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42章 大厦将倾(7)

　　1946年后，农民田赋增加极快，1946年征收五千九百万担；1947年增收到一亿一千七百五十六万担。一年中增田赋一倍。而到城市镇上去卖米的老百姓，要交“进出口（市镇关口）税”。据《大刚报》记载：

　　“老百姓从乡里挑一两斗米到镇市上去卖，也要进口税；要买点布下乡回家做衣服，也要出121税”。又据《四川经济月刊》载，四川有名目的捐税共为二百四十种；其他如公债、代金、保长津贴等苛杂尚不在内。

　　又河南省，1947年3月，驻军一百一十万人，而蒋只给三十八万人的粮食。其余全由农民负担。所需粮食约占河南粮食产量的60～80％。

　　因此，广大农民纷纷破产，土地荒芜。据1946年8月11日《益世报》载，河南荒地达30％；湖南荒地为40％；广东荒地为40％。1946年国统区农业生产较抗战前减少约8％至12％，1947年比1946年又减产33％到40％。而军粮日增，蒋之占领区又日益缩小，故农民负担更普遍加重。如果军粮以五百万人计，全年所需军粮为四千万石；而实征和借征之粮，1947年度，仅为一千八百余万石。相差甚远。只得增加借征田赋额。1948年就改原“征一借半”为“征一借一”，且不发款券，不给利息，五年偿还。这无形中又对其统治区农民加征田赋一倍以上。加上乡官舞弊，又何止增征一倍呢？！

　　物价飞涨，农民受害尤重。据《中央日报》1946年4月20日社论《米价与农村》云：“有些人还认为米价上涨，纵加重市民负担，但对农村却不无裨益。……其实这种理由在目前已失时效。因为今天已经是春耕季节，广大农民早已没有余粮。他们的粮食，远在年关或春节时，已被迫出售了。如果米价再涨，贫农势必再以高价买进维持生活的粮食。农民已经被高物价、高利贷及繁重的地方捐税压得透不过气来了。如果再加以米价上涨的袭击，其所受到的痛苦，恐怕更甚于市民。”

　　因此，福州、海州、厦门、黄岩、临川、曲江、新浦各城市和江西、浙江、江苏、广西各省，均发生抢米风潮。1947年，则于杭州、无锡、芜湖、宣城、合肥、吴县、衢县、成都、上海、南京继续发生抢米风湖。

　　又“鄂省粮荒极为严重。……即平均每六人中有一个在受饥饿威胁中”。荒地已有一百三十余万英亩。至于湘南灾区，更是“野草充饥，人亡屋空”的荒凉惨况。1946年5月12日，陈之迈在联合国报告“中国饥民已增至三千万人”。实际数目，在国统区之饥民远远超过此数。1946年10月份，蒋介石统治区的饥民已达一亿。同年3、4、5月份，衡阳即饿死灾民九万人。6月份，湘省饿死三百万人；江苏省灾民三千万人处于饥饿中。河南省五月份饥民达八百万人。12月，河南、广东饥民三千万人。1947年“无家可归者约两千二百万人。”总之，蒋之农业经济基础已不存在。广大农村已是“万户萧疏鬼唱歌”的惨状。

　　工商业衰退和工人失业

　　工商业在抗战胜利后并未复苏，反而进一步陷入危机之中。

　　危机状况与原因是：

　　捐税繁多和重叠。1946年4月国民政府修订印花税，每千元贴印花税三元，“无异于营业税外一律重纳印花税三元。”；又课税重叠，“货物自运销与批发，转售与门市零售商，再售于消费者，辗转五、六手，以一货每经一手而课以一税，重叠课征不下五、六次之多。”；又营业税不分整卖、零卖，负荷，这“既不公允，对于工商业产销双方影响亦极巨。”因此，“物价无由平抑，工商业日就凋敝。”

