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28章 圈子(7)

　　我的老同学的管理方式可以说是比较注重Team work，就是团队精神。这是外国人的一套，现在在中国公司里面也开始流行。很多大公司经常把一队人马拉到荒郊野外过一个周末，其中一个训练项目是让一个人倒在他同事的怀抱中，这叫Trust building，让同事之间建立信任。我看这招没戏，设想大老婆倒下的时刻这些其他老婆会抱她吗？别做梦了。摔死大老婆还不恐怖，真正的噩梦是如果老婆们抱团开始整治你，那就惨了。

　　我的老同学就是这样的下场。两个女儿落地以后，他开始为四个女人的生活奔命，长期出差在外。据说，有天回到家中，发现他的照片在客厅消失，两个老婆的性倾向在他出门的时候发生变化，决定把他驱逐在大床之外，有用的时候叫他上来就可以了。所以Team work是很危险的尝试。

　　我外公的做法应该叫Compartmentalize，就是部门化，好像这是老掉牙的管理方式，说是不能激发员工的积极性和创造性，但是我想有N个女人的男人大概不需要这些女人发挥什么创造性，要以安定、太平为第一目的。没有兴奋点就没有吧。所以这还是非常可以借鉴的管理方式。事实也证明，虽然我外公从来没有像同学那样莺歌燕舞，但是终归还是地久天长。

　　还有第三种，跟中国民营企业管理方式非常相似——就是靠个人魅力。这种管理方式可以说跟意大利情圣Casanova差不多。这个伟大的情人完全依靠个人魅力征服了很多女人，他伟大的地方在于，和他在一起的时候，每个女人都感到是他的终极恋人。民营企业老板也一样，靠个人魅力拢住一群人，不管他找多少人谈话，你总觉得他下一个肯定提拔你。这种方式就是累，而且长期效益不是非常好，就像Casanova，最后穷困潦倒，把身体也搞得非常糟糕。

　　作为女人，我当然不喜欢男人花心，但是实在看不得一团混乱的管理，不仅自己累着，还制造了一批怨妇、弃女，有损于和谐社会的建立。

　　最后还要加一句，今年春节的最后一天我在一个商场里面碰到我的老同学，他的确显得比以前疲惫，而且非常低调，说是要买个小小的剃须刀，然后就匆匆地走了。

　　嘉宾油条

　　我第一次当电视嘉宾着实比较激动，大事啊！这是好多年以前，上张越主持的《半边天》节目，我打扮了半天，到了棚里，坐在一个大沙发上，灯一开，我就紧张。一会儿，听见对面摄影师说：“请嘉宾再往左一点。”我没动，不知道是说我，摄影师又重复了两遍，我还是像僵尸一样挺在沙发里，张越轻轻提醒我：“您再往左一点。”

　　我才恍然大悟，大声冲摄影师说：“我叫洪晃，不姓贾。那叫贾宾的客人好像还没来。”

　　棚里所有人都大笑，我弄一大红脸，那节目说的是什么我一点都不记得，反正后来张越再也没请我。

　　再后来一次是和潘石屹一起上节目，是老潘叫我去的，因为我老央求他帮我的杂志做点宣传。录制安排在一早8点，我还是一样的激动，5点起来，乔装打扮，到了地方，制片跟我说，你是房主吧？我说不是，制片跟导演小声商量了一下，然后问我是否了解现代城的房子，我说了解，制片松口气，说那就行了。等节目播出后，我发现字幕上把我标为：洪晃，房主。我费劲儿插进去讲杂志的几句话，全给删了。

　　我认识许知远就是因为我俩一起当电视台嘉宾。那时候我好像已经有点经验了。那天的主题是“美人经济”，等我们坐稳，安上麦克，主持人摇摇晃晃入位，眼睛的焦点是虚的。开场白还没说完，冷汗已经从他额头流到下巴了。眼瞅着要晕倒。正当我们这俩嘉宾替他揪把汗的时候，他主动对剧组说，我不行了，能再歇会儿吗？我们松口气，导演马上安排人把他搀扶下去，然后跟我们解释，为了赶春节节目主持人带病工作两天了，我们说应该给他吃药，导演说，上午去医院吊点滴，回来又逼他喝了四罐红牛，应该没事儿。

