碑身设计了全套的饰纹，特别是底座上的一系列花圈。在全心投入工作的时候，她完全忘记了自己是一个病人。１９５４年秋，她的病情急剧恶化。

　　１９５４年６月，林徽因当选为北京市人民代表大会代表。这一年秋天，林徽因的身体实在不能抵御郊外的寒冷，为方便治疗，梁思成在城里租了房子。由于一时尚未就绪，便搬到陈占祥家里去住。１９５４年冬，林徽因病危，一度从清华移居到北京城内。后又因林徽因病情恶化，住进了同仁医院。

　　１９５５年春节刚过，建工部召开了设计和施工工作会议，各部、局的领导和北京市委宣传部门的负责人参加了这次大会。会上，根据近年来各报陆续披露的基本建设中浪费情况和设计工作中的“复古主义”、“形式主义”偏向，进行了激烈地讨论和批判。这次会上，还组织了一百多篇批判文章，已全部打好了清样。从此，“以梁思成为代表的资产阶级唯美主义的复古主义建筑思想”的批判，在全国范围内开始了。１９５５年１月，梁思成因感染肺结核住进了同仁医院。紧接着，林徽因也住进了梁思成隔壁的病房，梁思成病情稍有好转后，每天都到林徽因病房中陪伴她。这一段时间里，宝宝和小弟也请了假，轮流到病房陪床。

　　梁再冰回忆，到３月底，林徽因一直发着高烧，昏迷不醒。医院组织了最有经验的医生进行抢救，可是，她的肺部已经大面积感染，身体极度虚弱，生命已到了油尽灯灭的时候。３月３１日的深夜，处于弥留状态的林徽因突然用微弱的声音对护士说，她要见一见梁思成。护士回答：夜深了，有话明天再谈吧。然而，林徽因已经没有力气再等待了，１９５５年４月１日清晨６时２０分，林徽因静悄悄地离开了人间，走完了她５１岁的生命旅程。她最后的几句话，竟没有机会说出。

　　同一个清晨，医生和护士全力抢救昏迷的林徽因时，梁思成被扶到了林徽因的病房，从不流泪的他哭得不能自已，坐在林徽因的床边只是重复着：“受罪呀！受罪呀！徽因你真受罪呀！”１９５５年３月３１日晚上，同仁医院打电话告诉梁再冰：林徽因病危。梁再冰立刻赶到医院，母亲已经昏迷不醒。护士把住在隔壁的梁思成搀扶过来，“父亲坐在母亲的床前，拉着妈妈的手放声痛哭。”林徽因的病危通知已经发出。几天来，她一直高烧不退，已进入弥留状态，肺部开始大面积感染。医院领导立刻成立抢救小组，组织医院最强大的力量，想尽一切办法进行治疗。肺部的感染像一场大火蔓延着，她的生命最后被这熊熊的火焰吞灭了。

　　同年４月，一向冷静而理智的金岳霖也悲伤得肝肠欲断，在办公室里，他留下了自己的学生周礼全，当整间办公室只剩下他们两个人时，金岳霖先是沉默，后来突然说：“林徽因走了！”他一边说，一边号啕大哭，周礼全回忆说：“他两只胳臂靠在办公桌上，头埋在胳臂中，他哭得那么沉痛，那么悲哀，也那么天真，我静静地站在他身旁，不知说什么好。几分钟后，他慢慢地停止哭泣……擦干眼泪，静静地坐在椅子上，目光呆滞，一言不发。”

　　同一个春天，听闻噩耗的萧乾立即给梁思成去了一封吊唁信。萧乾为林徽因的早逝而叹息：“这位出身书香门第，天资禀赋非凡，又受到高深教育的一代才女，生在多灾多难的岁月里，一辈子病魔缠身，战争期间颠沛流离，全国解放后只过了短短６年就溘然离开人间，怎能不令人心酸！”

　　４月２日，《北京日报》刊登讣告，治丧委员会由张奚若、周培源、钱端升、钱伟长、金岳霖等１３人组成。林徽因的追悼会在金鱼胡同贤良寺举行。众多的花圈和挽联中，金岳霖、邓以蛰联名题写的别具一种炽热颂赞与激情飞泻的不凡气势：一生诗意千寻瀑，万古人间四月天。