　　高利贷利息暴涨：“战前一百元之贷值，以月息一分计算，需息一元。今物价较之战前平均普遍涨起约五千倍。则战前一百元之贷值，今则需五十五元。市息按月估以一角八分，计应解利息九万元。如市息按月二角四分，则需息十二万元（实际黑市高利甚有高至三、四角者），是物价之涨为五千倍，而利息之暴涨竟达五、六万倍以上。虽然骇人听闻，却为铁一般现实。”

　　因之“各地工商业因不能胜高利之重负而倒歇者所见皆是”。

　　外货倾销：上海的汽水业，就因美货可口可乐进口，而大受打击：“各汽水厂商，均为国人资本，在上海设厂制造各种汽水、果汁等饮料，历史悠久，又出品力求改进，然近年为美国可口可乐挟其雄厚资金，运输可口可乐原料进口，由屈氏汽水厂代为装瓶，大量倾销国内各地，以致本国出口汽水销路大受打击，各厂被迫几濒停工，岌岌可危。”因而要求“限制奢侈饮料进口，以节外汇而维国本。”

　　原料价格猛抬：上海杭丝绢生产因原料配给价格提高，而大部分停产：“中信局……斤斤于黑市为籍口，狂提配价，拖延时日，使生产中辍，岂仅危害民族工业，亦刺激物价，倡导涨风，且转瞬中日贸易开放，日本出口物资中列有丝织品二千六百万码。此庞大数字，占吾国丝织厂半年余产量。虽未得许可不能进口，但中信局不以成本配售，使国绸成本增加，尢异奖励日绸走私。抑更有进者，顷据印度电告，印度政府近向日本交换的人造丝，二万五千箱，交丝织厂织绸，抵制外绸运销。以彼帮此举反照中信局提高配价，尤令工业界人士不寒而慄。……鉴于人造丝配价问题拖延之结果，已有大部分厂停止工作，或处半停顿状态。岂仅丝织工业因此毁灭，十余万职工亦生计顿绝。”

　　政府管制：棉纱业，由于管制政策，亦日益凋敝。上海市的情形就是如此：“乃半年以来，其（全国花纱布管理委员会）工作之所表现者，匪特代纺织统购统销举棋不定，治丝益纷，且复阻塞外销，削弱国际市场，所谓管制也者，既失计划，又鲜能力，与属会当初之所预期者相差日远；而与国营纺建公司督导无方，酿成独占企业与民争利之恶果，尤失管制经济之要义。复制工业处此双重压迫之下，日就颓废。”

　　因此，特别管制政策不但不予方便，反而形成“内则原料取给维艰，外则成品输出受扼。”使棉纱复制业“痛遭扼抑”。1947年，棉纺织业三分之二的企业停工。

　　同时，中国纺织建设公司操纵物价，阳为平价，却暗中制造黑市，不公开报价，以抬高棉纱市价，而“受配工厂别无纱源。”只得任其宰割。血本有限，崩溃日迫。

　　类似以上种种原因，其他行业也纷纷倒闭。如重庆面粉厂有一半倒闭。广东省也是“人民在水深火热之中，工商在危困凋零之候。”其他如饮食业、制造业，亦无不如此。

　　又1947年国民政府转新华社抄件，说明上海、重庆、昆明、广州等地工厂倒闭者达一千六百余家。此抄件从多方面说明工商业凋敝情况如下：

　　上海战后，国货业产量仅占战前四分之一，尤于棉纱及丝织业在高利贷商捐税及日货打击下，更奄奄一息。在麦克阿瑟助长下，日本丝织品二十三万伍千码已首次运华，由美商务公司出口。近更喧嚷日本棉纱数十万吨，运销南洋，在上海、香港码头，已日见日本棉纱踪迹。

　　四川省各工矿业，则更凋零。抗战中迁川之工厂四百余家，仅存一百余家，而且照常生产者，仅占一半。

　　广料较大工厂，仅存一家。有四百六十工人，官营士敏土厂和卷烟业，原有工厂五十七个，工人八千人，现仅存十九家，每家工人不上百人。饮料业中，广东实业公司之啤酒、汽水厂，为全市之冠，亦告倒闭。

