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79章 伊朗国王巴列维 (1)

　　具有讽刺意味的是，在我这辈子认识的所有人当中，我觉得在这部回忆录里必须用一章的篇幅来描写的非家族成员，是伊朗的巴列维国王。虽然我很敬仰巴列维，但我和他只能算是相识。我们之间的关系亲切而正式，他称呼我为“洛克菲勒先生”，我叫他“国王陛下”。在我们所有的会谈中，主要话题是商务。我觉得自己跟巴列维国王的关系将提高大通与伊朗政府打交道时的地位。国王把大通看成是一个金融渠道，对于加快他的国家的经济发展、改善国家的社会福利有帮助。事实上，我跟巴列维之间的关系与我跟大通有业务往来的大多数国家的领导人都很相似。

　　我与巴列维的关联性只是在1979年11月美国驻德黑兰大使馆被占领之后才成为公众密切关注的对象。随着“人质”危机的进展，寻找替罪羊的努力开始了。媒体的报道指控我“强迫”吉米·卡特总统允许巴列维国王于1979年10月进入美国治病，从而美国公众对我与巴列维国王的关系以及他的政权产生了不准确的认识。

　　当媒体得知我和亨利·基辛格以及其他几个人曾经帮助巴列维国王寻找避难场所时—先是在巴哈马，后来是墨西哥—便得出结论说，我们给总统“施加压力”，允许他进入美国。1979年11月18日，伯纳德·格韦茨曼在《纽约时报》的头版写道：“8个月来，卡特先生和万斯先生一直在抵御巴列维国王的美国朋友们的游说，比如银行家戴维·洛克菲勒和前国务卿亨利·基辛格，他们强烈要求不要再把被流放的统治者当成是—用亨利·基辛格的话说—无法找到避难场所的‘飞翔的荷兰人’。”其他人也声称我的动机是贪婪—是出于大通想保留“伊朗巴列维国王数十亿美元资产”的欲望。

　　事实上，我是在巴列维国王被迫离开伊朗两个半月以后才与他取得联系的，而且也仅仅是因为卡特政府似乎已经不再理睬他。几个月以后，当我得知巴列维国王患了癌症后，便将该事通知了卡特政府，但我与美国政府的交流既简短又正式。

　　直到今天之前，我从来没有叙述过我介入这一颇有争议事件的全部真相。

　　穆罕默德·礼萨·巴列维

　　穆罕默德·礼萨·巴列维的宝座要归功于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外国的干预。在后来40年的动荡中，伊朗的巨大石油储备和毗邻苏联的位置确保了西方各国政权认为保持他的地位符合自己的利益。在巴列维国王头30年的统治中，英国在伊朗发挥着主要的政治和经济影响—正如它在一个多世纪里对整个波斯湾地区的影响一样。这一切在1968年发生了变化：哈罗德·威尔逊首相宣布，他的国家将在1971年以前从苏伊士运河以东撤出军事力量。遏制苏联、保护该地区至关重要的石油储备的任务如今移交给了美国。

　　尼克松主义—即要求受到美国支持和援助的较小的地区政权承担遏制共产主义在全世界扩张的相关费用—成了主导性政策，因而在波斯湾，沙特阿拉伯和伊朗成了“两根顶梁柱”。

　　巴列维国王采取行动巩固自己的地位。他系统地清除了政治反对派，将伊朗的经济事务集中掌握在自己的手里。国王寻求改革他的传统主义的伊斯兰社会：他引进公共卫生系统，在伊朗各地设立公立学校，要求男人和女人接受义务教育，推行全民选举，第一次赋予妇女投票的权利。

　　巴列维国王的现代化改革措施遭到了穆斯林神职人员和小商贩的强烈抵制，他们经常猛烈抨击他们眼中由于西方化和繁荣（比如短裙子、牛仔裤、电影和迪斯科）而导致伊朗的伊斯兰文化的堕落。

　　在20世纪70年代初，随着大量的石油收入流入伊朗，巴列维国王将巨额资金投入到了基础设施建设：道路、港口、机场、电气化、医院和学校。他还强调工业的多元化，产生了令人羡慕的超过当时任何一个国家的经济增长率，而这种增长至少持续了几年时间。

　　虽然巴列维国王采取了大量措施将伊朗改造成一个现代化国家，但他的政权也有黑暗的一面。秘密警察组织萨瓦克镇压了那些反对政府或者仅仅是要求有一个更加民主的政治秩序的人们。随着时间的推移，他越来越脱离他自己国家的现实生活，他的政权变得越来越僵化、专制。