　　林徽因去世之后，北京市人民政府把她安葬在八宝山革命烈士公墓。梁思成亲自为她设计了墓碑：把她亲手设计的一方汉白玉花圈刻样移做她的墓碑。墓体朴实、简洁，体现了她一生追求的民族形式。也许是天意吧！林徽因１９５５年去世，因其参加国徽和人民英雄纪念碑设计有贡献，建坟立碑，安葬于八宝山革命公墓二墓区。梁思成“文革”中含冤去世，“文革”后平反，因其生前是全国人大常委，骨灰安放于党和国家领导人专用骨灰堂，跟林徽因墓只一箭之遥。最后去世的金岳霖，骨灰也安放于八宝山革命公墓。他们三个，在另一个世界里，又毗邻而居了。金岳霖从人间带去的话，终有机会跟林徽因说了……

　　现在看来，那就是一方普普通通的花岗岩墓碑，与当今那些豪华的墓地相比，显得既朴素又大方，惟其特殊的就是嵌于墓碑正中的花圈刻样的精细和鲜明的装饰感。这片墓区中的墓大多修建于２０世纪五六十年代，样式没有太大的区别，墓碑上除了逝者的姓名之外，有的还嵌着瓷版画照片，刻着碑文。如果我们不是知道林徽因墓碑的特殊标志，大概是难以寻到并确认其主人身份的。

　　在“文革”中被砸掉的“建筑师林徽因之墓”字样已于２００３年被修复，但汉白玉的墓碑边上依然可以看到破损的痕迹。如今八宝山革命公墓她的墓碑上朴素地镶嵌着她生命里最后的作品，石刻的牡丹、荷花、菊花图案同样象征着这个为信仰拼尽一生的知识分子女性的高贵、纯洁与坚韧。她也是一位英雄，是千万个为理想献身长眠于他（她）们曾爱过走过的大地上的一个。“献出我最热的一滴眼泪， 我的信仰、至诚和爱的力量， 永远膜拜， 膜拜在你美的面前！”

　　写诗的人这样说了，也这样做了。走过的路，会困苦，有怅惘，可是走着的人不是凄怨的，她身体虽有病痛，可是她的精神磊落而健康。这才是最重要的，不断前进的人是靠着信仰与爱走过了一生呢！

　　林徽因是幸运的，她的一生都沐浴在爱里。她懂得真正的爱，她在给老友沈从文的信里说：“如同两个人透彻地了解：一句话打到你心里，使得你理智和情感全感觉到一万万分满足；如同相爱：在一个时候里，你同你自身以外另一个人互相以彼此存在为极端的幸福；如同恋爱：在那时那刻，眼所见，耳所听，心所触，无所不是美丽，情感如诗歌自然地流动如花香那样不知其所以。”

　　林徽因的爱不只是儿女情长，更有民族大义。在乱世里，温文尔雅的林徽因是女中大丈夫，从来不失中国知识分子的良知和血性。当时林徽因肺病复发，连药品都买不起，经常发烧，但她躺在病床上通读二十四史，积累了丰富的资料，帮助梁思成写成了《中国建筑史》，这是中国人第一次写成的自己国家的建筑史。

　　面对这样的女子，倘若还要纠缠她的情感，那么那个据说为她终身不娶的哲学家金岳霖的真诚最能够说明她情感的品质。倘若还要记起她的才华，那么她的诗文以及她与梁思成共同完成的论著还不足以表现她才华的全部，因为那些充满知性与灵性的连珠妙语已经绝响；倘若还要记起她的优雅以及知识女性不忍抛却的小小自我，那么留在萧乾记忆中、也留在冰心小说里的那间“太太客厅”永远是一个充满适度联想的舞台；倘若还要记起她的坚忍与真诚，那么她一生的病痛以及伴随梁思成考察的那些不可计数的荒郊野地里的民宅古寺足以证明，她为那些亲朋好友的离世而歌哭的眼泪也足以证明，她确实是一位不可多得的真正的女人。

　　林徽因给我们留下了什么？是诗句？是著述？是未了的夙愿？还是博大的爱以及不老的青春？或者仅仅是对完美的一种想像和渴念？也许在她的故事里我们能够找到想要的答案，即使对这道谜题的解答并非惟一。

　　诗人爱林徽因，并非只因为她的天生丽质和顾盼风姿，世人爱林徽因，也并非只为了她的婉转风流和韵事传奇，因为这个女人，是最后的绝代芳华，是淑女才女的绝唱。

　　在中国，她之前，只有深宫中的后妃和风尘中的名妓才能以女人的身份进入正史或野史被树碑立传，偶有特例，也多半是为了和某位的才子的曲折情事；而林徽因之后的年代，又逢淑女和大家闺秀的荒年，女人被赋予了更多的权利和责任，行止与顾盼间也少了些韵味与从容，故而，断难再造一个“一身诗意千寻瀑，万古人间四月天”的林徽因了。

　　“那一晚你的手牵着我的手，迷惘的黑夜封锁起重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