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26章 圈子(5)

　　我本来以为就是这么一说，艺术上的很多事情，出点子的过程是最有意思的，一旦到了执行的时候大家都打退堂鼓，太麻烦了。所以我参与的这种讨论大部分就都停留在想法阶段。我没有想到宁瀛是这么认真的人，做事特别麻利，在我们瞎胡闹到天亮以后没多长时间，她的故事梗概、拍摄计划、场地、人员就都搞定了。宁瀛做决定的速度和信心是我非常佩服的。我是那种优柔寡断，三分钟一个主意的人，大部分时间我真的不知道我要什么。宁瀛完全相反，我介绍她用我妈妈家做场地，她去看了一回就说史家胡同51号如果不拍电影就糟蹋了，然后就拍板定了。我和妈妈都被弄得措手不及，剧组是个有强大破坏能力的团体，我一不留神带回家了。

　　索拉的风格和宁瀛完全不一样，她没有任何计划、秩序，只有用不完的、上好的灵感。我没有见过任何艺术家比她的感觉更加到位，其数量、质量和速度都是惊人的。看她发挥的时候，我有被一架B-52轰炸的感觉，灵感劈头盖脸就过来了，让你无法躲藏她的智慧。我向来认为我是个聪明人，别人说什么我都接得上茬，只是到索拉这儿我有点紧张，她太快了。不管在生活还是艺术上，索拉是一个非常大方的人，她把自己的艺术灵感可以毫无保留地为朋友的项目全部奉献出来。我参加过一些策划会或者类似的艺术家聚会，大部分人都是有保留地参加，他们都很在乎自己的灵感，怕别人偷自己的创意，特别是朋友。索拉根本没有这个意识，对于她来讲，这不是奉献，这就是她的生活。

　　拍摄的准备工作似乎很顺利，而最后碰到的难题是演员自己。宁瀛的理念我能够理解，她认为40多岁中国女人的经历是这个世界找不到的，因为她们在前半生感受了别的国家几百年的变迁，电影的故事梗概不过是个骨头架子，而其血肉是我们四个人的经历。对我们所有人来讲这是个难题，什么时候我们是自己，什么时候我们是角色，两者如何吻合，这种技巧对于专业和非专业都是挑战，不管谁都会有心理障碍。我们的一些伤感和困惑正是我们想隐瞒和忘却的，在摄像机前面演自己和脱光了没有什么两样的，一个暴露的是躯体，另一个是灵魂。

　　“你头再抬一点。”导演说。

　　“这样吗？”拉拉毫无感觉地摆了一个姿势。

　　“不行！你给你自己脸上找点光！”

　　拉拉随便晃动了一下自己的身子，脑袋又往影子里面钻了两寸，然后嬉皮笑脸地看着导演说：“是这儿吗？”

　　导演几乎绝望地离开监视荧屏，深呼吸、咳嗽、叹气、想办法、用意大利文骂娘。

　　拉拉一点不明白导演为什么着急，调皮地小声问：“她怎么了？我做错啦？她干吗不拍了？”

　　导演忽然转身，冲着拉拉说：“你说，你觉得你想摆什么样的姿势？”

　　“这样好看吗？”拉拉懒洋洋地做了个幽灵般的动作，然后说，“我觉得我就应该是这个状态的。”

　　导演看了看她，看了看摄像机，又看了看她：“那行，你就在这儿。”然后对剧组人员说：“换机位，调灯光。”马上，屋子里的人都动起来，导演也去帮忙调光。我们四个人在那儿小声聊天，不知道谁又说了个笑话，拉拉笑得前仰后歪，正在这时候，导演回来了，机位刚挪好，灯光刚调完，拉拉却在大摇大摆地笑着。

　　“我×你大爷的，索拉·刘，你他妈怎么又动了！！！”

　　4拍电影是工作，真的不好玩。宁瀛来回地告诉我们，电影就是把生活解构了，变成技术上可以处理的镜头。我也发现演电影和话剧是两码事，电影就是无数次的排练，对演员来讲话剧最终总有两个钟头是完全属于演员的，而电影是属于导演的。由此推测，演床上戏可能是最痛苦的工作，永远不可能有任何享受。

