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11章 北伐与反共(2)

　　蒋介石二次东征胜利后，威名大震，国民政府主席汪精卫等于11月10日，打电报给蒋祝捷，其对蒋之称赞，非同寻常，誉之为广东革命根据地的缔造者。电文云：“我兄建此伟功，成总理未竟之志，立广东统一之局，树国民革命之声威，凡属同志，莫一不钦感。东征成功，省中大计，待诸商榷。……汪兆铭、谭延闿……”。（《国民政府公报》第4号，第51页。）

　　这一下，蒋介石在国民政府就变成了关键人物，声望大增。

　　不过蒋介石这时，仍然不敢大意和轻举妄动，仍是谨慎的表现出谦虚和严于自责的“品性”。他曾对出征军此次出征中存在的问题，专上条陈与中央委员会和国民政府，陈清实情，他说东征军仍存在不齐整、擅人民房、任取食品、官兵脱节、官长打兵、官兵怠惰等问题。

　　他既谦和谨慎，又言论左倾，亲苏、亲共、称颂第三国际，并学用马列主义词句和思路分析问题。这样，他既军功显赫，又得苏顾问鲍罗延的好感，于是，国民党中央委员会的大门便为他敞开了。

　　跃升中央常委

　　在蒋氏东征告捷后，仍留东江一段时间，在这一个多月中，他为黄埔第三期同学录写序言，大谈《大学》之道和忠孝仁爱的封建礼教，意欲青年军人成为封建礼教的奉行者，同时提出黄埔军校的中共党人活动应该公开化。

　　12月12日，将又呈上《军事意见书》，提出废除军长一职，平时以师为最高单位；军需独立；军人不干预财政、民政、司法等。这与他在东征前主张军需交由政府统一管理的思想完全背道而驰。原因很简单，前此未握全部军权，有顶头上司在，故愿其他军人交出财权而受制于政府；今则大权在握，又愿军需独立，不受政府控制。

　　战后蒋极疲乏，往游韩山和湘子桥休息。下午读《泰戈尔传》。他认为，泰戈尔以无限与不朽为人生观基点，以爱与快乐为宇宙运动之意义，是值得欣赏的；与列宁的以权力与斗争为世界革命手段相比，他更重视前者的精神哲学。

　　正巧也在这一天，中国青年党党员常燕生发表的反苏文章，刊载于《晨报》副刊上。题目是《我反对苏俄的一个最大理由》。他主要是说列宁学说不同于马克思学说，因为马克思所主张的社会主义是在高度发展了的资本主义制度基础上产生的，而不是在生产力落后的国家如俄国的社会中产生。因此，他说列宁主义不是马克思学说的嫡系。

　　常燕生认为苏联是专制主义政治，与孙中山的民治主义有同。苏联是由少数领袖专权，“假共产之名，行专制之实”。（《晨报》1925年11月12日副刊。）因此，非反对不可。

　　常燕生是一种民主主义自由思潮的代表。这种思想，在渴望民主、自由的知识界很有代表性。连蔡元培当时也是反对共产主义的，他在1927年4月曾支持蒋介石组建南京政府。

　　这时蒋介石，仍在汕头大声歌颂第三国际。并自称是革命左派，宣称能容纳共产党的，才是真正的国民党。并以此批判西山会议派。同时他在军校内大讲《大学》之道，灌输忠孝节义、礼义廉耻的封建道德。

　　蒋于11月31日回到广州，被授予一枚金质勋章，成为凯旋将军，众皆瞩目。

　　1926年1月1日，中国国民党第二次全国代表人会召开。此次大会，以国民党左派和中共党人占统治地化。大会主要是处分西山会议派的反共分子和选举新的中央委员会。

　　在这次大会上，蒋介石第一次被选为中央执行委员。全体委员共三十六名，其中有中共党人九名；候补中委中有中共党人六名。22日，蒋又被选为中央执行委员全会常委之一，步人中央领导核心组织。下一步是挤掉常委潭平山、林祖涵，以及其他中共党人。

