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30章 圈子(9)

　　“我他妈才发现，这小没良心的在美国八成有个男朋友。”他一屁股坐沙发上，喘着粗气说。“丫他妈敢骗我，”他气急败坏地说，“你把她美国签证全给废了，你。”“这事我可办不成，”我说，“你好好跟她谈谈。”

　　他安静了一会儿，然后说，“你给她打电话。”

　　“我？”我吃惊地问，“我能跟她说什么？”

　　“我他妈刚才骂她是婊子来着，她现在不接我电话。”

　　“那好吧，”我说，“我来打，你把号码给我。”

　　我拨通了电话，递给大奸商。他一把抓过话筒，然后使出吃奶的劲儿，吼道：“我×你妈！”然后一屁股瘫在沙发里，抱着脑袋呜呜地哭起来。我听见话筒里面也是一片尖叫、哭声和骂声，我真是不知所措，挂上也不是，不挂上也不是。

　　“怎么办？”我问大奸商。他一边擦鼻涕一边说：“你说，你已经把她签证吊销了，她不能去找她那王八蛋。”

　　“这没用，”我说，“你还是好好跟她说说吧。”

　　大奸商站起来，镇定了一下，问我：“英文，×你妈怎么说？”

　　“Fuck you.”我说。

　　“Fuck you？”大奸商说，“这太好记了。”说完了，就把电话一把从我手里抢过来说：“Fuck you！我也会说英文，他有什么了不起的，不就一破研究生嘛。”

　　说完了又把电话扔给我。我立刻听见电话里面花脸情人大声说：“Fuck you？你做梦吧你！你不就那点臭钱嘛，我再不Fuck you啦，我×你妈！”

　　“你别说了行吗？到我办公室来跟他好好谈谈。”我实在听不下去了，说，“我不能吊销你那签证，他也能把你那机票给退了，你别闹了，过来，有话好好说。”

　　她把电话挂了，我也不知道她会不会过来。大奸商又走过来，“怎么着了？”他问，“她怎么说？”

　　“反正Fuck you是没戏了，”我没好气地说，“你也只能×她妈了。”

　　“嘿，你也跟我来劲，”他情绪缓过来了，开始恢复他平常耀武扬威的模样。

　　“你们俩怎么认识的？”我问，我想，干了这么长时间的奸商马弁，总得把故事的来龙去脉搞清楚。

　　“她原来是我们那儿扫厕所的。”大奸商叹口气，点了根烟，开始给我讲故事。

　　其实，这故事再简单不过，这女孩儿是东北人，楼里物业雇来的清洁工。大奸商有一次喝得烂醉倒在办公室，这女孩儿以为他出事了，把他送医院去了，这以后就是顺坡溜了。大奸商把她聘用在进出口公司做助理，后来有点显眼，又把她从公司里弄出来，让她在另一家贸易公司里面做前台，还在一个酒店公寓里住下，彻底被大奸商包下。我观察大奸商对花脸情人的态度，有点像主人对一条爱犬，除了和她玩以外，还经常检查一下她的包，看看里面有没有别的男人的迹象。今天就是被他搜查出来一个原来他们公司里面的小伙子给花脸情人的信，显然两个人已经有了一段时间的通信往来，因为小伙子说要去机场接花脸情人。

　　“是情书吗？”我问。

　　“不是，”大奸商非常肯定地说，“那小子不敢。”

　　“那你怎么肯定人家是那种关系？”

　　“那他妈还用说吗？你看看那女的多他妈贱。”我差点说：也是。还好这时候大门外面花脸情人出现了。我把门打开，大奸商和花脸情人都互相凝视了一阵子，不说话。

　　“你们俩去大会议室里面好好谈谈吧。”我说，“我在外面干点活儿。”

　　两个人非常听话地进去了，我把门关上，坐在我们前台的位置上，在电脑上翻扑克牌。过了大概半个钟头，大奸商和花脸情人出来了，手拉着手，没事儿了。

　　“我们走了，”大奸商似乎没有发生任何事情似的，大摇大摆出了门，到了电梯门口，他说，“就说我在你这儿盯着市场哪，别忘了。”

　　花脸情人离开不久，大奸商就失踪了，有人说他弄了本洪都拉斯的护照移民了，也有人说他去找花脸情人了。好多人都这么说：在中国发财致富，绝对撑死胆大的，饿死胆小的。希望政府再多做点这种净化商业环境的事情，让大家胆子小一点好，净化网络倒可以放放再说。

