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28章 清静无为与民休息(2)

　　淳于意只有五个女儿。临行时，女儿们都来送父亲，一个个哭成泪人。淳于意长叹道：“唉！生女不生男，有了急难，一个有用处的也没有！”几个女儿一听，哭得更厉害了。过了一会儿，小女儿缇萦擦一把眼泪，她对父亲说：“我要跟您到长安，纵是涉万水越千山，赴汤蹈火，也要跟皇上说说理，问他对这人间不平事管不管？”到了这时，淳于意又不忍心让女儿去了。缇萦擦干眼泪说：“平日我遵父言，今不能顺承父命了！老父如硬是不准我去，女儿就立即死在你的跟前！”淳于意一听，进退为难，问解差：“可不可让小女跟同前往京都？”解差不愿带小姑娘，怕一路上添麻烦。可缇萦硬是不依，寻死觅活非去不可！解差最后只好依允。缇萦草草收拾行李，随父同行，前往京都。

　　到了长安，淳于意被囚下狱，缇萦拼着性命，要上宫殿去见汉文帝。门吏不准她进，她就写好一书，交予门吏，恳求转呈皇上，门吏为她的举动所感，将书信传了上去。

　　文帝看着缇萦的上书，字写得虽然歪歪扭扭，可语词十分动人：“妾父为吏，齐中皆称其廉平；今坐法当刑，妾伤，夫死者不可复生，刑者不可复属；虽后欲改过自新，其道亡用也。妾愿没入为官婢，以赎父刑罪，使得自新。”

　　文帝阅毕，一是同情小缇萦的一番孝心，二是深深觉得肉刑太不合理。他一面称赞了缇萦，赦淳于意无罪，一面决定废除肉刑。原来的黥刑（在额头刺字涂青）、劓刑（割鼻子）、斩左趾等都被较轻的笞刑所取代。景帝进一步减轻笞刑，行刑时以竹代荆，并且减少数额。他说：“加笞与重罪（死罪）无异，幸而不死，不可为人。”为改变笞刑致人于死地或死亡的状况，景帝乃更减笞刑三百为二百，笞刑二百为一百。

　　废连坐之法。秦实行连坐之法，汉初仍是如此。文帝认为，犯法者已被论处，又罪及父母妻孥，是不公道、不仁慈的，应当予以废除。在文帝大力主张下，司法部门经过认真讨论，终于废除了连坐之法。

　　废除诽谤妖言法。诽谤妖言法是禁止官民指责政府过失的法律。文帝下诏说，古代圣君治天下，早晨就树起建议或批评的幡、木，所以精通治理之道的进谏者常来。现在法律规定有诽谤妖言之罪，这样，各大臣不敢极言得失，皇上也无法听到过失并加以改正，更得不到远方贤良之士的帮助，还是撤销规定为好。废除诽谤妖言法，即是废除苛法，又能广开言路，一举两得，实为善政。

　　文帝减轻刑罚，朝中有人担心会使罪犯增多。结果正好相反，犯罪的越来越少。据说当时一年之中，全国重案不过三四百件，加上文帝君臣强调教化，量刑宽大，断处审慎，疑案从宽，所以社会安定，刑徒极为少见，几乎达到了儒生们理想的西周盛世的境况。这同秦朝末年“囹圄成市，赭衣半道”的残酷景象形成鲜明的对比！

　　平叛抚边汉初，刘邦在铲除异姓王的同时，陆续分封一些同姓子弟为王，企图借此确保刘家天下。受封的诸侯王权力很大，他们可以征收租税，铸造钱币，任免官吏。他们的权力越来越大，严重影响到中央集权的巩固。为强化中央集权，巩固国家统一，避免军阀混战和国家四分五裂的局面，朝廷对分裂割据势力进行了长期的坚决的斗争。

