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51章 召开古田会议和领导三次反“围剿”(6)

　　当进攻长沙失败后，他又在存在严重争议的处境下，耐心地、一步一步地纠正部队内部相当普遍的盲目执行上级命令和急躁的情绪，把红军的行动引入正确轨道。朱德后来回忆说：如果不是这样而真照李立三的错误指导做下去，“把部队开去打武汉、九江，结果是难以设想的”。到1930年10月间，红一方面军总人数已达4万人，并且集中了兵力，统一了指挥，革命根据地也有明显扩大，从而为迎接即将到来的大规模反“围剿”作战创造了良好的条件。

　　从１９３０年６月至９月，在仅三个月的时间内，由于李立三的“左”倾冒险主义，致使中国革命力量遭受了全局性的重大损失。中心城市暴动相继失败，地下党组织和其他革命团体受到严重破坏，大批党团员和革命群众被敌人逮捕、屠杀，红军伤亡巨大。广大干部和党员强烈不满，纷纷起来反对“立三路线”。１９３０年９月２４日，党的六届三中全会在上海召开。会议纠正了李立三的“左”倾错误，撤销了他的政治局常委、中央宣传部长和中央秘书长职务，结束了“立三路线”在中央的统治。

　　三、粉碎敌人三次“围剿”

　　1确定“诱敌深入”的战略方针和粉碎第一次“围剿”

　　1930年10月中旬，国民党军队已开始大批地向江西南昌集中，准备对红军发动“围剿”，而红一方面军内部却又争论起攻下吉安后打不打南昌的问题来，不少干部仍坚持按照中央原有决定去攻打南昌、九江。毛泽东从攻打长沙失利的教训中已经认识到，这样做是不能取得成功的，但又不便同中央决定和红一方面军内许多干部的意见公开对抗，只能以“有计划、有配合、有步骤地夺取南昌、九江”为理由，决定将部队先向南昌以南的袁水流域推进，等待战机。

　　根据这个决定，红一军团的3个军分别从14日拂晓开始撤出吉安，移师向北。

　　毛泽东随同红一方面军总部在10月17日抵达峡江县城，召开总前委会议。这时，国民党各派军阀之间的中原大战已将结束。在讨论时局问题时，毛泽东指出严重的局势即将到来。他说：“我们认为统治阶级的军阀混战，暂时决不能调和停顿，但也不会继续扩大到底。”“要知道阶级矛盾超过统治阶级内部矛盾时，反动统治阶级必联合的来进攻革命。”

　　对如何巩固已经扩大了的革命根据地，会议也进行了讨论。毛泽东指出；“对于土地问题，我们认为一定要彻底的平均分配，才是对的。只有执行没收一切平均分配，才能争取广大的贫农群众，才能彻底推翻封建剥削，才能保障社会主义胜利的前途，对于资本问题，我们认为目前无条件的没收一切工厂商店是不对的，应该没收反革命的商店与军阀官僚资本的工厂商店，对于不是违反苏维埃劳动法的资本，应用工人监督资本的方法来限制他，克服他的阴谋(移开资本，怠工不办货)。”

　　会后，朱德、毛泽东命令：“方面军以直占南浔路、待机略取九江、南昌之任务。第一步拟先歼灭高安当前之敌而占领之。”值得注意的是，在这个命令中对南昌、九江是“待机略取”，而“第一步”只是攻取高安，10月22日，红一方面军总部到达清江县的太平圩，并已获悉国民党军队正在大批开入江西。第二天，毛泽东在太平圩召开总前委会议，“决先在袁水与瑞州河之间布置工作，以主力沿袁水配置发动这一带的群众，筹措给养，竭力准备与敌决战的条件，暂以七天为期。”29日又命令：“本方面军拟仍在原地区延长工作三天。”这样，部队实际上不再向北推进。

　　鉴于局势日趋严重，10月25日，毛泽东、朱德率领红一方面军总部后撤30里，移至新余县罗坊，召开中共红一方面军总前委和江西省行委联席会议。这是一次极为重要的决策会议。