　　四罐红牛！我和许知远吓傻了，牲口也没这么用的！怪不得后来他们说，做电视就是把女的当男的用，把男的当牲口用。

　　除了做播出的节目，要混嘉宾油子就得献身拍样片。有一次，央视一个主持人找我们策划一个轻松的周末话题节目，英文的。我和一位英俊的教授提了几个话题之后，主持人批评我们太保守，说，放开点，我们现在要娱乐大众！他这么一煽惑，我们就嘴无遮拦地乱说了一些，我当然没什么新鲜的，都是男男女女，没正经的，比如“娶外国媳妇的十个注意事项”等等。策划案递上去两个星期之后，主持人终于来电话说要拍个样片，我激动地问：说哪个话题？他回答道：自行车。我彻底傻了。

　　录制那天，我们三个人坐在极不舒服的吧台椅上面，基本上是这种对话：

　　“我经常以骑自行车为锻炼，你哪？”

　　“啊，好主意，我也是，你哪？”

　　“我也是，北京是个盆地，很适合骑自行车的。”

　　疯掉。节目当然没戏。还英文呛呛三人行哪！

　　久而久之，就混成了嘉宾油子，别麦克很流利，接过来就往衣服里面塞，知道不穿白的，显胖；不穿条子的，容易走形；化妆也知道告诉人家多在下巴下面来点影子，省得镜头前出来俩下巴。

　　现在想想，有那时间，还不如多写几篇博。

　　预防艾滋病的方法（二）

　　老去电视台当嘉宾，脑子会坏掉。

　　想当年，法西斯拷问反法西斯就是把好几千兆的灯泡照在脸上，逼着他们说实话，据说再坚强的反法西斯战士，给大灯泡照了三五个小时之后，也很难接着编故事给法西斯听了，做嘉宾就跟被拷问差不多，五十多个大灯泡，全照你脸上，你得坚持满脸堆笑地装孙子说假话，还不许带脏字。就算拷问你的都是客客气气的美女帅哥，但是高温下你脑子照样被烤成糨糊。最近发现我有点糊涂了，估计就是嘉宾当多了。

　　就说那个星期吧，我当了两回嘉宾，第一回是在计生委的摄影棚里面给北京电视台财经频道一个叫《名人堂》的节目，估计是跟上海财经频道《波士堂》叫板的。我当天肚子疼，有点想逃，但是想想都答应人家了，吃了两片散力疼，还是去了。进了化妆间，看见马艳丽，她脸色极不好看，苍白，人懒洋洋地半躺在沙发里，“晃姐，你今天多说点吧，我身体不舒服。”我顿时有被审判之前两个难友的感觉。

　　做嘉宾的一大任务是等，等化妆师，等观众，等现场，等主持人，这次节目也不例外。我站在后台一个声音巨大的喷雾器旁边等着主持人叫我名字，突然看见在一大堆杂物中间有一块道具牌子，上面只写着：“预防艾滋病方法（二）”几个字，我就想，安全套肯定是（一），这（二）是什么？怎么想也想不起来，真是脑子出问题了。正琢磨着，主持人叫我名字了，然后烟雾器“砰！砰！”两声喷出来一堆白烟，我立刻看不见台阶，一只脚差点踩空，趔趄着就算上场了。节目里说了什么我记不得了，博客长博客短，但是事情都过去几天了，我还在琢磨“预防艾滋病方法（二）”到底是什么。

　　第二次是去了中央九做英文节目，说的还是博客长博客短，而我只记得化妆间的抽屉里面至少有二十多盒MAC的粉底，还有几十块专业的粉扑，桌子上还有七八瓶Bobbi Brown，我当时想，还是央视有钱，化妆品都是一流的，记得有一次我在上海文化宫做节目，等了一个多钟头以后，化妆师右手缠着纱布终于出现了，“对不起哦，洪小姐，”他说，“我被公共汽车门夹了一下。”然后他用他的大拇指和小指头拿起一支小商品市场买的眼线笔，冲着我眼睛颤悠地就过来了。但是央视的卫生间真是最糟糕的，百米外就可以闻到，和化妆间的MAC不太般配。

　　看出来了吧，我的脑子已经被烤坏了，做节目的前后我已经语无伦次，胡思乱想了。倒是有个想法，与其说当这么多嘉宾还不如自己主持，弄个节目，把“预防艾滋病方法（二）”之类的问题搞搞清楚。