　　这一时期，蒋成了广州的政治新星和新闻人物。他作了不少报告，喊了不少口号，尤其高喊联俄、容共，拥护第三国际的口号，“左”得热辣辣的，令人信以为真。广州政界和苏联顾问们也真诚地为有蒋这样的左派而庆幸。殊不知，广州的国民政府正在接受一个大独裁的控制。对此，斯大林当时也完全没有料想到。

　　蒋介石已经成了实权的铁腕人物，可以为自己打天下了，便对北伐有了新的解释。这就不再坚持“革命的第一目标为打倒帝国主义”了，又变为北洋军阀了。

　　1月4日，蒋专门谈到打倒军阀，统一中国的问题。他认为，打倒军阀是先打倒帝国主义代理人，实质上仍是打倒帝国主义。因而中国革命的任务是打倒帝国主义，不承认有反封建的任务。从此，蒋开始向封建主义的立场作公开地转变。也可以说蒋心中潜藏的封建意识开始公开化。对此中共有不同意见，曾与蒋发生争论。1928年，日本帝国主义在济南制造惨案时，他又害怕、妥协、退缩了，连反帝也不敢坚持了。

　　这期间，他常讲军校是党的中心和党的基础，也是“全国的革命中心所在地”，而他蒋介石也就成了“中心的中心”。他在哪里，哪里就是全国革命的中心。他这是在军校学生中树立他个人的威信，让学生们为跟随他而自豪，因而完全听从他的指挥。

　　从1926年1月到3月之间，蒋介石积极在暗中准备“三·二〇”事件。他一会说自己心神不定“如不猛策，失败即在目前”，一会又对张静江说，莽莽前途，不知此生成败如何？一会又说“处境厄厄，”要“积极进行，冲破难关”，（毛思诚：《民国十五年》，十四，第60页。）看来都是话中有话，令人莫明其妙。他现任官运亨通，连升数级，位在中枢，军权独揽，苏顾问要搞掉他，何必给他中央常委之高位呢？他有什么可以如此忧虑和心情紧张的呢？这太不合常情了。所以，他所言所想是在暗中准备“三〇二〇”，心里有些紧张，感到成败难卜，不禁说出以上令人不解的隐语来。最后终于决定“贯彻初衷”。这已有成竹在胸了。

　　3月5日，蒋读《革命心理》一书，认为“恐怖与憎恶二者，乃是暴动之动力”。这是在为他寻找制造事件的理论依据。

　　“廖案一中他赶走了许崇智和胡汉民，甜味无穷。下次要赶走汪精卫和限制俄顾问，以便大权独揽，就不好再等卡几会到来，只能自己制造机会了。于是发动“三·二〇”政变，发动第二次不流血政变。

　　蒋于3月19日，命人口头命令中共党人李之龙将中山舰开往黄埔，而李开去后，蒋又否认曾向他下命令之事，说李要绑架他。于是他说中共有野心必须限制中共党人的权限，又谓汪精卫也参与此事。以此为借口，逮捕李之龙等，包围俄顾问寓所，解除俄顾问十人聘约。4月16日蒋由中央党部与国民政府联席会议推为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主席。汪精卫于4月20日离开国民政府，由谭延闿代理主席。5月汪赴法国居住。4月24日，鲍罗廷返回广州，只好答应蒋的城下之盟。蒋便大权独揽，成为中枢第一人物。

　　5月16日，召开中央执行委员会第二次会议，蒋任会议主席（6月1日兼任中央组织部长，4日又任国民政府委员），通过《整理党务案》八条。主要是不许中共党人批评三民主义和孙中山；中共党人在国民党中名单交中央委员会主席保管；中央党部各部长不许中共党人担任；中共和第三国际对国民党内中共党人的训令，要先交国共联席会议通过；党员违反者，要加以惩罚。

　　中共在斯大林指示下，接受了这八条意见。期大林完全被蒋介石于“三·二〇”后仍高唱拥护第三国际的表演给骗过了。蒋说：“二年来本党联苏俄，容纳共产党，对革命势力之增厚，革命方法之进步，唤起民众及反对帝国主义之影响，实非浅鲜。由此观之，应认共产党为革命势力之这一种，苏俄有助于中国革命。”（毛思诚：《民国十五年》，香港版，下辑，第636～637页。）这是蒋介石和斯人林的第一次交手，蒋胜利了。这时蒋还离不开中共和第三国际支援，所以不敢大闹，仍未和第三国际、中国共产党决裂。