　　当时得到消息：国民党军队先头部队已到清江，同红军只有一江之隔。会上，毛泽东根据当前敌情的变化，明确地提出：“在强大的敌人进攻面前，红军决不能去冒险攻打南昌。南昌是敌人重兵驻守的地方，红军还没有足够的力量去攻打大城市。红军必须采取‘诱敌深入’的作战方针，退却到根据地去，选择好战场，创造有利条件，充分依靠人民群众，实行人民战争。把敌人放进来，才能集中力量消灭敌人。”

　　开始讨论时，少数人不赞成这个主张，李文林、袁国平提出：“不打南昌、会师武汉，就是违背中央精神，就会断送中国革命。”多数人如朱德、周以栗、罗荣桓、曾山、陈正人等支持毛泽东的主张。经过反复讨论，会议对打不打南昌、九江这个问题基本上统一了认识。第二天，联席会议一致通过决议——《关于目前政治形势与一方面军及江西党的任务的指示》，提出目前的战略是“在吉安南昌之间一带地区发动广大的群众，筹措给养，同时加紧后方的群众调动与给养筹措，准备与敌人作大规模的决战，消灭敌人主力，实现全省胜利”。

　　但在联席会议上，对“诱敌深入”的方针仍没有取得统一的认识，所以在决议上并没有把它写上。10月30日，从侦察得知，国民党多路军队约10万人已经出动，向红军和根据地推进，局势十分严峻。毛泽东立即召开总前委紧急会议讨论，大家认为，从敌强我弱这个实际状况出发，要战胜敌人的“围剿”必须退到根据地腹地才有可能，于是确定了“诱敌深入”的战略方针，并决定整个方面军东渡赣江，由原来在湘江、赣江之间转移到回旋和发展余地都大得多的赣江以东广阔区域活动，待机破敌。

　　红一方面军是由一军团和三军团合编而成的。红三军团的第五军和十六军大多数是湖南的平江、浏阳人，第八军大多是湖北的阳新、大冶人，有些人从狭隘的地方观念出发，反对东渡赣江，主张一、三军团分家，夹江而阵：一军团位置于赣江以东，三军团位置于赣江以西。彭德怀出席了罗坊会议，坚决支持总前委的决定，认为：为了消灭敌人，必须反对地方主义，在政治上以朱、毛为旗帜，集中统一红军，一、三军团不再分开。他在三军团的会上说：“要集中兵力；大量消灭当前蒋介石进攻之敌，有意见到江东去讨论吧，我是一定要过江的，总前委这个决定是正确的。红军要打遍全中国，不要地方主义。”他所表示的这种态度起了举足轻重的作用，大家都没有意见了。三军团便在峡江、樟树之间东渡赣江，总部和一军团也在峡江附近渡过赣江。

　　这样，整个方面军在统一指挥下开始投入第一次反“围剿”的准备工作。

　　红军和革命根据地的发展，包括对长沙等中心城市的攻打，使国民党统治集团感到极大震惊。到10月间，中原大战以蒋介石取得胜利而结束。他刚腾出手来，立刻掉头集结兵力向红军和革命根据地发动大规模的“围剿”，中间几乎没有留下间隔。

　　这种“围剿”较之以往有着明显的不同：过去一省的“进剿”和几省的“会剿”还只是局部性的行动，这时的大规模“围剿”已成为南京国民政府统一指挥下的全局性行动。“围剿”的重点是毛泽东、朱德指挥的红一方面军和以后发展成中央革命根据地的赣西南地区。

　　刚刚在中原大战中取得巨大胜利的蒋介石正处在兴高采烈、不可一世的时候。他调集10万大军投入第一次“围剿”，以为可以很快把红军荡平。10月28日，鲁涤平被任命兼任第九路军总指挥。11月2日，鲁涤平将江西境内的七个师又一个旅编成三路纵队，限五天内集中，推进到袁水流域，以“长驱直入，分进合击”的战术，向赣西南革命根据地大举进攻，企图在这里同红一方面军决战。