　　上流社会，下流车

　　几年以前我买了一辆鲜黄色的小POLO，公司里一个酷爱名牌的小孩儿给我提意见，认为我开这么一辆小车给公司丢脸。我却以为车就是交通工具，太讲究了反而累赘，开着怕蹭了，停下怕剐了，再说，我虽然不穷，但也没富裕到眼都不眨，就能花个几十万买辆豪华车的地步。

　　还不到一周，这“名牌小孩儿”的话就在一家豪华餐厅门口得到了印证。餐厅在北京很有名，据说都是有身份的人在这里请客，门口的服务周到，有“代客泊车”一项。我到饭店门口的时候，前面有一辆BMW，车主明显是常客，只见门童半鞠躬地替车主开门，轻声地说了声：“X总，您来了。”车主没有回答，看都没看门童，拿着车钥匙的手一松，门童立刻伸手接住，就这样，在没有任何皮肤接触的情况下，“代客泊车”完成了。等我把车开到门口时，门童没给我开门，反而敲了敲我的玻璃让我开车窗，然后他不太客气地问道：

　　“是来吃饭吗？”

　　我点点头。

　　“那就下来吧。”

　　“你能帮我停车，是吗？”我停车技术相当差。

　　“嗯，不收你钱，”门童看都不看我一眼地说，“车钥匙放车里就行了。”

　　这天请客的是一位英国上流社会的夫人，可能还有个什么爵位。这夫人是个大闷棍，可以没有语调地自说自话一个多钟头，特别是关于英国上流社会的花园，只要你问一句：请问花园里面到底应该种什么样的月季，她就开始滔滔不绝、平声调地演说，你可以闷头吃饭、上厕所，甚至找个漂亮服务生在卫生间做爱，把这些动作都完成后回到座位上，保你她还在说她花园里的月季。我发现这个毛病在上流社会很普遍，上流社会的人比较喜欢听自己说话，他们都在跟自己的声音和身份热恋着。

　　上流社会在世界各国，包括中国是存在的，但是我想应该还是上流的思想，上流的艺术，上流的交谈，并不只是上流的物质。但是我懂个屁，我这个开下流车的人。

　　为了让所有开经济实惠型小车的人出口恶气，我说个下流笑话跟大家分享：

　　在森林里，大象和老鼠是好朋友，有一天，雨过天晴，它们一起出去散步，一边走，一边聊天。谈论森林里面的大事。突然，小老鼠不见了。

　　“你去哪儿啦？”大象问。

　　“救救我，”小老鼠声嘶力竭地喊道，“我掉泥坑里了！”

　　大象赶紧回头，发现小老鼠果真掉进了一个很深的泥坑。

　　大象马上把大鼻子伸进泥坑，不够长，没办法，大象只好抖擞一下，把它的大鸡鸡伸进泥坑，小老鼠顺着大象的大鸡鸡爬上来，得救了。

　　再走了一会儿，大象不见了。

　　“大象，你去哪儿了？”小老鼠喊道。

　　“救救我，”大象说，“我也掉泥坑里面了。”

　　小老鼠赶紧回头，发现果然大象掉进了一个更深的泥坑。

　　“我有什么办法，”小老鼠说，“我就是个小老鼠！”

　　“救救我吧。”大象恳求道。

　　小老鼠只好狂奔回家，打开车库，开着一辆奔驰到泥坑旁边，用一根绳子套住大象的脖子，另一头拴在奔驰车上，狠狠一脚油门，没戏，大象太重了。小老鼠只好又回家，把BMW开出来，又试了一下，还是没戏；最后，小老鼠只好把最心爱的劳斯莱斯开出来，使出吃奶的劲儿给了一脚油，大象终于被拉出来了。

　　这个故事的寓言是：鸡鸡大，就不用买豪华车。

　　《无穷动》的后遗症（一）

　　——“索拉·刘”

