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113章 迎来抗战最后胜利(6)

　　报告中有许多重要思想至今仍很有意义。例如关于最低纲领与最高纲领问题。毛泽东说，我们的主张，是在彻底打败日本侵略者之后，建立一个全国绝大多数人民为基础而在工人阶级领导之下的统一战线的民主联盟的新民主主义国家制度，这是党的最低纲领；党的最高纲领则是将中国推进到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社会。但是，一切中国共产党人首先必须为着现阶段的目标而奋斗，如果不为着这个目标而奋斗，“而空谈什么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那就是有意无意地、或多或少地背叛了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就不是一个自觉的忠诚的共产主义者”。这个思想很好，把如何正确处理两者的关系说清楚了，并且讲得很尖锐，值得深思。

　　又比如说，对于资本主义经济成分的政策问题。毛泽东说：我们主张的新民主主义经济，必须是由国家经营、私人经营和合作社经营三部分组成。所谓“私人经营”，即是允许自由发展那些有益于国计民生的私人资本主义经济。毛泽东解释道：“有些人不了解共产党人为什么不但不怕资本主义，反而在一定条件下提倡它的发展。我们的回答是这样简单：拿资本主义的某种发展去代替外国帝国主义和本国封建主义的压迫，不但是一个进步，毛泽东在“七大”作报告。而且是一个不可避免的过程。它不但有利于资产阶级，同时也有利于无产阶级，或者说更有利于无产阶级。”由此，毛泽东提出了检验政策的标准问题，这就是广为人知的一段论述：“中国一切政党的政策及其实践在中国人民中所表现的作用的好坏、大小，归根到底，看它对于中国人民的生产力的发展是否有帮助及其帮助之大小，看它是束缚生产力的，还是解放生产力的。”这是马克思主义的历史唯物论，既属于根本原理又具有重要的方法论意义。

　　再比如关于党的三大作风的思想。毛泽东说：“以马克思列宁主义的理论思想武装起来的中国共产党，在中国人民中产生了新的工作作风，这主要的就是理论和实践相结合的作风，和人民群众紧密地联系在一起的作风以及自我批评的作风。”“应该使每个同志明了，共产党人的一切言论行动，必须以合乎最广大人民群众的最大利益，为最广大人民群众所拥护为最高标准。应该使每一个同志懂得，只要我们依靠人民坚决地相信人民群众的创造力是无穷无尽的，因而信任人民，和人民打成一片，那就任何困难也能克服，任何敌人也不能压倒我们，而只会被我们所压倒。”这是党的建设理论的核心内容。能否做到这些，至今仍是我们加强党的建设需要解决的根本问题。

　　毛泽东在4月24日的大会上主要就书面报告中的一些问题以及其他问题作了口头报告。这个报告在档案文献里也叫“政治报告”。它主要讲了三个问题。第一，关于路线问题。毛泽东说：七大的路线是放手动员群众，壮大人民力量，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打倒日本帝国主义，解放全国人民，建立新民主主义的中国。我们党历来的路线用一句话讲，就是“无产阶级领导的人民大众的反帝反封建的革命”。毛泽东特别强调了农民问题的重要性。他说：所谓人民大众，最主要的部分是农民。所谓人民战争，就是农民战争，基本上主要的就是农民战争。忘记了农民就没有中国民主革命，也就没有一切革命。“马克思主义的书读得很多，但是要注意不要把‘农民’这两个字忘记了。这两个字忘记了，就是读一百万册马克思主义的书，也是没有用处的。”同时，毛泽东也讲了另一面，强调对党来说，就领导思想言，我们要同农民划清界限，要把农民提高到无产阶级水平，不要把党同农民混同起来。没有这一条，就不是马克思主义者。

　　第二，关于政策问题。毛泽东讲了11条。最要紧的有两条。一条是继续解释发展资本主义的问题。毛泽东说：“新民主主义就是我们的总纲”，新民主主义的经济就包括“要广泛发展资本主义”。“在我们党内有相当长的时期对于这个问题不清楚，这是一种‘民粹派’的思想”。“我们不要怕发展资本主义。俄国十月革命之后，还有一个时期让资本主义当作部分经济而存在，而且还是很大的一部分”。我们的同志急得很，“不要急嘛”。毛泽东这样反复强调发展资本主义问题，是因为他敏锐地看到了党内存在害怕资本主义的倾向，这妨碍对新民主主义政策的认识和实施。在党内，这种思想会经常冒出来，需要保持警惕。另一条是准备转变问题，即由游击战转变到正规战，由乡村转变到城市。毛泽东说，我们要有这个准备，事先要有清醒的头脑，以减少转变中的意见分歧。“现在就是用很大的力量转到城市，准备到城市做工作，准备夺取大城市”，“像北平、天津这样大的三、五个中心城市，我们八路军就要到那里去，一定要在那里开‘八大’。有人说，这是机会主义，恰恰相反，如果‘八大’还要在延安开会，那就近乎机会主义了。”毛当时讲这番话，似乎是随便说的，其实是很认真的。因为对国内形势的发展，在七中全会上中央一直在分析。日本人战败投降已成定局，国民党腐败无能有目共睹，中国的天下将是共产党的天下，已成为人心所向。中央早已作了加强城市工作的安排。因此，说将来八大一定要在北平这样的大城市召开，既充满了对革命一定胜利的无比自信，也表现了毛泽东高瞻远瞩的伟大预见。