　　福州工商业遭宴席捐、救火捐、渔民营业捐等二十三种苛捐杂税之剥削嵇征之外，又有层层关卡。因欠纳税而被封闭者，即有十二家。茶园荒芜，达十分之八。福州唯有一建华火柴厂，也因美货排斥而倒闭。日出十万吨纸的福建造纸厂，也告停工。

　　原料出口工业，也日益衰退，如重庆土特产品羊皮、生漆、白腊、丝巾、桐油、青麻、牛皮、木油、漆腊等货内销甚少，因又不能空运出口和长江受阻，大量滞销待出而不能。

　　自1946年11月17日，国民政府公布《修正进口贸易暂停办法》后，中国原料输出和工业大受打击，“几陷停滞”。对此，有张焕章者建议建立进出口联营制度，组织《中国进出口联营公司》，他呈文蒋介石。他说：

　　“溯自修正进出口贸易暂行办法施行以来，因结汇（购买外汇证）损失，几陷停顿；因配额限制，日形萎缩。影响所及，农业产品因国内成本超过国际市场之价格，而无法出口，工业生产因进口原料不敷所需而停工减产。社会经济日趋凋敝，国计民生危如累卵。挽救之图，在扩大输出贸易，以争取外汇，并增加输入原料，促进生产建设。”

　　1947年钢铁工业生产较战前低百分之五十。煤炭工业，也大量减产，如抚顺煤厂日伪时期日产量为二万五千吨。为日本大量掠夺而去，蒋介石收复后，才日产三千吨。整个东北、华北、年产煤才五十万吨，以致用煤不足。

　　由于工商业严重危机和相继停产、倒闭，工人也大量失业据1946年11月报载，北平、南京、上海三大城市失业工人达二百六十五万人。同年12月，上海失业工人达一百三十五万之多。其他各大中城市也有大量失业工人。

　　据1945年10月15日工人请愿团之呈文云失业情况大致如下：

　　“抗战甫告胜利，经济危机即随之而来，首蒙其害者，则为我数百万之劳工。产业工人或因工厂关闭而大批失业；或受紧缩措施陆续被裁；或因减少产量，降低待遇。职业工人如木作、泥水作、蔑作等亦遭经济影响，无形中陷于失业状态。此种趋势现仍继续发展中。”此后失业者急剧增加。

　　至此，蒋政府在经济上已陷于绝境。

　　工农和学生运动

　　工人罢工运动，因工人失业而迅速发展。重庆、上海、西安、天津、蚌埠、开滦等地先后生罢工、怠工约千余起。

　　农民因为粮荒和苛捐杂税，而进行反抗者也到处纷起，全国各省均有发生，尤以四川、陕西、浙江、广东民变最多。四川一省就有一百三十个县发生“民变”。总计全国约有百万人左右参加“民变”，反对蒋政权。

　　全国学生也纷纷游行示威，反内战，反迫害，反饥饿，要民主，此起彼伏，波及全国。同时反对美国扶植日本，反对美国士兵侮辱中国女学生的运动，又和反内战，反饥饿，反迫害相结合，学运怒潮更汹涌澎湃，震撼了蒋的统治，成为倾覆蒋家王朝的一个重要力量。

　　约计有：1945年的“一二·一”，昆明惨案，得到全国各校的响应。同年12月30日北平发生反美军暴行学潮。1947年全国各校纷纷响应北平学潮。同年5月，南京发生“五·二〇”惨案。继之全国各校亦纷起响应。同年6月，重庆发生“六·一”反内战，反饥饿运动。接着全国各校学生纷纷响应。与此同时，爆发了全国性的反美国扶植日本的学潮，一直持续到1948年。同年北平发生“七·五”惨案。全国学生也纷纷响应。

　　1948年的学运，与反蒋，反美斗争紧密结合，像滚滚洪涛，冲击着蒋氏王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