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29章 发动全面内战(1)

　　誓雪“新耻”

　　抗日战争虽然取得了胜利，但新的不平等条款和外蒙独立被迫承认，以及波茨坦会议被拒之门外，都给抗战胜利后春风得意的蒋介石投下了不快的阴影。最关键的是“国耻”虽雪，但共产党也在抗战中日见壮大，尤其令蒋寝食难安，耿耿于怀，并引以为“新耻”。

　　关于“新耻”，蒋在1945年9月2日的日记中写道：“但旧耻虽雪，而新耻重重，不知此耻何日可以复雪矣！今后之雪耻，乃雪新耻也。特志之。”继而又在9月9日日记中感慨道：“呜呼！抗战虽胜，而革命并未成功；第三国际政策未败，共匪未清，则革命不能日成也。勉乎哉。”并说：“党国之危机，九·一八以来，未有甚于今日者也。”

　　抗战胜利后，全国人民热望和平建国，恢复元气，振兴中华，而蒋为逞专制统一中国的一己之私，不惜于抗战废墟上，再燃内战之火，民心之向背由此不言而自明了。为了增强内战实力，蒋在胜利之初即大量收编伪军。

　　收编伪军

　　抗战时期，全部伪军有汪伪政府伪军和伪满、伪蒙、伪华北自治委员会等四大系统。

　　汪伪军大约有七个集团军：

　　§§§第一集团军，由伪苏浙皖绥靖主任兼海军部长任援道兼任，有七个师和一个旅。为汪之最大集团军。

　　§§§第二集团军，总司令为张岚锋，约有五个师。为冯玉祥旧部；驻河南省商丘地区。

　　§§§第三集团军，总司令为孙良诚，兵力为五个师。亦为冯玉祥旧部，先驻豫东地区；后驻苏北地区。

　　§§§第四集团军，总司令为吴化文，亦冯玉祥旧部，系韩复榘部下手枪旅长。1944年投降，兵力为五个师；驻蚌埠地区。

　　§§§第五集团军，总司令为庞炳勋，约有两个师和一些直属部队；驻开封、新乡地区。亦冯玉祥旧部。

　　§§§第六集团军，总司令为郝鹏举，实有三个师，驻陇海线东段徐海地区。原为冯玉祥旧部，后投胡宗南。

　　§§§第七集团军，总司令为孙殿英，兵力号称五个师，驻新乡地区。亦曾隶属冯玉祥西北军。

　　另有伪十二军（项致庄）、十一军（荣子恒、富双英）、广州绥靖部队（主任陈耀祖，原陈璧君之兄）五个师、武汉绥靖部队（主任叶蓬两个师）、警卫师（三个）。海、空军几乎近于零。共十五个军五十二个师，二十八万二千余人。

　　伪蒙军：原有九个师，1945年9月后，只余李守信一部，分驻陶林和大同，约三个师。

　　伪华北自治委员会军：有齐燮元统率之十三个集团。每个集团等于一个旅，分驻北平、保定、南口、石家庄等地。共五万五千余人。伪满军共有十一个军管区和五个特种部队。数字不详。

　　据冈村宁次报告，合计伪军三十五万余人，枪二十一万余支。但据何应钦陆军总部统计，伪军共二十四个军、六十四个师、又十三个旅，及其他大小单位一百三十四个，共计六十八万三千五百六十九人，枪为三十五万七千二百五十四支。比冈村所报多出三十余万人。但各地实际收编数则与冈村所报相近，所以冈村所报比较真实。

　　蒋介石对这些伪军，全部收编。1945年8月10日，蒋即对所有伪军下令：“日本政府于10日晚8时，已向中、美、英、苏四国声明投降，我沦陷区各地下军及各地伪军，应就现驻地点负责维持地方治安，保护人民，各伪军尤应乘机赎罪，努力自新，非本委员长命令，不得擅自移动驻地；并不得受非经本委员长许可之收编，仰各凛遵为要。……”（《文史资料选辑》，三十六。）

