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6章 二十岁以前(3)

　　由于《三国演义》的流传，诸葛亮成为智慧的化身，曹操、关羽、张飞成为奸诈、忠义、勇猛的典型，其他如庸主献帝、刘禅，无能之辈吕布、袁术、袁绍、刘表、刘璋，器窄心狭的周瑜，仁德的刘备，长厚的鲁肃，勇将许褚、典韦，以及甘受愚弄的蒋干，等等，无不各极其态，老幼乐道。许许多多人习用的俗语比喻，也出自三国的典故：如身在曹营心在汉；徐庶进曹营，一语不发；周瑜打黄盖，一个愿打一个愿挨；士别三日，刮目相看；大意失荆州；挥泪斩马谡；说曹操，曹操到；刘备摔孩子，收买人心；三个臭皮匠，顶个诸葛亮，等等。其中有许多已成为社会生活中的固定词汇，如赤膊上阵，这是写许褚之事；乐不思蜀，这是写刘禅之事。在三国人物中，毛泽东最推崇的，大概要算诸葛亮。早在第一师范的《讲堂录》里，写到“办事之人”的时候，就以诸葛亮为例。在以后的著作中，他还不止一次提到诸葛亮。例如，1957年，在《打退资产阶级右派的进攻》一文中，他说：“刘备得了孔明，说是‘如鱼得水’，确有其事，不仅小说上那么写，历史上也那么写，也像鱼跟水的关系一样。群众就是孔明，领导者就是刘备。”在小说里，诸葛亮可以未卜先知，呼风唤雨。毛泽东即以此为例，说明即使是全智全能的人物，也有其局限性。1957年，他在莫斯科共产党和工人党代表会议上的发言中说：“任何一个人都要人支持。一个好汉要三个帮，一个篱笆也要三个桩。荷花虽好，也要绿叶扶持。这是中国的成语。中国还有一句成语，三个臭皮匠，合成一个诸葛亮。单独的一个诸葛亮总是不完全的，总是有缺陷的。”《三国演义》书中写了许多军事斗争，古来军事家都从中学习谋略。《三国演义》中许多战例，其虚实分合，攻守进退，以小打大，以少胜多，应战应和，应擒应纵，胜负得失，都有可鉴览之处。清初曾敕命翻译《三国演义》为满文，因当时武将不识汉字，打仗作战，往往参考三国战争的记述，甚为得力。有《笔记》说：“满洲自认为刘备，蒙古自认为关羽，借以羁縻蒙古。200余年，蒙古不侵不叛，实基于此。”张献忠也是“日使人说《三国》、《水浒》诸书，凡埋伏攻袭皆效之”。太平天国之“诡计何所依据？盖由二三‘黠贼’采稗官野史中军情仿之，行之往往有效，遂宝为不传之秘诀。其裁取《三国演义》、《水浒传》为尤多。”毛泽东也显然从《三国演义》学习到了战争知识。可笑的是，十年内战时期，“左”倾教条主义者攻击毛泽东的军事路线取得反围剿战争的胜利，不过是“把古代的《三国演义》无条件地当做现代的战术，古时的《孙子兵法》无条件地当做现代战略”。只要能够战胜敌人，《三国演义》中获得的知识，为什么不能用于现代革命战争呢？毛泽东在《中国革命战争的战略问题》一文中，讲到“双方强弱不同，弱者也让一步，后发制人，因而战胜的”，举了中国古代6个有名的战例，其中袁曹官渡之战、吴魏赤壁之战、吴蜀彝陵之战这3次战役，都是《三国演义》中用浓墨重彩着力渲染过的（分别见《三国演义》第30回、第49回、第84回）。

　　中国的小孩子没有不喜欢读《西游记》的。毛泽东在同斯诺谈话的时候，就把《西游记》列入他童年爱读的书中间。在《矛盾论》中，他引证了马克思的话：“任何神话都是用想象和借助想象以征服自然力，支配自然力，把自然力加以形象化；因而，随着这些自然力之实际上被支配，神话也就消失了。”接着，又加以发挥说：“这种神话中的（还有童话中的）千变万化的故事”，“能够吸引人们的喜欢，并且最好的神话具有‘永久的魅力’（马克思）”。在从中国古代神话所举出的例证中，和《山海经》中的夸父追日、《淮南子》中的羿射九日、《聊斋志异》中的鬼狐变人并列的，就有《西游记》中孙悟空的七十二变。