　　赣西南革命根据地，这时已在34个县建立了县苏维埃政府，拥有9座县城，根据地内人口达200多万，并已开展分田运动。分得土地的贫苦农民积极支持红军和苏维埃政府，许多县、区、乡、村分别建立起赤卫军、赤卫纵队、赤卫大队和赤卫队。这就为红军提供了得到民众全力支持的广阔战场和充分的周旋余地，是以往红军同国民党军队作战时不曾有过的便利条件。红一方面军主力当时所在的袁水流域处于根据地的前沿地区。

　　“诱敌深入”的方针，就是当优势强敌扑来时，红军先向根据地内退却，避开不利于红军的决战，以保存实力，然后依靠根据地内的民众支持和有利地形，在运动中发现和造成敌军的弱点，集中兵力，待机破敌。这是在敌强我弱的现实状况下的正确作战方针。但要使这个正确方针为大家所接受却并不容易。一部分干部受到“左”倾冒险主义的“进攻路线”的影响，不肯承认敌强我弱的现实，一味只讲进攻，把退却看作“保守路线”。一些地方干部更担心退却会使民众的“坛坛罐罐”被打烂。这是罗访会议期间在这个问题上发生严重争论的原因所在。

　　当时在红四军担任团政治委员的刘亚楼回忆说：“为了向红军指战员和地方干部、群众讲清这个道理，毛泽东同志作了深入艰苦的教育、说服工作，大会讲、小会说，条分缕析，晓以利害，着重说明‘弱军要战胜强军，是不能不讲求阵地这个条件的’。毛泽东同志用许多通俗易懂的比喻，生动地解释了‘将欲取之必先与之’的道理。他指出：‘只有丧失才能不丧失’；‘不在一部分人民家中一时地打烂些坛坛罐罐，就要使全体人民长期地打烂坛坛罐罐’。最后，这个正确的作战方针终于被大家认识和接受了，这就保证我们掌握了反‘围剿’战争的胜算。”

　　“诱敌深入”的方针确定后，毛泽东、朱德指挥已转移到赣江以东的红一方面军主力渐次向根据地中部的东固、龙冈一带山区退却。12月1日，到达宁都西北部的黄陂、小布地区，积极进行反攻的准备。同月12日，由于肃反中的错误而发生富田事变，红二十军部分领导人脱离红一方面军总前委的领导，将该军开往赣江以西。15日，红一方面军主力又转移到平田、安福、砍柴岗地区隐蔽集中。

　　鲁涤平指挥的三路纵队到达袁水流域后，才知道红一方面军主力已经转移，扑了个空，立刻把张辉瓒、谭道源两个纵队调到赣江以东进攻，仍不知道红军主力所在而接连扑空。12月上旬，蒋介石到南昌，任命鲁涤平兼任陆海空军总司令、南昌行营主任，指挥各路兵力继续向根据地中部地区推进。但国民党军队一进入根据地内，就陷入困境，在这一带人烟稀少、交通不便的山区中，既找不到向导，又找不到粮食，不得不等待后方补给接上后再前进，处处耳目闭塞，对红军的行动一无所知。

　　红军却以逸待劳，消息灵便，对国民党军队的一举一动了如指掌。毛泽东随红一方面军总部到达黄陂后，在12月上旬主持召开总前委扩大会议，讨论反“围剿”的作战方案。大家认为，“进剿”敌军虽有10万，但都不是蒋介石的嫡系部队。其中，张辉瓒第十八师和谭道源第五十师是鲁涤平的嫡系，也是这次“围剿”的主力军，如果消灭这两个师，这次“围剿”便可基本打破。张、谭两师各约1.4万余人，而红一方面军有4万余人，如果一次打对方一个师可占绝对优势，取得胜利是有把握的。