　　既然命其驻守原地，就是否收编问题，蒋召集何应钦、白崇禧和陈诚进行了讨论。其中何、白均主张收编；陈诚则坚决反对收编。双方争论不休，至为激烈。陈认为“如把伪军编成正式部队，不仅妨害国军的整编，且混淆了国军的血液，千万不能办。”何、白则认为：“我们既要伪军坚守阵地，防拒共军，又要解散他们，这怎么行得通，势必激成变乱，万一出了乱子，谁负责？”平时，陈诚和何、白争论，蒋介石多是袒陈而薄白、何，蒋这次却完全同意何应钦、白崇禧之意见，赞成收编伪军，以为进攻中共，大打内战之用。

　　但公开收编伪军，舆论上总是不好，蒋便以半隐密、半公开方式进行。下达的收编正式文电，是蒋之径电和政务哿电，其中明言由陆军部“统筹办理”。又以有、谋两电规定处理伪军原则。规定“解散或缩小组织”。这两原则均是假话，而实际既不解散也不缩小，而是收编。

　　随后军委会致电陆军部，令其对伪军进行缩编：原文如下：“……军事委员会议规定，各地自新军及游杂部队，以缩编为原则，交由陆军总部及各绥署、战区负责，按照实际情形，与国军改编之同时缩编完竣。……”何应钦怕留下痕迹，决定陆军总部不直接向伪军发文，而由各绥署、战区转令伪军遵办。陈诚也令军政部不给收编伪军军师番号，一个军，就给纵队名义；一个师给总队名义；并于纵队、总队之前冠以暂编二字。同时陈诚又命人事机关把伪军收编的纵队、总队军官案卷不与国军军官人事案卷放在一起，另存一处，以示区别。但内战开始后，这些纵队、总队便很快收编成正式“国军”了。

　　具体负责收编工作的是北平行辕、东北行辕、第2战区、郑州绥靖公署、徐州绥靖公署，共五个单位。至1946年4月，除郝鹏举三个师投降解放军和孙良诚三个师在盐城被解放军歼灭，李守信三个师解除武装外，全部伪军收编完毕。

　　任道援第一集团军交给了戴笠。汪之三个警卫师被编并到蒋之嫡系军七十四军。

　　北平行营：暂编第一路，辖两个纵队。司令为门致中。暂编独立第二总队（李守信）、暂编独立第四团（宋万里）、暂编独立第三总队（侯如墉）、暂编独立第十四总队（王英）。

　　徐州绥署：暂编第七纵队，司令吴化文；暂编第五纵队，司令孙良诚；暂编独立第五纵队，司令秦汉清；暂编独立第六总队（王占林）、暂编独立第一团（张逸舟）、暂编独立第十三总队（王继祥）、暂编独立第三团（陶景奎）。

　　东北行辕：东北暂编保安第一总队（王景南、王铁鑫）、东北暂编保安第二总队（刘德溥）、东北暂编保安第三总队（王家善）。1946年10月以后，杜聿明又于东北收编许多伪保安团，不在此内。

　　第二战区：暂编独立第八总队（赵端）、暂编独立第九总队（杨诚）、暂编独立第十总队（荆宜）。

　　郑州绥署：暂编第四纵队，司令为张岚峰；暂编独立第一总队（关振亚）。

　　以上大约总计为六个纵队（军）、二十七个总队（师）、七十三个团。人数为二十三万八千九百九十六人；枪支十三万四千四百七十二支。（丰要参考《文史资料选辑》第三十六辑：《抗战胜利后蒋介石收编伪军经过》（刘措宜）之承办回忆录文章）

　　国共谈判

　　关于国共谈判问题，为什么要由美国人来处理，国内外炎黄子孙均有疑问。《解放日报》在1946年11月8日，发表了一位南洋侨胞来信的述评，其中特别转述了这个疑问：“中国的内政问题，怕自己不能解决吗？为什么要请美国人来处理？”这说明蒋介石并未有独立国首脑的民族自信心与自尊心。