　　《西游记》的基础，也是长久流传于民间的故事。唐僧取经故事经过艺人说唱，自唐末传到宋元，明代吴承恩据以创作《西游记》。鲁迅称之为神魔小说，“其所取材，颇极广泛”，“翻案挪移唐人传奇”；“讽刺揶揄则取当时世态，加以铺张描写，几乎改观”。“故虽述变幻恍忽之事，亦每杂解颐之言，使神魔皆有人情，精魅亦通世故，而玩世不恭之意寓焉。”鲁迅之言极是，《西游记》虽以神话艺术浪漫手法加工而成，实与世态人情有关。吴承恩生活在明代最腐败的嘉靖、万历年间，昏君当道，胡作非为，民穷财尽，外患频仍，因此他的笔下，幻想理想都与现实生活有关。天上世界诸神的统治机构，其等级森严权威无上，也是人间帝王封建统治的幻化；其他地下阎罗、四海龙王以至西行路上诸国王，多荒淫无道，昏聩无能，也可说是明朝昏庸统治的反照。权威过于家长的唐僧和他率领的众徒四人，乃精魅与凡人的奇妙结合。唐僧一心向善，矢志取经，但刚愎自信，好歹不分；猪八戒愚蠢自私，贪嘴好色，又憨直善良，可笑可气；沙和尚老实顺从，甘当跟班。吴承恩创造了一个造反的英雄猴王孙悟空，勇敢机智，活泼调皮，神通广大，七十二变，闹天斗地，翻江倒海；他一心忠于取经事业，不畏任何艰难险阻，从不计较个人得失，禁得起大小冤屈；对师父忠诚情义，对八戒促狭友爱；他集魔性、猴性、人性于一身。这个齐天大圣几百年来为男女老少所喜爱，现在电视上，从连续剧到广告宣传，也是最吸引少年儿童的。

　　毛岸青和邵华在《回忆爸爸勤奋读书和练习书法》一文中说：“爸爸同我们谈论过《西游记》，十分赞赏孙悟空敢作敢为，勇于同各种妖魔鬼怪作斗争的性格，说孙悟空敢于违背唐僧的‘千日行善，善犹不足，一日行恶，恶常有余’的观点，信奉‘行善即是除恶，除恶即是行善’。”毛泽东认为唐僧一味劝人为善，如果不除恶务尽，则“妖为鬼蜮必成灾”。

　　1945年，毛泽东在重庆谈判时，同国民党的各种人物接触。有一次，他去见陈立夫，从回忆大革命前国共合作的情景谈起，然后以孙悟空自况，批评了国民党十年内战的反共政策：“我们上山打游击，是国民党剿共逼出来的，是逼上梁山。就像孙悟空大闹天宫。玉皇大帝封他为弼马温，孙悟空不服气，自己竖定是齐天大圣。可是你们连弼马温也不让我们做，我们只好扛枪上山了。”（王炳南：《阳光普照雾山城》）

　　毛泽东显然很喜欢孙悟空这个典型，在他的著作中，孙悟空成了一再随意被引用的神话人物，有时候做正面形象来用，有时候又做反面形象来用。在《打退资产阶级右派的进攻》一文中，谈人要锻炼：“孙悟空在太上老君的八卦炉里头一锻炼就更好了。孙悟空不是很厉害的人物吗？人家说是‘齐天大圣’呀，还要在八卦炉里头烧一烧。不是讲锻炼吗？”这里引用的就是《西游记》第七回“八卦炉中逃大圣，五行山下定心猿”中的故事。孙悟空就是在这八卦炉里炼就一双“火眼金睛”的。在同一篇讲话中，还引用了《西游记》第六回“观音赴会问原因，小圣施威降大圣”中，孙悟空变为土地庙的故事。毛泽东借此来抒发他对知识分子的某种反感说：“我历来讲，知识分子最无知识的。这是讲得透彻。知识分子把尾巴一翘，比孙行者的尾巴还长。孙行者七十二变，最后把尾巴变成旗杆，那么长。知识分子翘起尾巴来可不得了呀！”孙行者这个计策，却是被二郎神识破了的：“我也曾见庙宇，更不曾见一个旗杆竖在后面的。断是这畜生弄喧。”毛泽东在《批判梁漱溟的反动思想》一文中，把这个故事引述得更完全一些：“孙猴子七十二变，有一个困难，就是尾巴不好变。他变成一座庙，把尾巴变做旗杆，结果被杨二郎看出来了。从什么地方看出来的呢？就是从那个尾巴上看出来的。实际上有这样一类人，不管他怎样伪装，他的尾巴是藏不住的。”