　　为了动员根据地广大军民充满信心地迎接即将到来的战斗，总前委和方面军总部将毛泽东在黄陂会上的发言《八个大胜利的条件》作为反“围剿”的宣传材料印发。12月25日，又在小布召开盛大的誓师大会。毛泽东为大会写了一副对联：“敌进我退，敌驻我扰，敌疲我打，敌退我追，游击战里操胜算；大步进退，诱敌深入，集中兵力，各个击破，运动战中歼敌人。”会上，他以这副对联为题，具体生动地解释了“诱敌深入”的必要和好处。他还分析了敌必败、我必胜的六个条件：一、苏区军民一致，人民积极援助红军，这是最重要的条件；二、红军可以主动选择最有利的作战阵地，设下陷阱，把敌人关在里面打；三、红军集中了优势兵力，可以一部分一部分地歼灭敌人，一口一口地把敌人吃掉；四、可以发现敌人的薄弱部分，拣弱的打；五、可以把敌人拖得精疲力尽，然后再打；六、可以造成敌人的过失，乘敌之隙，加以打击。这些分析，大大增强了苏区军民反“围剿”的决心和取胜的信心。

　　毛泽东十分重视“慎重初战”的问题，一定要在有充分把握的情况下才打。打击的目标，最初选的是离红军隐蔽处最近的谭道源师。12月27日和28日，红一方面军主力接连两次冒着严寒在谭师将要开到的小布地区设伏，准备出其不意地将该师歼灭于运动之中，但因谭道源不敢孤军深入而没有打成。红军立刻撤出阵地，继续忍耐待机。夜里，毛泽东和朱德一起商议作战行动时说：“机会总是要来的，我们还得耐心地等一等。”

　　就在28日那天，鲁涤平命令所属各师向红军发动总攻击。一向骄横的第一纵队司令兼第十八师师长张辉瓒得知红军内部发生“富田事变”，以为正是大举进攻的好时机，立即出动，把第五十四旅留守东固后方，亲率师部和第五十二旅、第五十三旅，在第二十八师一个旅的配合下，向龙冈推进。

　　龙冈接近红军主力集中的地方，群山环抱，中间是狭长的盆地，当地群众又能帮助封锁消息，是红军设伏的好场所。张师出动的当晚，毛泽东、朱德向全军下达命令：“张辉瓒部经善和、藤田到达潭头，现向上固、龙冈推进中。”“方面军决定改换目标，横扫在我左翼当前之敌。”第二天晚8时，毛泽东、朱德乘张师刚刚进占龙冈、孤军深入、立足未稳的机会，下达攻击命令。

　　12月30日凌晨，细雨浓雾。毛泽东、朱德步上龙冈、君埠之间的黄竹岭临时指挥所。毛泽东对朱德说：“总司令，你看，真是‘天助我也！’三国时，诸葛亮借东风大破敌兵；今天，我们乘晨雾全歼顽敌啊！”

　　张辉瓒率部由龙冈向五门岭推进，刚进入狭窄山路时，突然遭到预先在这里设伏的红军居高临下的猛烈袭击，退路又被切断。战斗从上午10时开始，激战到下午6时。由于红军集中了兵力，四面包围，以主力从敌军侧后攻击，全歼了第十八师师部和两个旅近1万人，活捉张辉瓒。

　　这是一次巨大的胜利。毛泽东以十分兴奋的心情，写下了脍炙人口的《渔家傲》。它的前半阕是：

　　万木霜天红烂漫，天兵怒气冲霄汉。雾满龙冈千蟑暗，齐声唤，前头捉了张辉瓒。

　　红二方面军乘胜挥师向东，抄近路。翻过一座高山，直取谭道源部第五十师。1931年1月3日早晨，红军进抵东韶附近，向第五十师发起攻击，经过激烈战斗，共歼该师三千多人。其他各路国民党军队仓皇退走。

　　在五天内，红一方面军连续打了龙冈、东韶两个大胜仗，共歼“围剿”军1个半师15万多人，缴枪12万余支，胜利地打破了国民党军队的第一次“围剿”。

　　龙冈战斗结束后，鲁涤平立刻向蒋介石报告战况。其中有“龙冈一役，十八师片甲不还”之语。蒋介石回电说：“十八师失败，是乃事之当然，不足为怪。我兄每闻共党，便张皇失措，何胆小乃尔！使为共党闻之，岂不为之所窃笑乎？吉安为赣中重镇，望严督固守，只许前进，不许后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