　　文帝时，政论家贾谊上《治安策》，尖锐指出了中央同地方的关系，已发展到如同一个人得了浮肿病，一条腿肿得和腰一样粗，一个脚趾肿得和腿一样粗，如不抓紧治疗，就会成为不治之症。他建议将王国分割为若干小国，以削弱其力量，使它们没有反抗中央的力量。这成了此后西汉政权解决封国尾大不掉问题、克服分裂危险的指导方针。后来，太子家令晁错又建议把王国的一部分领地收归朝廷直辖。汉文帝采纳了他们的意见，于文帝十六年（公元前164年），首先分代为两国，分齐为六国，分淮南为三国，还把自己的儿子刘武封为梁王（封地在今河南东部），控制中原要地，屏障朝廷。诸侯王不甘心自己的力量受到削弱，纷纷反对。当时，反对最强烈的是吴王刘濞。吴王的都城在广陵（今江苏扬州北），辖有豫章（今江西地区）、会稽（今苏南和浙江地区）等郡，有铜矿可以铸钱，海水可以制盐，封土广大，财力富足。他利用这些优越的经济条件扩张势力，蓄谋夺取朝廷大权。

　　景帝即位后，诸王国的势力发展到了同朝廷分庭抗礼的地步，严重地影响着西汉王朝政权的统一，中央与诸侯王之间的矛盾更加激化。在这种情况下，已升御史大夫的晁错上《削藩策》，建议借诸侯王犯错误之机削弱他们的封地。他一针见血地说：中央与诸侯王的矛盾已不可调和，“今削之亦反，不削之亦反；削之，其反亟，祸小；不削，反迟，祸大。”景帝采纳了他的建议，于公元前154年削去楚王戊的东海郡（今鲁南、苏北地区）、赵王遂的常山郡（今河北唐河以南）、胶西王的六个县。被削地诸王都十分不满。于是，一场统治集团内部叛乱与反叛乱的战争拉开了帷幕。

　　文、景两帝，特别是景帝的削藩措施，遭到诸侯王的强烈反抗，他们多次反叛中央，文、景两帝开展平叛战争，并取得了重大胜利。

　　公元前177年，济北王刘兴居乘文帝去太原击匈奴之机，发动武装叛乱，开了王国武装反叛中央之先端。文帝当机立断，派老将柴武率军出征，迅速平息了叛乱。文帝颁诏撤销济北国，不再置封。

　　刘长是文帝异母弟，为人骄横，多次犯法。文帝宽厚仁慈，多次原谅他，但他不知自忌，“出入拟于天子”，自行法令斥逐中央所派官吏，甚至杀害文帝所封的侯爵。文帝对他痛加指责，他竟然怙恶不悛，阴谋武力反抗中央。文帝及早发觉了这一阴谋，采取措施，粉碎了刘长的未遂政变。

　　七国之乱是以吴王刘濞为首发动的一次同姓王大叛乱。公元前154年，刘濞串联楚、赵、胶西、胶东、淄川、济南六国，又派人与匈奴、东越、闽越贵族勾结，打出“请诛晁错，以清君侧”的旗号，举兵西向。

　　景帝派周亚夫率大军进击，同时又误信谣言，错杀晁错，派人劝刘濞退兵。周亚夫是一个熟悉韬略的将军。他过去屯军细柳防备匈奴时，曾因治军严谨而博得文帝的称赞。文帝临终时嘱咐景帝：“即有缓急，周亚夫真可任将兵。”但刘濞志在夺取中央政权，宣称“我已为东帝”，拒绝退兵。在这种情况下，景帝决心讨平叛乱。

　　周亚夫受命后，先向景帝分析了吴、楚情况，并提出作战方案说：“楚兵剽（骠悍）轻（轻捷），难与争锋。愿以梁委之，绝其粮道，乃可制。”这里的所谓“以梁委之”就是暂时放弃梁国的部分地方，引诱并牵制吴、楚军队，达到守梁以疲敌的目的。汉景帝同意了周亚夫的这一建议。于是，周亚夫以奇兵断了叛军粮道，只用了三个月的时间，就大破叛军。刘濞逃到东越，为东越人所杀，其他六王或伏诛，或畏罪自杀，七国都被废除。

　　平定七国之乱，是削藩斗争中取得的一次重大胜利，沉重打击了诸侯王的势力。接着，景帝接连采取了一些防范措施。他虽然没有明令废除各诸侯王国，可剥夺了他们的许多实际权力，让其不成为“国”，诸侯王只留一个空名。中元五年（公元前145年）景帝令各诸侯王交出本国一切行政司法大权，不得参预本国事务；各王国的所有官吏，全部由朝廷任免；改称王国的丞相为“相”，丞相一称只许朝廷使用；省去御史大夫、廷尉、少府等一系列官职，下级官吏名额大大压缩。这样一来，王国实际上成了汉王朝的一个郡，各诸侯王也只不过成了地方上的一个衣食地主，为后来武帝彻底解决王国问题创造了条件。