　　7月6日中央全会，蒋又提议本届中央执委会会议主席（蒋本人）不再由下次中央全会临时推举，要到下一届全国代表大会时，再行推举。蒋此次被推为中央执行委员会主席，使中央从集体领导转向个人独裁。后来蒋看到元老们对此不服气，自己也觉没趣，就叫张静江代理主席一职。自己仍不卸任。

　　对蒋的这些斥咤风云的表演，李宗仁在广西看得一清二楚，心里不免暗暗叫绝。他说：“汪氏既除，蒋氏表示左倾，……如此亦左亦右的手法，并非由于政治观点的改变，事实上，只是其个人的杈术，以虚虚实实的姿态，排除异己，以达其个人独裁目的。”（《李宗仁回忆录》，上，第426页。）

　　这就是蒋氏既高唱左倾，又限制中共和苏顾问权限的“三·二〇”政变的真意所在。李宗仁对蒋的分析如此精辟、透彻，也

　　准备北伐

　　蒋要独裁，另一步就是要制造尽想和舆论上的根据。这时，他对《法国革命史》有了特别的兴趣。他在读后笔记中写道：“俄国革命的方法，非其新发明，十有八九皆取于法国。其经验实可宝贵”。同样，他也对《俄国革命史》大感兴趣，并仿效法、俄的集权制或权威领袖的独断。他认为：“俄国革命便因党的组织统一，指挥集中，有唯一的领袖指导，遂收大效。”（毛思诚：《民国十五年》，香港版，下辑，第672页。）现在他上台了，就开始实行唯一的领袖和集中指挥了。不久前，孙中山在广州指挥一切时，蒋在1924年6月24日对军校学生大讲反对个人崇拜，批判中国皇帝。现在他又主张需要个人权威了，这时他已出任国民革命军总司令、军委会主席、中央执委会主席。

　　孙中山逝世一年之后，蒋介石终于夺得了党、军大权，于是开始考虑北伐大汁。1926年4月3日，蒋正式向中央委员会提出北伐建议，主张于同年6、7月间开始北伐。

　　他认为，乘张作霖和吴佩孚联合对冯玉祥国民军作战时，发兵北伐，是最好机会。否则，国民军失败，吴佩孚和孙传芳必在英帝国主义支持下，盘倨华中和华东；而英、日、法也必援助唐继尧，牵制两广。到这时，如再北伐，就困难了。这理由无疑是正确的。但若与1924年第二次直奉大战时相比较，孙传芳实力显然比1924年强大多了。然当时蒋念于个人私利坚决拉北伐后腿。

　　蒋这次北伐的主要策略是：联合北方国民军；联络苏联；联络川、黔，以牵制滇、鄂；联合湘、赣，争取孙传芳中丑；北伐第一目标为武汉。

　　在讨论北伐的会议上，蒋又规定信仰无政府主义者和共产主义者要退出军队；中共党员必须忠于三民主义；中央执委会中，共产党人不得超过三分之一。对苏联顾问，则规定要辞去行政官职，只以顾问资格辅助中国革命。蒋对中共和苏顾问又作进一步限制，但口头上仍在拥护第三国际，感谢苏联援助。

　　李宗仁于5月10日赴广州游说北伐，蒋介石却不表示明确态度。他还对李宗仁说：“你初到广州，不知道广州的情形太复杂。……现在如何谈到北伐呢”。蒋的回答完全出于李宗仁意料之外。后来经过深入了解，才知广州并无北伐准备，而此时李宗仁的军队已在湖南和叶开鑫部打得热火朝天了。因此，李仍到处鼓动立即出兵北伐。

　　当时苏联顾问对北伐既不赞成，也不公开反对，态度谨慎。陈独秀则表示北伐时机尚未成熟。其主要原因，是斯大林不愿蒋成功太快，也对北伐前途不放心。

　　当时，只有李济深对北伐最为积极。当召开中央全会时，李宗仁以三人理由力陈兴师北伐大计：第一条理由也是乘直奉大战孙传芳未附吴佩孚之时，北伐最为有利；其次是两广统一余威可用，应助唐生智击败依附北军的叶开鑫，以保两广。否则唐生智败北，两广危殆。最后，李呼吁克日兴师北伐！