　　电影拍完之后我们三个人几乎有意识地三个多星期不来往，我们需要缓一下，特别是宁瀛和索拉之间。她们俩从互相欣赏到互相折腾、争执，需要重新认识自己的友情。不见面是非常明智的。我自己是最怕这种友情被破坏了，和朋友合作不成功的阴影永远让我难受。她们两个是我认识最杰出的两个女艺术家，我和她们在一起高兴，我怕以后就没以前那么好玩了。

　　上个月我过生日，朋友给我开了一个惊喜派对，我看见索拉和宁瀛又像原来一样嘻嘻哈哈，谈笑风生，这就是我最好的生日礼物。

　　我眼里的姜文（一）

　　姜文回来晚了，他到的时候我和窦文涛已经在他办公室聊上了。他乐呵呵进来，我俩拥抱了一下，他说，“好久没见了，姐姐。”

　　“就是，”我答道，“你女朋友问你好。”

　　这是一个十几年的“玩笑”。那时候我妈妈刚动完一个大手术，在家里恢复，情绪不太好。姜文来玩儿，看见我妈一脸忧虑，张口就说：“章阿姨，您当我女朋友吧，您真是女的里头最漂亮的，您就答应了吧。”我妈立刻笑了。之后就留下话柄，姜文看见我总得问一句，我女朋友好吗？我总把话带给我妈，她嘴上说，还那么没大没小，但是脸上却是笑嘻嘻的。

　　我有日子没到姜文在劳动人民文化宫里的办公室了，至少有五六年，但是一切照旧，没翻新、没变样。这里的沙发都是皮的，而且巨大，几年折旧反而显得贵气了，像那种卡斯特罗、海明威坐在里面抽雪茄的沙发。墙上有很多电影海报，都是他导演的电影，没有一个他演的。但是最醒目的位置——他自己办公桌的后面那堵墙，还是留给了他10岁左右闺女的作品，而且每张画都用了很夸张的镜框，好像都是达·芬奇手迹似的。办公桌旁边多了一个画架子，上面有一幅画了一半的油画，从画架的高矮可以看出来这也是他闺女的。可以想象这父女俩一个坐着办公，另外一个站在旁边作画。办公桌上面有他儿子的照片，旁边有个立地灯，上面扣着一个巴拿马帽子，桌子上有一瓶万宝龙的钢笔水，这是整个办公室里唯一一件所谓“名牌”东西。

　　“你俩认识多长时间了？”窦文涛问。想了想，得有20年了。那时候姜文刚刚拍完《红高粱》。我们俩是邻居，我家在史家胡同，他家就在北面的内务部街。他当了明星以后，我们那一片胡同里盛传一个姜文扛煤气罐的段子：

　　姜文父母去换煤气罐，片管想见他们的明星儿子，就是不给换，非要姜文自己过来。没办法，姜文只好去了。到了换煤气罐的地方，片管刁难他，说唱一段吧。姜文看了一眼地上的煤气罐，二话没说，抡到肩膀上扛着，然后大摇大摆地唱着“妹妹你大胆地往前走”把煤气罐扛回家了。当时胡同里面一片赞扬：这才是大老爷们儿！

　　我那时候也是怀着“瞅一眼我们胡同里的大老爷们儿明星”心态，在一个大雨天去姜文他们家找他，把他和顾长卫叫到我家里去听陈凯歌的一段录音，讲一个要在纽约拍的剧本。我就得去他家，但是理由早忘得一干二净，还是这次姜文提醒我才想起来，那个剧本叫《毛主义者在纽约》，是个黑色幽默的片子，讲一个穷困潦倒、住地下室、在中餐厅端盘子送外卖的中国艺术家，有天半夜回家看见一个画廊里面Andy Warhol的作品“毛泽东”，标价好几万美金，非常不服气，心说天安门城楼上都是我画的，凭什么我送外卖，这老外倒能画毛主席赚大钱？！