　　从战国后期起，匈奴就不断南侵，一再与秦、赵、燕三国发生战争。入汉后，匈奴继续不断骚扰北部边郡，使汉朝统治者深感头痛。当时汉朝鉴于国力弱小无力反击，对匈奴采取和亲政策（即把宗室之女作为公主嫁于匈奴首领，汉、匈“约为兄弟”）。同时，汉朝每年还送若干财物给匈奴贵族，以换取匈奴首领的欢心，减少侵扰。

　　文帝即位后不久，即致书匈奴首领，表示和亲愿望。得到匈奴响应后，汉、匈建立起睦邻关系。

　　公元前162年，匈奴连岁入边，给汉朝造成重大损失。文帝一面调兵遣将，出御匈奴，一面采纳时任太子家令的晁错的建议，招募平民出居塞下，一边垦植耕种，一边守边，抵御匈奴南侵，但还是以和为贵，遣使致书匈奴，匈奴致了谢书，双方又建立起和亲关系。之后，景帝又多次派使者与匈奴订立和亲之盟。

　　和亲政策是一种权宜之计，效果也不大，匈奴侵扰活动仍时有发生。但应当看到，和亲政策的实行，还是在一定程度上遏止和减少了匈奴的侵扰，有利于中原地区的和平发展、增强国力。

　　南越在汉高祖时就臣属汉朝，后来吕后对南越采取了一些过激政策，南越王赵佗便自称为帝，汉、越交通一度断绝。文帝即位后，文帝见四夷宾报，独有赵佗与朝廷抗衡，就对赵佗采取拉拢政策，使其心悦诚服地归属了汉朝。文帝首先为赵佗在河北真定（今河北正定）的祖坟置官看守，按时祭祀，接着召见赵佗的兄弟，让其作官并给予很多赏赐，又派陆贾出使南越，对赵佗申明利害，晓以大义。这一切，使赵佗深受感动，表示坚决削去帝号，臣事汉朝，彼此相安无事，四海承平。对南越的安抚，加强了中原与南越的联系，有利于民族的融合和国家的统一。

　　虚心纳谏文、景两帝治国卓有成效，这与他们虚心纳谏、从善如流有着密切的关系。

　　文帝多次下诏，表达求贤纳谏的愿望。他即位的第二年（公元前178年）曾下诏说：各位大臣要仔细思考我的过失以及我想不到的地方，恳切希望把这些意见告诉我，并向我举荐贤良方正，能极言直谏者，以纠正所失。之后又多次下诏求谏，允许百姓进谏。

　　每次上朝，凡在途中遇到各级官员和百姓所上奏章，文帝无不停车接受。建议可用的，一律加以采纳。凡是能上书言事的，不论意见正确与否，文帝都称赞是好事。

　　贾谊上书，指出政府要重视耕织，文帝即“诏开籍田”，亲自耕作，为天下百姓示范。晁错先后上了《言兵事疏》、《守边劝农疏》、《募民实边疏》、《论贵粟疏》、《减收农民租疏》等，主张重农、贵粟、移民实边以及减轻田租等，文帝都一一采纳。

　　对于敢于顶撞自己的臣下，文帝也能够反躬自省。一次，一个老百姓惊动了文帝的车驾，文帝把他抓住交给廷尉张释之，希望从重发落，但张释之只准备处以罚金了事。文帝认为处理太轻而大发脾气。张释之争辩说：“法，是天下公共之法，按法应当这样处理，如果加重处罚，是法不取信于民，如果当时您派人把他杀了就算了，现在既然交经我处理，我就要按法律办事！”文帝仔细考虑了一会儿说：“还是廷尉做得对。”

　　一次，汉文帝车马过中郎署的时候，看见一个白发苍苍的老者，穿着一身小郎官的简朴衣服，显得十分寒伧。文帝把老者叫来。“你叫什么名字，为什么这样年纪还是一个郎官？”