　　李济深也慷慨陈词，强调今日北伐为千载一时，且已势成骑虎，小能坐视第七军单独作战。提议由第四军先期北上。李济深最后大声疾呼：“第七军已浴血奋战，第四军也准备牺牲！希望其他各军袍泽，一致响应，共襄盛举！”

　　李济深陈词之后，与会诸首要，无不为之动容，北伐大计一致通过。并于6月2日任唐生智为第八军军长和前敌总指挥。

　　军委会遂于5月21日发表时局宣言，决议北伐。

　　但蒋仍不主张立即北伐。经李宗仁一再催促，他甚至不耐烦起来。这时，蒋仍在观望。李宗仁和李济深自然多方揣测蒋的心理活动，他们最后认为蒋是在要北伐军总司令的头衔。于是向他表示，如北伐兴师，当推他为国民革命军总司令和北伐军总司令。

　　6月4日二届二中全会上，正式推蒋为国民革命军总司令，并授权蒋组建北伐军总司令部。次日由国民政府正式下委。此正中蒋氏下怀，北伐大计遂成定局。

　　蒋经过各种准备，于7月1日，下达北伐动员令：先定三湘，再克武汉，与国民军会师中原，统一中国。5日蒋又任中共党部军人部部长。次日又被推为国民党中央常委会主席。党军之职，至此均达极峰。7月7日，制订《国民革命军总司令部组织大纲》，共十八条。其最重要的是北伐开始后，国民政府所属军事、财政各机关，均受总司令指挥，是集军权、财权于一身。

　　蒋部署就绪后，即于7月9日就任北伐军总司令之职。李济深任蒋的总参谋长；白崇禧任副总参谋长；钮永建为总参议。同日举行誓师典礼。中央监委吴稚晖授军旗。国府代主席谭延闿授总司令印。

　　誓师大会誓词是：

　　“嗟我将士，尔肃尔听，国民痛苦，火热水深。上匪军阀，为虎作伥；帝国主义，以枭以张。本军兴师，救国救民。总理遗命，炳若日星。……复我平等，还我自由。

　　嗟我将士，为民前锋，有进无退，为国效忠……。”

　　同时蒋又发通电、书告、宣言，表示自己是孙中山的接班人和信徒，为建立独立自主的中国和三民主义而奋斗。

　　北伐阵容，共八个军，以四、七、八、一军战斗力最强。

　　出师北伐

　　北伐誓师之前，蒋介石于5月29日命李宗仁第七军先期北伐，并支付二十万元款项为军费。同时，李济深第四军叶挺独立团也于5月下旬自广州出发，于6月2日到达湖南。

　　李宗仁广州游说成功后，于6月18日离穗返桂。19日又乘专轮抵梧州，亲率五个旅北上三湘。

　　同天，北洋军阀吴佩孚部署四路大军云集湖南，誓与蒋介石北伐军决一雌雄。此四路军为：宋大沛第一路军，为正面战场；王都庆第二路军任右翼；唐福山第三路军任左翼；董政国第四路军为总预备队。

　　7月初，国民革命第四军陈铭枢、张发奎两师抵湖南攸县；李宗仁第七军胡宗铎部发动攻势。唐生智第八军正在湘省作战。

　　到7月14日，蒋才将全部军事部署开来，比吴佩孚晚了将近一个月。

　　他的初步部署是全力进攻湖南。李济深留广东、白崇禧随蒋参谋军事。其部署大略如下：第七、八军固守泪罗江南岸一线，掩护后续部队集中，并歼灭沅江残敌；第四军主力集中醴陵，监视江西孙传芳军，并占领浏阳；朱培德第三军，由衡阳向醴陵前进，策应第七、八、四军；谭延闿第二军（鲁涤平代）于茶陵监视江西，策应醴陵。而蒋之嫡系第一军一、二两师，却殿后于株州，“策应”各军，程潜第六军于攸县待命。

　　第一军何应钦部，则仍在潮梅驻防，监视福建周荫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