　　第三，关于党内问题，实际上是党的建设问题。毛泽东讲的方面很多。他首先讲了个性与共性问题。因为有人说共产党要消灭个性，只要党性。毛从哲学方法的角度批驳了这种观点，指出：党员是有种种不同的差别的，抹煞各种不同的差别是不行的。抹煞差别性就没有统一性。党性就是共同性、普遍性，个性就是不同性、差别性。没有一个普遍性不建立在差别性的基础上。毛泽东还谈到干部问题。他强调了知识分子的作用，说：一个阶级革命要胜利，没有知识分子是不行的。整风审干时你把知识分子压低了一点，有点不公平，我们这个大会要把它扶正，欢迎知识分子为党的利益、人民的利益而奋斗。毛泽东还十分重视干部团结问题，提出要肃清山头主义，“就要承认山头、照顾山头，这样才能缩小山头、消灭山头”。这样才能很好的团结，走向胜利。

　　最后，毛泽东提出“讲真话”问题，就是“不偷、不装、不吹”。懂得就是懂得，不懂得就是不懂得，懂得一寸，就讲懂得一寸，不讲多了。为了教育全党多读书，提高马列主义水平，毛泽东再次提议读5本马列着作即《共产党宣言》、《社会主义从空想到科学的发展》、《社会民主党在民主革命中的两个策略》、《共产主义运动中的“左派”幼稚病》和《联共(布)党史简明教程》。毛泽东的这个报告内容充实，虽然没有发表，但是这个报告的精神和许多思想在党内传达了，使全党对《论联合政府》报告的精神有了进一步的把握。

　　3“毛泽东思想”被提出和选举方针的确定

　　4月25日，朱德向大会作《论解放区战场》的军事报告。这个报告几易其稿。在起草过程中，胡乔木为其写了初稿提纲，并写了部分初稿。这个报告最早是准备讲讲建军的几个问题，其中第6个问题拟为“论毛泽东军事学派”，写了数千字。报告初稿阐述了毛泽东军事学派形成和发展的历史，在理论上同古代的孙吴兵学、近代取法西欧的中国的军事学派，以及同苏联革命军事学派之间的区别，并分析了毛泽东军事学派的特点，毛泽东军事学派基本理论、战略战术和革命本质及研究方法等等。但是后来没有被采用，因为“毛泽东军事学派”这个提法不如“毛泽东军事思想”覆盖面广。

　　毛泽东和朱德、周恩来在“七大”主席台上。毛泽东、朱德作完政治、军事报告后，大会进行讨论。4月27日，毛泽东、朱德等出席了在枣园召开的七大主席团和各代表团主任会议，听取各代表团讨论两个报告的情况汇报。原拟七大的会议时间较短。大会开始后，代表们纷纷要求延长，会议议程不断改变。原定大会发言人数也不很多，后来也突破了。从4月30日始，在继续讨论政治、军事报告同时，主要进行大会发言。到5月11日，先后在大会上发言的有：周恩来、彭德怀、陈毅、高岗、张闻天、康生、博古、彭真、聂荣臻、杨尚昆、陈云、李质忠、陆定一、刘伯承、朱瑞、古大存和李富春。

　　在刘少奇作关于修改党章报告(5月14日、15日)后，从5月21日至23日，继续在大会上发言的还有：冈野进(日本共产党代表)、乌兰夫、朴一禹(朝鲜独立同盟代表、朝鲜革命军政干部学校副校长)、林彪、马凤舞、刘澜波、张鼎丞、傅钟和叶剑英。大会发言一共进行了10次，有26人讲了话。除两位外国党代表的发言外，其他发言主要是报告一个方面或一个地区的工作。过去犯过这样那样错误的同志，特别是在路线斗争中犯过严重错误的同志，还结合自己的情况作了检讨。这些发言都贯穿了“团结一致、争取胜利”的精神。尽管各组讨论对一些同志的发言提出了这样那样的意见，但总的说来这些发言普遍地受到大会欢迎。

　　刘少奇作的关于修改党章的报告，是大会的三大报告之一。他在会上讲了两天。整个报告很精彩，特别是对作为党的指导思想——毛泽东思想的阐述，非常精辟，在刘少奇作的修改党章报告中说，“党章的总纲上规定：以马克思列宁主义的理论与中国革命的实践之统一的思想——毛泽东思想，作为我们党一切工作的指针”。这是七大修改的党章一个最大的历史特点，是七大的一个具有历史意义的重大成果。