　　1944年8月帕特里克·赫尔利，以罗斯福总统特使身份来华。这位前胡佛总统之陆军部长，来华前先经莫斯科，得苏联不支持中共而支持蒋介石的允诺后，到达重庆。按罗斯福的意志，着手全力支持蒋介石。罗斯福促使斯大林不支持中共的办法，是答应苏联对旅顺、大连港口和长春铁路的特殊权益，因为罗斯福知道，斯大林有民族利己主义，并不愿意中国成为共产主义大国，与苏联“争雄”，只要使斯大林有东北特权在手，就可以达成目的。（原见丹尼尔·耶金：《遭到破坏的和平》。转引《美国十字军在中国》，第179页）并且斯大林一直支持王明左倾主义者，而毛泽东等执政后，就清算了王明路线，故中共中央和斯大林是有分歧的。因此，斯大林对延安并没有什么援助。相反在抗战初期主要是援助蒋介石。这是历史事实。

　　同年，最早到达延安的美国人是一批新闻记者。他们首先冲破蒋对延安的封锁，和中共接触。蒋怕得罪记者们于己不利，便于3月批准放行。7月中旬至10月间，代表美国若干个报刊的六、七名记者先后到了延安。报道最有力量的记者是哈里森·福尔曼、冈瑟·斯坦、布鲁克斯、阿特金森、白修德等人。他们的共同结论是中共在延安为中心的辖区，是受民众拥护的，也是抗日的，并正进行游击战争，对此，国民党人大为慌乱，蒋立即关闭了这一度稍开的新闻窗口，再也不许外国记者访问延安了。

　　同年夏，罗斯福因蒋的对日战事一再败北，加之开罗会议上罗又对蒋介石有所不满，于是试图将国共双方结合于一个联合政府中，遂于6月由亨利·华莱士来重庆正式告诉蒋介石允许美国派一个代表团到延安会见中共领导人。华莱士说，一个代表团可以减少美国完全依靠国民党的程度。并且认为中共或者可以把中国变成美国的一个有生命力的盟友。为此，华莱士认为华盛顿应迅速援助中国任何一个真心抗日并愿与美国合作的集团。

　　由于罗斯福的压力，蒋只得同意派一个小型美国代表到延安。这个代表团经常在十几人到二十几人之间变动。此外还有使馆政治官员，战略情报局特工人员等。团长为鲍瑞德。这时中共已经完全独立行事，“苏派”已经不起作用了。这个代表团中有中共的好朋友谢伟斯。他在延安可以和任何人交谈，上至毛泽东，下至一个普通党员。据谢的了解，延安所有的人都异口同声地表达同一的思想：“希望在击败日本和建设新中国的斗争中和美国合作”。（《美国十字军在中国》，第183页。）当然也愿和蒋介石合作，但必须是分享政权的合作。

　　同午8月23日，毛泽东亲自对谢伟思说：日本的战败，将使国民党重新走上内战的道路。并断然指出国民党是一个分裂成许多派系，勾心斗角，乱七八糟的组织，这些派系都是反共反民主的。能否制止内战，要看美国能否约束国民党。毛泽东同时表示国共和解的主要条件，是召开各党派参加的临时国民大会，从而改组政府，制定新宪法和法律。他希望美国不要支持蒋介石打内战。他说：

　　“蒋是顽固的。可是他基本上是个匪徒。必须懂得这个事实，才好跟他打交道。我们根据经验，不得不认识到这一点。……在他的威胁和恐吓面前，你们决不应当让步。不要让他认为你们害怕了，这样他就会得寸进尺，榨取更多的好处。”（谢伟斯的第十五篇报道，1944年8月27日。见《美亚文件》第一卷，第786～797页。）他要美国吩咐蒋介石做他应该做的事。同时毛泽东对谢伟斯表示，中共并不指望俄国人帮助，也不希望苏联反对美国在建设性和民主性的方针下的在华利益。他说：

　　“美国不必担心我们不肯合作。我们一定合作，我们必须得美国的帮助。所以我们共产党人认为十分重要的是，要了解你们美国人在想些什么，有什么打算。我们不能贸然反对你们——不能贸然和你们发生冲突。”（谢伟斯的第十五篇报道，1944年8月27日。见《美亚文件》第一卷，第786～797页。）谢伟斯认为毛夸大了中共和美国的长期目标的一致性，但他认为毛泽东愿与美国合作“是真诚的”。（《美国十字军在中国》，第185页。）因为毛和苏联归来的王明等无法合作，深愿和美国友好。