　　时尚与环保

　　大概三年前，我在一个很鸡尾的酒会上碰到一个戴着怪帽子的女人。“我是环保主义者。”她自我介绍道。

　　“但是你那么时尚，”我有点不礼貌地说，“因为我心目中的环保主义者都穿得不那么鸡尾，而是很嬉皮。”

　　“那你是做什么的？”她问我。

　　“我是做时尚类杂志的。”我回答道。

　　哈哈，她的笑声像一串铃铛，不仅响亮而且还有回声：“看你的衣服，我还以为你是环保主义者呢！”

　　“Touche！”我说。这是在击剑中被对方刺到的时候说的，和两个逗贫嘴的人过招时说“一比一”是一回事情。

　　就这样我和这个叫Monik的加州疯女人、造型师、环保主义者、全素人（vegan）、模特、交际花做了朋友。

　　Monik真的很环保，她每天早上起来接一盆水，先用一个杯子舀一杯出来刷牙用。然后再用盆里的水洗脸。“这样节约水。”

　　“我小时候住校时也是这样的，”我说，“我们都拿着脸盆去水房接水，冬天还要倒点暖壶里面的热水在脸盆里。”

　　“那现在呢？”Monik问我。

　　“现在我和大家一样，打开水龙头，兑好水温，不再用脸盆了。”我说，“不瞒你说，Monik，你这洗脸方式我还是二十年来第一次看到。”

　　“那就是说，你小时候还是有教养的，”Monik说，“后来生活富有了你才养成浪费的坏毛病。”

　　“是的。”我只好承认。

　　“那你就应该过穷日子，你没穷够。”Monik非常尖刻地说。

　　Monik吃东西是很严格的Vegan，就是任何动物的东西都不能吃——包括牛奶、鸡蛋都不能吃，连黄油也不行，更不要说肉了。用她的话说，她是超级素食者。我不是，为了减肥，我能够吃几顿沙拉已经非常不容易。所以那天，我当着Monik大口大口地吃着牛排。

　　“亲爱的，”她说，“难道你听不见那头可怜的小牛的哭声吗？”

　　“我不能让它白死啊，”我说，“它至少让我感到美味。”

　　“残酷、野蛮！”她恶狠狠地说。

　　我们是在旧金山一个非常时髦的法国餐厅吃饭，这里是导演克波拉的地盘，Monik的老公是克导的制片公司经理，餐厅老板据说是克导的老情人。在那里就餐的人都很“in”，是那种和好莱坞商业大片抗衡的知识分子电影人，穿Prada，不穿Versace；穿Armani，但是坚决不打领带。他们干事情都是右撇子，但是想事情都是左撇子，都信佛，但是从来不念经。老想和中国有点关系，但是就是狗嘴里吐不出象牙——一说起中国就骂骂咧咧。

　　Monik当然也很时髦，穿的是这季最流行的Prada印花A字形的裙子，上身是一件二手黄白格子泡泡纱短袖衬衫，造型正是Prada S\/S2008领头的那种无厘头搭配方式。

　　“Vegan是不能穿皮衣服的，Monik。”我向她指出。

　　“当然，”她说，“我们也不穿毛的。你看我的裙子是混纺的，衣服是棉的，而且二手，我又节约了一些能源！”她得意地说，“世界因为我会更加好一点！”

　　“你能改变世界，Monik。”我终于逗不过她了。

　　“谢谢你，亲爱的。”她抓住我的脸，狠狠地吻了一下我的额头。

　　就在她让我低头的一瞬间，我突然发现，她居然穿着一双Armani的牛皮鞋！

　　“哈！”我把我的头从她嘴边撤回来，“你穿皮鞋啦！”

　　“哦，亲爱的，我表现那么好，这是我唯一的缺点啊！”她沮丧地说，“我和Sex and the City里面的Carrie一样，看见漂亮鞋是走不动路的。”

　　“那你就没有听见那只可怜的小牛被扒了皮时候的嘶喊吗？”我问她。

　　“Oh，Stop！Stop！”她求道，“我真的要哭了，但是亲爱的，好歹也是Armani要它的皮啊！”她真的有点眼泪汪汪了，“如果Armani要我的皮，我肯定给他。但是我打了太多的botox，他不会要我的皮的。”

　　每次去加州，都要跟Monik逗一回贫嘴。但是我还是挺喜欢这个充满矛盾的时尚环保分子，最近她尤其高兴，她说好多她喜欢的设计师都开始选用环保面料，这样她就不用在时尚和环保之间做任何选择了。