　　24年来，中国共产党因为理论上的准备不足，在革命斗争中、工作中吃过不少苦头，走过不少弯路。事实证明：只有以马克思列宁主义的理论与中国革命的实践之统一的思想——毛泽东思想，才能作为党的一切工作的指针。毛泽东思想是接受了以往的经验教训，经历了无数艰难困苦和迂回曲折的探索后形成的。如果说，毛泽东思想是全党智慧的结晶，那末毛泽东所作出的贡献无疑是最主要的，所以，用毛泽东的名字来作为这种思想的代表是很恰当的。

　　在中国共产党的党章总纲中写入这一点，还因为有这样的客观需要。胡乔木中肯地评论道：“为什么要提毛泽东思想？有这个需要。如果中国共产党不提毛泽东思想，很难在全党形成思想上的统一。提毛泽东思想这就是对着苏共的。共产国际尽管解散了，但是共产国际的影子、它对中国党的影响始终没有断。”“毛泽东思想是中国人民自己的、中国共产党自己的革命道路的象征。通过这个，实现党的统一和团结。党内各方面的关系，党同群众之间的关系，都在毛泽东思想基础上确定下来。为什么四十年代中国党能够在那么困难的条件下取得那么大的胜利？根本原因是党正确解决了这个问题。”

　　因此，刘少奇的关于修改党章的报告是七中全会通过的“历史决议”的思想进一步发展，也是七大的一个重要理论成果。

　　5月14日，刘少奇作《关于修改党章的报告》。大会在听取三个报告并进行几天讨论后，即进入第二阶段议程，一方面对三个报告的讨论作总结，另一方面即转入酝酿中央委员会选举。这是与会代表普遍关心，议论最多的一个话题。选举标准是什么？犯过错误的同志要不要选？各个方面包括“山头”要不要照顾？是不是主要看能力强，有各方面知识和经验的同志才能选等等。对许多问题，人们不甚清楚。大会主席团交换过几次意见，决定了一个基本方针。在5月17日的主席团常委与各代表团主任联席会议上，就中央委员名额的多少(40、50还是70？)与提名方式(由主席团提，各代表团提，还是由各代表团的小组会提？)进行过讨论，曾决定由任弼时、刘少奇、周恩来、彭真、李富春5位同志组成一个非正式的委员会，与各代表团主任商量提出初步候选名单与选举手续。然后由主席团将初步候选名单提出交各代表团讨论。在5月19日的主席团会议上，通过了选举中央委员会条例草案，并决定印发各代表讨论后在大会上通过。5月23日，大会主席团与各代表团主任继续举行会议，听取对选举问题讨论情况的汇报，毛泽东在会上讲了几点意见。联席会议请他在大会上讲一讲。

　　5月24日，大会举行第17次会议，由毛泽东代表主席团作关于中央委员会选举方针的报告。他回顾六大选举以来的历史教训，列举了许多情况，包括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经验，回答代表们提出的疑问。首先，选不选举犯过路线错误的同志？毛泽东说：犯过错误的不选，只是一种好的理想。但是，一个人在世界上哪有不犯错误的道理呢？过去我们图简单，爱方便，不愿意与有不同意见的人合作共事，这种情绪在我们党内还是相当地存在着的。六大没选陈独秀，四中全会没选李立三，这都不好，也没有保证我们党不犯错误，甚至犯更大的错误。原因是政治路线问题没有解决。遵义会议以后的这10年，中央的主要成分还是四中全会、五中全会选的。在25个中央委员里头，六大选的现在只剩下4个。但是，我们和这些同事一道共事，没有犯大的错误，工作还算有进步。现在把这个账挂在我的身上，其实，没有这些同志以及其他很多同志——反“左”倾路线的一切同志，包括在第三次“左”倾路线中负有很重要责任的同志，没有他们的赞助，不仅遵义会议的成功是不可能的，而且今天的局面也不会有这样大。因此，我们选举的原则应当是：犯过路线错误，已承认错误并决心改正错误的人，可以选。这是现实主义的方针。鉴于历史，为着将来，为着全国人民，为着全党，我们要采取这样的方针，尽可能团结更多的人在我们的纲领下。

　　第二，要不要照顾各个方面？毛泽东说：这就是所谓照顾山头的问题。主席团认为，要照顾才好。中国革命有许多山头，即有许多根据地，白区也有许多块，这就是中国革命的实际，离开了这个实际，中国革命就看不见了。有山头不是坏事，坏的是山头主义，宗派主义。要消灭山头主义，就要认识山头，照顾山头，缩小山头，这是一个辩证法。没有全国产业的发展，交通的方便，要彻底消灭山头主义情绪是不可能的。过去的老中央委员会，没有反映各个方面的革命力量，是有缺点的。这次选举要注意这个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