　　《西游记》第59回~61回中孙行者借芭蕉扇的故事，曾被引用过两次，《一个极其重要的政策》一文中说：“何以对付敌人的庞大机构呢？那就以孙行者对付铁扇公主为例。铁扇公主虽然是一个厉害的妖精，孙行者却化为一个小虫钻进铁扇公主的肚子里去把她战败了。”这里毛泽东说的“把她战败了”，是说得稍早了一点儿，只是借题发挥，讲钻进敌人肚子里面去作斗争的方法。全国胜利前夕，他在七届二中全会的报告中说：“我们既然允许谈判，就要准备在谈判成功以后许多麻烦事情的到来，就要准备一副清醒的头脑去对付对方采用孙行者钻进铁扇公主肚子里兴妖作怪的政策。只要我们精神上有了充分的准备，我们就可以战胜任何兴妖作怪的孙行者。”因为主客之势已变，所以前者以铁扇公主为妖，后者以孙行者为妖，可说是运用之妙存乎一心了。也许是因为心情的变化，后来他又以孙行者为正神了。1961年11月，毛泽东在一首诗中写道：“金猴奋起千钧棒，玉宇澄清万里埃。今日欢呼孙大圣，只缘妖雾又重来。”他感到，那时已经是妖雾重来的时候，所以对孙大圣又大有好感了吧。

　　总的来说，这种不受传统清规戒律束缚的反抗性格，这个敢于大闹天宫的孙悟空，是毛泽东非常喜欢的英雄形象，常用为革命造反等的代名词。1957年3月8日同文艺界谈话中说：“孙悟空这个人自然有蛮厉害的个人英雄主义，自我评价是齐天大圣，而且他的傲来国的群众——猴子们都拥护。”向玉皇大帝挑战是“反对官僚主义”。1966年7月，“文化大革命”之初，他还谈到自己是“山中无老虎，猴子称大王”。说他身上有虎气，是为主；也有些猴气，是为次。这是直接以“大闹天官”善于七十二变的孙悟空自况了。

　　《盛世危言》

　　在韶山的读书生活中，对少年毛泽东影响最深的一本书是《盛世危言》。他后来同斯诺的谈话中，两次提到这本书对他的影响。

　　“我13岁时，终于离开了私塾，开始在地里进行长时间的劳动，给雇工们当助手，白天干一个整劳力的活，晚上替我父亲记账。尽管这样，我还是能够继续学习，贪婪地阅读我能够找到的除了经书以外的一切书籍。这使我父亲很烦恼，他要我熟读经书，尤其是他在一次诉讼失败之后，更是这样了。当时他的对手在法庭上引用了一句很合适的经书上的话，他因此而败诉。我经常在深夜把我的房间的窗户遮起，好让父亲看不见灯光。就这样，我读了一本叫做《盛世危言》的书，我当时非常喜欢读这本书。作者是老的改良主义者，认为中国之所以弱，在于缺乏西洋的装备——铁路、电话、电报、轮船，所以想把这些东西引进中国。”

　　“《盛世危言》激起我恢复学业的愿望。同时，对地里的劳动也感到厌倦了。不消说，我父亲是反对这件事的。为此我们发生了口角，最后我从家里出走。”