　　但罗斯福，只是要了解中共情况，促成国共两派联合，并没有打算单方面或直接援助中共。罗要依靠蒋抵制苏联的政策一直未变。而不打算依靠中共抵制苏联。这是问题的关键。

　　但谢伟斯则已看清中共和农民的关系深厚，以及中共未来的强大力量。他认为美国援助中共，可以“影响中国共产党的性质、政策和目标，而这对美国人来说，是有长期的重大关系的。”（谢伟斯的第十六篇报道，1944年8月29日。见《美亚文件》第一卷。）谢伟斯所以如此强调援助中共，是因为对国民政府的腐败失去信心，而中共则深得民心。

　　但此前，美国战略情报局已开始和中共军人讨论双方互相援助的问题。8月31日，蒋召见高斯大使，抱怨美国人不分青红皂白地支持中共党人。高斯则希望蒋应从中吸取教训。9月25日，朱德宣称，赞成以美国指挥官指挥全部中共军队。朱并提醒谢伟斯要注意戴笠和美国驻海军小组正在策划破坏美国驻延安代表团（迪克西使团）的工作。谢伟斯报道以上消息的同时，仍坚持呼吁美国在政治、军事上援助延安，并认为这种援助可以制止中国内战。同时也可以防止中共倒向俄国。他希望一个新中国的政府由中共掌握实权，并获得相应的援助。

　　毛泽东也对鲍瑞德上校谈了以上相同的观点，劝美国从其自身利益出发，不应尽力维持蒋介石一家，这样会助长内战。而国民党在内战中，多半要失败的，而这当然也是美国人的失败。同年（1944年）10月23日，中共代表林伯渠、董必武于重庆会见了赫尔利，要求赫帮助中国建一个真正的政治联盟作为中国联合政府。同时成立由中共参加的“联合最高指挥部”，统一指挥全国军队。美援应当国共平均分配。但赫尔利对此根本不予考虑。他仍然要将中共置于蒋的控制之下。对此，蒋介石愿意推迟内战，但条件是中共交出独立的武装力量。这等于解除中共武装，中共当然不会答应。

　　同时，戴维斯也认为美国应当支持中共，他也是想将中共拉入美国势力范围，而不被苏联拉走。他说：“毛泽东曾向谢伟斯强调指出，他要美国帮助将来的共产主义中国实现工业化。”（戴伟斯：《靠尾巴支撑身体的龙》，第342～351页。）他认为中共愿与美国合作，十分真诚。他认为中共是个灵活而可靠的政治派别，准备在许多方面与美国合作。他认为，援助中共，是在东亚保持对美国友好的均势问题。而且中国内战也是不可避免的，而胜利者几乎必是中共。如果美国一心支持蒋介石，将迫使中共倾向苏联，而苏联就会控制中国。戴维斯强烈要求赫尔利访问延安。

　　1944年11月7日，赫终于乘飞机到延安访问。周恩来前来迎接，随后毛泽东也到了机场。赫尔利下飞机时，忽然心血来潮，突然发出了令人毛骨悚然的厮杀的呐喊声。因此，后来毛泽东说赫尔利是个“小丑”。11月8日，赫和毛泽东、周恩来会谈。赫声称蒋介石愿意派一个美国代表团到延安，调解双方和促进民主。但要统一中国的军事力量。而毛泽东则提出任何团结统一建议，必然包括由中共真正分享军事、政治权力和美援。为此赫尔利又心生一计，提出个五项建议，主要是建立一个联合的国民政府，并由此政府平均分配美援。联合政府将坚持类似美国宪法的原则。

　　对此种建议的慷慨性，毛泽东感到吃惊，便马上追问此建议来自何处？赫不得不答称来自他自己。但他说，他相信蒋介石是会接受的。于是由毛和赫尔利双方签字。赫以此要求毛派代表到重庆谈判。不久，周恩来到重庆和国民党谈判。戴维斯则断定谈判绝不会成功，他知道蒋不会同意。戴又一次要求美国支持中共，并宣称，支持中共即是“使我们自己同中国最团结、最进步、最强大的势力站在一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