　　拍戏的时候，只要宁瀛大吼一声“索拉·刘！”我们就知道这位大才女又犯错误了。我回忆了一下，导演骂得最厉害的就是这“索拉·刘”。

　　整个拍摄过程中，索拉就是个倒霉蛋。宁瀛给她的第一个任务就是挑衅所有演员，当然除了我妈以外，这个她们谁也不敢。挑斗的方式是找每个人个别谈话，只说缺点，找软的地方掐，说哭了为止。有的演员干脆给说没了，留下来的都恨死刘索拉，特别是平燕妮，戏中的“叶太太”，她和索拉已经是二十多年的朋友，高高兴兴来到剧组，上来就被刘索拉彻底损了一顿，疯掉，立刻回家准备了一箩筐的话往狠了报复。李勤勤还好，她是我们中间唯一的专业演员，大概早就熟悉了导演这种玩人的小把戏，虽然见完索拉也是鼻涕一把泪一把，但是拍戏的时候没报复她，就算过去了。我已经做好所有思想准备，但是宁瀛看见我的面目已经足够狰狞，就说算了，唯一这个不懂事的索拉·刘，还乐呵呵地说：“干吗不让我损她啊？我非把她说哭了，叫她当喜剧演员。”现在回想一下，她要真这么干，我一定利用在我家拍摄的有利条件，叫她连口热水都喝不上，弄死她。

　　索拉现在不一定会承认，但是她头一天来到剧组绝对是来玩儿的感觉，还带着老公。这天宁瀛特意安排了一些比较轻的戏——打麻将。由于从开拍以后，这是头一回四个人都到场，大家都有点激动。只有宁瀛紧皱着眉头，看着我们在一旁有说有笑，忍不住说：“你们能不能安静点，等待会儿拍的时候再说。”我们怎么听得进去，都是熟人，哇啦哇啦穷聊。等到导演和剧组把现场搞定，灯光亮了，我们都在位置上，导演喊了声“开始！”我们都不会说话了。

　　“停！”宁瀛喊道，“你们怎么都不说话了？”

　　“没台词啊，导演。”我们七嘴八舌地说。

　　“这儿不用台词，你们就着刚才的话题聊吧，”宁瀛想了一下，接着说，“刚才你们不是在聊婚后性生活吗？就接着这个话题说吧。好，开始！”

　　灯光亮了，场上仍然静悄悄的，大家都开始紧张，突然有人大声说：“聊什么啊，导演，那话对着镜头说，合适吗？！”我们哄堂大笑。再转脸看宁瀛，那眼神恨不得把我们都吃了。

　　就这么磨叽了几个钟头，宁瀛放弃了拍摄，说：“坐下来，把你们刚才说的话都重说一遍。”我们一个个都支支吾吾，有点拿不住导演葫芦里面卖的什么药。

　　“更年期没什么，挺好的。”又是刘索拉第一个放炮，“真的，没事。”

　　宁瀛噼里啪啦地打字。

　　“好什么呀，”平燕妮说，“革命人永远年轻，你更我不更。”

　　过了几天，宁瀛对索拉说：“这场戏，你从外面进来，就说更年期的事。”

　　“我干吗一进门就说更年期啊？”索拉吃惊地说，“多怪啊。”

　　“你那天还说更年期挺好的。”宁瀛提醒她。

　　“我说了吗？”索拉有点糊涂了，或者在装糊涂。

　　宁瀛立刻递过来一张打印出来的纸说：“说了，我都记下来了。你自己看看。”

　　索拉立刻哑巴了。

　　拍摄开始了，“索拉·刘”这个倒霉蛋推门进来，大声说：“告诉你们，我更啦！”

　　《无穷动》的后遗症（二）

　　——要送信，能杀人的电影

　　英文里面Message是个双意词：一是信息，口信；二是作品里面的深层的含义。很多年前，一个有抱负的导演和米高梅的大老板Samuel Goldwyn争吵起来，导演说他拍的电影里面有一个Message，一个深层的含义，这位大老板马上反击道：

　　“This is a movie，if you want to send a message，use western union.”（这是个电影，要送信，找邮局去。）

　　宁瀛就是那种偏要用电影送信的导演。

　　几年前，我是通过索拉认识宁瀛的，属于那种一拍即合、没有什么磨合期的朋友，几乎每个周末都要在一起吃饭，吃完饭我们三个人聊天、八卦、说别人坏话，三个男人在桌子的另一头玩牌、抽烟斗，鼓弄古董表、怀表。一般过了午夜，总是桌子那头的男人扛不住了，说声：“回家吧，你们怎么老这么没完没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