　　得到复学的准许后，毛泽东到另外两处私塾又读了一年，然后去湘乡东山学堂。

　　《盛世危言》作者郑观应（1842—1921），广东香山（今中山）人，是甲午战争以前，早期具有改良思想的代表人物。他于1862年写成《救时揭要》，后增订改名《易言》刊行，至1893年再经增补修订，定名《盛世危言》，随即出版。各种版本翻刻发行达10多万本，对戊戌变法起过先导作用，是当年影响极大的讲西学新法的书，以至能够传到韶山这样闭塞的山村来。此书在戊戌变法前几年，曾由总理衙门印2000部，分发众大臣阅看，影响更腾播朝野。湘军有名将领彭玉麟1884年为此书写的序言中，这样介绍作者：“少倜傥有奇志，尚气节。庚申（1860年）之变，目击时艰，遂弃举业，学西人语言文字，隐于商，日与西人游，足迹半天下，考究各国政治得失利病，凡有关于安内攘外之说者，随手笔录，积年累月，成若干篇，皆时务切要之言。”所谓“隐于商”，是做“洋商”和“官商”。郑观应一生不做官，曾任英商宝顺、太古洋行买办，后历任上海机器织布局总办、轮船招商局会办、汉阳铁厂和粤汉铁路公司总办等职，自己还创办过贸易、航运等企业，是一个极其精明能干的商业资本家。他的洋务经历和熟悉西方情况，以及强烈的爱国精神，使他完全不同于那些洋务官僚，有自己对国事的独到见解。他在《盛世危言》自序中说：“60年来，万国通商，中外汲汲，然言维新，言守旧，言洋务，言海防；或是古而非今，或逐末而忘本，求其洞见本原，深明大略者；有几人哉？孙子曰，知己知彼，百战百胜，此言虽小，可以喻大。应虽不敏，幼读书史，长业贸迁，愤彼族之要求，惜中朝之失策，于是学西文，涉重洋，日与彼都人士交接，察其习尚，访其政教，考其风俗利病得失盛衰之由。乃知其治乱之源，富强之本，不尽在船坚炮利，而在议院上下同心，教养得法；兴学校，广书院，重技艺，别考课，使人尽其才；讲农学，利水道，化瘠土为良田，使地尽其利；造铁路，设电线，薄税敛，保商务，使物畅其流……其驯致富强，亦具有体用：育才于学堂，论政于议院，君民一体，上下同心，移实而戒虚，谋定而后动，此其体也；轮船大炮，洋枪水雷，铁路电线，此其用也。中国遗其体，而求其用，无论竭蹶步趋，常不相及，就令铁舰成行，铁路四达，果足恃欤？”由此可见，郑观应是以实行君主立宪体制，发展资本主义的政治经济和文化教育，当做“富强之本”的；同魏源等人专讲“师夷长技”的观点有区别，更不同于洋务派官僚的“遗其体而求其用”，只重“船坚炮利”的主张。然而，郑观应仍自称“涉足孔孟之道，究心欧美西学”，“中学其本也，西学其末，主以中学，辅以西学”。总之，不敢摆脱孔孟纲常人伦的本体，仍是一个“圣之时者也”的人物。他的改良主张，经过戊戌变法失败后，也早已宣告“此路不通”。不过，对于孤处山村的少年毛泽东来说，这本一二十年前出版的书，确是令人顿开茅塞的新鲜读物，尤其作者的教育救国思想激发了他“要恢复学业的愿望”。

　　郑观应认为中国要富强，要做到“船坚炮利”，必须向西方学习先进的文化知识和科学技术以培养人才，书中特别重视教育：“学校者，造就人才之地，治天下之大本也。”“夫泰西诸国富强之基，根于工艺，而工艺之学不能不赖于读书。”“学校者，人才所由出；人才者，国势所由强。故泰西之强，强于学，非强于人也。”书中“学校”、“西学”、“考试”、“日报”、“教养”、“女教”、“技艺”等篇，都是有关教育的，以大量的篇幅介绍西方和日本的教育体制和课程设置，如“各国最重格致之学，英国格致会颇多，获益甚大，讲求格致新法者约十万人。”“尝考日本自其王公大臣出洋游历，返国后，即广设大小学堂。”“泰西女学与男丁并重。”

　　郑观应后来有《盛世危言续编》等著作问世，影响已逐渐减小。他晚年多病，几十年的哮喘痼疾使他求助于道教养生术，除练气功之外，还问乩求丹，终堕左道，甘心受骗。他在致友人书说：“既不能兼善天下，又不能独善其身，故欲借修仙以求偿救世之宏愿。”著书无用，转而求神，人世人道，方式不同，但目的一样，正如他自己诗中所说：“三著《危言》祝太平，心存救济利名轻，贾生痛哭终无补，九转丹成问上清。”

　　郑观应100多年前提出的这个“教育救国”问题，新中国成立40多年之后，并未完全解决。我们现在还是要坚持贯彻“教育为立国之本”的方针；治穷还是先要治愚，贫困地区首先要多办学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