　　“只有当时尚和环保一致，我才能睡好觉！上帝！”她冲着蔚蓝色的天空大叫道。“当然，还是要在两片安眠药以后，亲爱的。”她低头小声地跟我说。

　　芬兰见

　　我的老板，就是我们公司的董事长，是个大块头的犹太人，头光得像灯泡一样，也是个疯狂热爱户外运动的人，很多年前，我在内蒙有个牧场，只有一个羊倌儿，五六匹马和四百多头羊。到了夏天，我就和朋友一起去骑马玩儿，记得出去一天回来，每个人走路都是趔着腿，屁股被马鞍子磨掉一层皮，睡觉都得趴着。

　　有一天，我接到这大块头从纽约打来的电话。

　　“晃，”他说，“你那牧场还在吗？”

　　“在。”我说，“你要去吗？”

　　“我要把我现在的女朋友带去，”他说，“如果她能够在那里跟我一起当两周游牧民，我就跟她订婚。”

　　“哦，”我说，“来吧。”

　　挂了电话，我就给牧场的羊倌儿打了个电报：“白俄人工两周后到，可放羊，打草，往死了用。”

　　我已经习惯大块头这种挑媳妇的办法，好像上一个就是被他逼着爬喜马拉雅山，没跟上大块头的步伐，回来就给休了。其他考验还有从昆明骑自行车去河内，高空跳伞，长途跋涉什么的。他的女朋友一个个都是美国名模，这个去内蒙的还上过美国版VOGUE的封面。本来以为不出一周女朋友会打急救电话给我，结果居然两周以后两个人乐呵呵、手拉手回到北京了，女的左手中指上有个草编的戒指，这就算订婚了。

　　过了一年，大块头给我寄来了用最好的纸印刷的请柬，他们要结婚了。但是结婚之前，两个人要从芬兰坐狗橇到俄罗斯，算是婚前最后的生存考验。我没去成他们的婚礼，但是看到了他们在芬兰冰天雪地里面假装是爱斯基摩人的录像，发现那边风景独好。

　　今年夏天我想找个凉快地方住两周，就想起了大块头去过的芬兰。我从北京给他打电话，他已经是两个孩子的爸爸，电话后面吱哇乱叫的。

　　“芬兰好玩吗？”我问。

　　“最浪漫的地方，”他说，然后我就听见他在电话里面吼，“你别吃抹布，爸爸刚才怎么跟你说的！”

　　“哪儿好玩？”我问，“我想找个人少的地方待两天。”

　　“我老婆不在，我得给孩子洗澡，Bye。”他已经把电话挂了。

　　就这样我只好找到北京的芬兰航空公司，他们的老板是个芬兰北京人，如果你不看他的面孔一定以为他是后海哪个胡同里长大的，到今天为止，我看见这种外国人还是非常惊讶，我们实在不是个移民国家，这种人非常特殊。林先生虽然能够当个胡同串子，但是对祖国还是了如指掌的，他说芬兰人生在桑拿里面，也死在桑拿里面，因为只有那里非常温暖。夏天太阳永远不落山，晚上12点的时候会沾一下山边，然后就又起来了。想看到北极光不是那么容易，有个摄影记者去了四次才拍到。

　　林先生是个好人，赞助了《乐》读者一张机票，这个月订阅的人都能有机会抽奖。本来我想吞了这张机票，最后还是没敢。算了，还是买张票，说不定跟那个得奖的人一起坐狗拉的雪橇去。

　　写在后面

　　字数没到，也打住，话说完了。

　　写回忆的东西跟去看心理医生的感觉差不多，哭哭笑笑的。我每次要写东西的时候就听一盘Leonard Cohen的音乐。他的一首歌词放在这里结尾最合适：

　　已经没有勇气站在我应该站的立场上

　　已经没有性情去帮谁一把忙

　　但不知什么驱使我大声说：

　　但愿有一天，

　　富饶土地的灯火能够把真理照亮。

　　因为有无数财富抛弃的人

　　因为我还有残余的信仰

　　我不得不大声说：

　　但愿有一天，

　　富饶土地的灯火能够把真理照亮。

　　我知道我和你有个约会，宝贝

　　在百货商店前的广场上

　　但是我没兴趣再去采购

　　采购这老一套

　　我要大声地嚷嚷：

　　但愿有一天，

　　富饶土地的灯火能够把真理照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