　　“那剧本后来怎么没拍？”姜文问。

　　“好像没人出钱吧。”我说，真的记不清楚了。

　　再转头看一眼窦文涛，诧异的眼光看着我，我心想，他八成不信我曾经干过这么傻的事儿，跟传达中央文件一样让人家听录音。

　　虽然认识很长时间，但是见面并不多，正经聊天也就两三次，都是围绕拍电影的事务性主题，和艺术不沾边的事情。其他时候都是一群朋友在一起吃喝玩乐，瞎聊，没几句正经话。这次我是正经约他出来聊他的新作品，《太阳照常升起》，一方面想登在博客上，另外就是给《乐》作为影评登出来。但是姜文是没有任何“白领意识”的人，你跟他说，咱们哪天几点见，他的回答是，没问题，再联系，这对我这种外企训练出来的人太挑战了，啥意思？怎么讲？如此约来约去短信无数，中间我们家松树被闪电劈了，有惊无险，姜文还就此写了个七律，然后还有一段宋词，可惜我手机丢了，全没了。最后，还是窦文涛把这事情给定下来，8月21号，先去姜文办公室涮肉，然后再去凤凰馆录像，7点开饭。

　　“先看一下片花儿吧。”他办公室的小伙子跟我说，我那天早到了一个小时。“姜老师陪他父母钓鱼去了，正在回来的路上。”真有闲心，我心说，马上就要威尼斯和李安PK了，他钓鱼去了。在姜文的小放映室里面我看了一个3分钟的片花，17分钟的Making Of。看完之后，我又让小伙子给我放了一遍。

　　“怎么样？有点high吧？”他问我。

　　“High”是对《太阳照常升起》最恰当的形容词。最来劲儿的是陈冲在里面演的一个花痴，我敢说是她最出色的表演，失恋的人看了也会为爱情再high一次。我才看了点片花，也的确有点high了。

　　（待续）

　　我眼里的姜文（二）

　　姜文44岁那年，之前7年不能干导演这活儿，也就是说，他从37岁到44岁不能有自己的作品。Francis Ford Coppola在37岁到44岁之间导演了《现代启示录》，电视剧版《教父》、《One from the Heart》和《Rumble Fish》，共4部作品；Steven Spielberg在37岁到44岁之间的作品有两部印第安纳·琼斯的历险片，还有《紫色》、《太阳帝国》、《Stroke of Genius》、《Always》、《Hook》和《The Visionary》，一共8部电影；而Stanley Kubrick在37岁到44岁之间只导演了两部作品：《2001：Space Odessey》和《发条橙》，两部巨作。一个导演在37岁到44岁之间不能拍片子，是一件非常残酷的事情，看Spielburg的7年，几乎是大跃进中的高产田，再看Kubrick，就发现好东西还是需要时间，需要沉得住气。但是不让拍和不愿意拍还是非常不一样的事情，碰到前者，导演要有上好的心态才不会被怨气彻底淹没掉。

　　这7年里，姜文没什么怨气，他是将计就计，像个酿酒师，他这7年就守着这一茬好酒，等着它出窖。在和美国《先驱报》记者的谈话中他说道：“别人的电影是鸡尾酒，兑点水，兑点果汁，我的电影就是纯Vodka。”我看了《三联生活周刊》里面对姜文的报道，说到电影的名字——《太阳照常升起》，讨论得很深，海明威、《圣经》都有了。我看了片花以后觉得，这不就是“姜文照常升起”吗？他的作为有点像Kubrick，憋就憋出一个让你看完以后天翻地覆的电影。我记得在美国上中学的时候看了《发条橙》，我们突然对权势和暴力有了崭新的认识，说实话，这比看《甘地》要深刻得多。我同班的几个男生，看完电影就开始装扮成电影里面的主人翁，一只眼睛画了黑眼线，戴着假睫毛。他们是向Kubrick致敬，是想说，Hey，我们明白了，你太牛了。结果是把老师和家长吓坏了，以为他们要学电影里面的小流氓去打砸抢，这几个男生被勒令穿“正常”衣服上学，就好像电影里面的专制在我们眼前重演。为了抗议学校的命令，我们有一天都画了一只眼睛去上学，这就是电影的力量，真的能让你high。如果我的感觉没有错的话，《太阳照常升起》对已经急功近利二十多年的中国人应该有同样的作用——它应该唤起我们的人性，释放我们对生活的欲望，超过物质，超过一切。