　　老者答道：“小臣冯唐，祖上是赵国人。伯父和父亲都跟赵国的良将廉颇、李牧是朋友。至于老臣也许是无才，也许是陛下不识才，所以不得重用！”文帝说：“廉颇、李牧是古之良将，如果我今天能有这样两个人，北方的匈奴再也不会使我担忧了！”冯唐摇摇头说：“陛下，依臣之见，即使今天有廉颇和李牧，您也不可能用他们啊！”文帝见冯唐当众骂他，勃然大怒，挥手赶走冯唐，回到宫中暗暗生气。他左思右想，不明白冯唐为什么那样说他。最后，他派人把冯唐召来，要问一个究竟。冯唐向文帝鞠躬行礼：“小臣生性耿直，不知忌讳，请陛下原谅。”文帝又问：“那你为什么说即使廉颇、李牧在世我也不能用呢？”冯唐抬起头，庄重地说：“我听说古代君王对将军委以重任和权力。将在外时，军功赏赐皆由将军作主，回来再向朝廷奏报。廉颇、李牧就是这样，有权自主，尽展其能，所以屡战屡胜。现在，我听说云中太守魏尚也是一个将才。他爱护士卒，把军饷都发给战士，从地方收入中拿钱补贴军队，每隔五天杀牛备酒犒赏全军，深得全军拥护，连打胜仗，匈奴丧胆。

　　这些功劳，陛下没有给予应有的赏赐。而仅仅因为魏尚上报的杀敌数目与实际少了六个，您就让文吏绳之以法，削去爵位，严加处罚。我认为陛下赏太轻而罚太重，怎能让将军们拼死效力呢？陛下连一个魏尚都不能重用，怎能重用廉颇、李牧这样的良将呢？小臣愚蠢而且耿直，触怒陛下，情愿受死！”

　　文帝听了冯唐的话，十分感动。当天，文帝就命令冯唐为特使，拜他为车骑都尉，让他持着皇帝的缨节赦免魏尚，恢复太守职位，并且提拔和重用周亚夫等人为大将。在他的努力下，朝廷人才辈出。文有晁错，武有周亚夫，司法有张释之，形成一个较强的领导集团。

　　景帝不闻过饰非，并在一定程度上作自我批评，这对一个封建帝王来说，不是一件易事。景帝听信谗言，误杀晁错，谒者仆射邓公对他说，晁错的削藩主张是万世之利，削藩之策刚刚实行，晁错就被杀掉，这是堵塞了忠臣之口，替诸侯报了仇。邓公一席话，说得景帝幡然悔悟，他喟然长叹：您说得对，我也引以为恨呀！

　　【作者点评】

　　文、景两帝顺应历史潮流，用贤纳谏，革故鼎新，去繁除苛，布德偃兵，发展生产，巩固政权，把国家治理得有条有理。一个物阜民丰、国泰民安的封建治世出现了。司马迁说，周代有成康盛世，汉代有文景之治。他把二者相提并论，是有一定见地的。司马光也用颂扬的口吻描绘文景时代的繁盛：“国家太平无事，非遇到水旱灾害，老百姓家家富裕，人人充足，府库中货物堆积如山，用之不竭，京师库中的钱多达数百万万，穿钱的绳子都腐烂了，散钱多得无法计算，国家仓库的新粮食压着陈粮食，流出仓库堆积于外，以至于烂掉不可食用。广阔田间马骡成群，人们以乘母马为耻。人人自爱以犯法为耻，以行义为先，以愧辱相绌。”这段文字反映了当时社会安定、人民安居乐业的情景。

　　文、景时代，距今虽然已经两千多年了，但是文、景治国所提供的历史经验，特别是虚心纳谏，逐奸用贤，为政清廉，节用爱民更具重大意义。只有这样，才能长治久安，永远立于不败之地。反之，欲求天下之治，无异是缘木求鱼。

　　由于文、景两帝所采取的政治、经济等方面的措施，对于安定社会发展生产，减轻人民负担和痛苦都起着积极的作用，符合人民群众意愿。正因为这样，千百年来文、景治绩一直为人们所传颂。至于毛泽东对于“文景之治”持不同看法，认为文、景两帝是“庸碌无能”之辈，其原因是毛泽东从个人风格来讲，更喜好乱世奋争中的雄才大略之人的缘故。

　　（詹全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