　　雪山之会

　　在20世纪70年代以前，我与巴列维国王只有两次短暂的会面：1965年在德黑兰当了一回听众，1968年哈佛大学授予他荣誉学位时我们一起吃了一顿饭。另一方面，大通与伊朗的中央银行马卡兹银行（Bank Markazi）、最大的商业银行梅利银行（Bank Melli）以及十几家其他商业银行一直保持着牢固的代理关系。更重要的是，到了20世纪70年代中期，我们已经成了主宰着伊朗经济的国有公司伊朗国家石油公司（National Iranian Oil Company, NIOC）的经理银行。我们甚至还短暂地渗透到了伊朗受到严格保护的国内金融系统：1957年，我们与拉扎德–弗瑞勒斯公司合伙成立了一家开发银行。但是，伊朗政府后来严格限制我们的股份比例和机构的业务，扼杀了一个很有希望的机会。

　　在后来的10年时间里，我想方设法要在伊朗建立直接的商务金融网点，但没有取得成功。20世纪70年代初，一个现实的机会终于出现了，但我们需要巴列维国王的批准才能继续进行。

　　1974年1月，在第一次“石油冲击”过去刚刚几个月后，当时我们正在前往中东的路上，听说巴列维国王在瑞士滑雪。我和大通的一些同事以及我儿子理查德在圣莫里茨停留，与巴列维国王会面。理查德作了会谈记录。会谈进行了将近两个小时，涉及许多内容。

　　巴列维国王认为，石油价格的确定基础应当是从页岩开采石油的成本—该价格甚至比石油输出国组织卡特尔人为确定的价格还要高。他指出，石油是一种不可再生资源，将在有限的时间里消耗完。因此，高价格是好事，因为这样就能迫使全世界开发新的能源。他说，石油最有价值的应用领域是化工业，而我们应当用其他能源当燃料。他强调，石油高价对于工业国家来说有益而无害。

　　巴列维国王展望了由于石油价格提高而给他的国家—伊朗—带来的辉煌未来。他向我们保证，伊朗将成为一个工业强国。在25年之内，它会与美国、苏联、中国和巴西并驾齐驱，成为世界五大经济大国。他错误地断言—但我没有向他提出质疑—德黑兰已经取代贝鲁特，成为中东的金融中心，且用不了多久就会挑战伦敦和纽约。

　　我们的两小时谈话—那是我和他交谈最久的一次—涉及了许多话题，从苏联对伊朗的设想到尼克松总统及其“水门事件”的烦恼。亨利·基辛格曾经告诉我，巴列维国王是个极其精明的人，能够牢牢把握住国际形势。我当然也有同感，但在他就许多问题的判断方面，也不乏傲慢自负；他的断言论据不充分，严重脱离政治和经济现实。

　　巴列维国王仿佛认为，由于他相信某件事，那件事就自动会成为一种现实。我坐在那里听着他描绘自己对伊朗帝国重新恢复远古时期玛代人及波斯人之辉煌的惊人设想，脑海里出现了“狂妄、自负”的词。他似乎并不关心石油价格的上涨已经给全球经济带来的混乱，更不用说自己那些肆无忌惮的提议会产生什么样的后果了。

　　几天以后，我在德黑兰与理查德·赫尔姆斯大使讨论了会谈的情况。理查德刚刚离开美国中央情报局局长的职位，最近才就任大使。他感觉伊朗人的确“趾高气扬”。石油财富以及他们在海湾的主导性军事地位—在很大程度上得益于美国的援助—已经改变了伊朗的战略和经济地位。但是，赫尔姆斯还指出：“他们最大的问题是，他们有钱，有原料，但没有经过培训的必要人力来进行管理。也许比这更加严重的是，部长们缺乏足够的精明和经验来应对突如其来的巨大财富给政府带来的额外的复杂性。”

　　“真正够规模的买卖”

　　我在圣莫里茨停留的目的不是为了挖掘巴列维国王在地缘政治方面的经验，而是要讨论大通银行购买一家伊朗商业银行的权益的打算。6个月以前，在他访问华盛顿期间，我在布莱尔国宾馆与他短暂会面时曾经向他提出过这个问题。巴列维国王当时正在与美国谈判一项经济和军火协议。他授权我探讨收购一家伊朗银行的可能性。但是，我们被允许接触的两家银行—用婉转的词语形容—管理很糟糕，现金价值为负数。

　　当我在圣莫里茨告诉巴列维国王这不是大通银行希望寻求的机会时，他表示理解，并说：“可能最好的办法是允许成立一家全新的银行。我最近批准了两三家新招商银行，所以为什么不再批准一家呢？”他说他会在当天晚上给德黑兰发电报，给予必要的指示。他鼓励我不要参与小型商业贷款，而是干些“真正够规模的买卖”。

　　巴列维国王言出必行。在后来的一年半时间里，我们与国有的工业信贷银行（Industrial Credit Bank）一起组建成立了伊朗国际银行（International Bank of Iran, IBI），投资于经济发展项目，并帮助建立一个伊朗资本市场。大通投资了1 260万美元，拥有新银行35%的股份。巴列维国王的帮助是关键的，但那是他唯一一次为了大通进行干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