　　好的作品还是需要宣传的，而作为一名电影工作者，姜文的软肋，是他不会老王卖瓜。这事儿可以从他对访谈节目的畏惧说起。作为朋友，他算非常义气的，我办杂志需要他帮忙都是有求必应。两年前，我在旅游卫视主持一个半夜三更的谈话节目，叫《大人在说话》，为了提高收视率，想请姜文来撑个门面，做一回嘉宾。我给他发了两个短信，他都不理我，最后只好打电话追。他支支吾吾地说：“姐，这事情对你是特别、特别重要吗？”我简直不敢相信，这么牛的演员居然“怵”一个谈话节目。“真的，”他说，“演戏的时候不是我，是我的角色冲着镜头，这我行。我冲着镜头就一点都不行。”

　　录《锵锵三人行》那天本来是9点进棚，结果拖拖拉拉，等我们出发的时候，棚里来电话说已经来不及了，有个直播节目要用棚，只好晚上11点再录。我和窦文涛坐着聊天，姜文说他去歇会儿。等他关了门，窦文涛问我：“他真的这么紧张？”我给他讲了请姜文上《大人在说话》的事儿。他很认真地说，那咱们得好好想想，怎么样让他放松下来。我们就商量了一个计划。当然，录的时候根本和计划没关系，窦文涛的思维实在太快，说话更是神速，灯一亮，他就开了个尖锐的玩笑，说这次威尼斯姜文得奖有点悬，因为张艺谋是评委会主席。姜文笑了，赶紧说，不会，不会。还解释说评委会主席到时候也不一定能左右评委的选择。我脑子蒙了，想说我不太同意姜文的说法，四部中文电影，一个中国评委，我觉得，这评委不管是谁都是起作用的，何况是张艺谋，还是主席的位子。但是还没来得及说，窦文涛的话题已经又转了，下面三分钟，我脑子一片空白，只有一个想法，我怎么跟上他、跟上他。别说姜文了，上《锵锵》我也害怕。

　　姜文真的不是炒作高手，录《锵锵》之前，他突然要求在节目上喝点香槟，然后自己挖苦自己地说：“咳，酒壮人胆。”在化妆间他有说有笑，一进棚就开始紧张，好玩的段子给编导、化妆师都讲了，就是忘在棚里再说一遍。比如，他的作曲是日本的久石让，老先生问姜文，你要什么样的音乐，姜文就拿出几段他觉得靠谱的音乐给久石让听，说我就要这样的。听完之后，老先生说，你知道这些音乐都是莫扎特写的。姜文想都没想回答道，那你就写得比他好一点儿就行了。

　　对姜文来讲，上《锵锵》说话，其目的肯定是为片子做宣传。然而《锵锵》一集21分钟里，他至少花了5分钟时间说他怎么羡慕张艺谋，因为张艺谋有个张伟平，张伟平又特别能干，特别会做宣传。我心说，你要是真有个张伟平，他绝对不允许你用这宝贵时间说别人家的事。

　　节目录了一半，我脑子开了个小差，突然想起那17分钟Making Of里面一个镜头，应该是杀青时候拍的：所有主创人员站在一个阳台上向镜头招手，姜文站在正中间，他向镜头挥了一下手，然后就把脸转向右边，好像在看一个很远的地方，他的思想似乎离他站着的地方很远，很远。我的猜想是，也就是这一刻，他意识到电影拍完了，他要走出梦境，重新进入现实，这可真是一件high不起来的事情。

　　（待续）

　　我眼里的姜文（三）

　　终于，我看了《太阳照常升起》。

　　这是一部非常私密的影片，作为观众，你在窥视一个艺术家的内心世界，有的片段，你甚至会觉得不好意思。影片绚丽的色彩和跳换的景观是姜文梦中的乌托邦，而就跟梦境一样，没有什么必要的逻辑关系；就像其他报道所言，“视觉的盛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