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126章 粉碎蒋介石的全面进攻和重点进攻(3)

　　指示的修改稿。大同撤围后，解放军控制的华北重镇张家口已处于国民党军队第十一、第十二战区主力从集宁、北平两面夹击的不利态势中。鉴于张家口处于腹背受敌的危险局面，晋察冀军区司令员聂荣臻、副司令员萧克先后于9月16日、17日两次致电毛泽东和中央军委，建议对张家口只作“掩护战斗、不作坚守”，而以军区主力集中于张家口、南口之间寻歼可能由北平西犯之敌，即在必要之时可以主动撤离张家口，以争取以后战局的主动。毛泽东总结了大同失利的教训，翌日复电同意这一建议。并强调指出：“此种歼敌计划是在保卫察哈尔之口号下进行动员，但以歼灭敌有生力量为主，不以保守个别地方为主，使主力行动自如，主动地寻找好打之敌作战。”“每次歼敌一个团二个团，并不需要很多兵力，以几个团钳制诸路之敌，集中十个至十五个团即有可能歼敌一个旅（两个团）。”

　　10月1日，毛泽东又指示：“防御是为着集结主力，消灭敌人”，应以小部兵力抗击敌之进攻，集中主力机动歼敌。这样，毛泽东就已在实际上改变了“四路三城”的计划，而采取内线作战的方针了。军区首长根据上述指示，决定以歼灭由康庄、怀柔西犯之敌为目的，进行张家口保卫战。从9月29日至10月12日，晋察冀军区以一部出击平汉路北段，收复徐水、望都等10余座县城，控制铁路120多公里。其主力则在怀柔及其以东地区进行顽强阻击，共歼敌22万余人。然后，晋察冀军区部队主动撤出张家口，转入冀西继续作战。

　　毫无疑问，毛泽东从南北两线初期作战实践中吸取了许多经验，促使他对指导作战的认识有了变化发展。其中最为重要的是在敌强我弱的基本条件下，人民解放军只有依托解放区的有利条件，实行内线作战，主动放弃一些城市和地方，集中兵力不断歼灭敌人的有生力量，逐步缩小双方力量对比的差距，才能最终改变战略上敌攻我防，敌主动、我被动的不利态势。

　　3总结三个月作战经验

　　1946年7月到10月，是全面内战爆发后的最初的4个月。它在解放战争历史上处于极为重要的地位。

　　在4个月战争中，中国人民解放军共歼灭国民党正规军32个旅，其中包括一部分美械装备的部队，连同被歼灭的非正规军，总数达30万人。其中，起义、被俘的和毙伤的约各占一半。4个月中，人民解放军损失兵员12万人，其中负伤的占9万多人。国民党军队的损失是解放军的2.4倍。这里，有两点需要注意：一是被俘的国民党士兵，大多转为人民解放军战士，成了人民解放军兵员的重要来源之一；人民解放军方面虽也有被俘的，但为数甚少，仅占兵员损失的3%左右，即3000多人，而国民党军队没有也不敢将他们补入部队。二是解放军损失的兵员中，约80%属于负伤，负伤人员中又有大约80%治愈后仍然回到部队，而国民党军方面很少有伤愈归队的。所以，双方头4个月实际损失兵员数的对比，远远不是30万对12万。

　　在4个月战争中，国民党军占领了解放区县以上城市153座，其中包括张家口、菏泽、淮阴、安东（今丹东）这些当时解放区的中心城市。解放军方面只收复或攻占了48座县城，得失相较，解放军丢失了105座县级以上城市，包括大片土地。但4个月的战争，进一步暴露了蒋介石兵力不足同他的企图过大之间的矛盾。蒋介石共有正规军86个整编师（包括未经整编的军）、248个旅，战争第一个月即1946年7月，动用了68个师、193个旅，其中担任第一线攻击任务的是26个师72个旅。到战争第四个月即1946年10月，蒋介石动用的兵力增加到73个师209个旅，其中担任第一线攻击任务的是43个师117个旅。

　　这就是说：一、蒋介石作为战略预备队而留置在后方的兵力，已由战争初的55个旅减少为39个旅。二、在投入内战前线的209个旅中，不得不以44%的兵力，即82个旅，用于“清剿”他们日益扩大的占领区，相应地减弱了用于第一线进攻的机动兵力。可是蒋介石自有自己的说法。他认为自己进行的是“现代作战”，而“无都市即无政治基础，无交通就无政治动脉”，所以，“最要紧的莫过于交通，而要控制交通就先要控制都市”。从这个观点出发，他要求部队“必须把匪军所占领的重要都市和交通据点一一收复，使共匪不能保有任何根据地”而成为“流寇”，然后加以“清剿”。如今，国民党军队已经占领了解放区105座城市，这种重大胜利也意味着他的战略目标快实现了。因此，10月10日，他下令恢复征兵制。次日，也就是占领张家口的当天，他就宣布将在11月12日召开“国民大会”，制定“宪法”，准备出任“总统”。不久，他又对第一战区司令长官胡宗南下达了进攻延安的命令。这样，蒋介石就完全关闭了和平谈判的大门。

　　但是，一贯重视人在战争中的作用而特别重视打歼灭战的毛泽东，却从这些数字中得出了同蒋介石恰好相反的结论。

　　10月1日，毛泽东全面总结了三个月战争实践的经验，在一份党内指示中指出：

　　“7月20日中央对时局的指示上说：‘我们是能够战胜蒋介石的，全党对此应当有充分信心。’七、八、九三个月的作战，业已证明此项断语是正确的。

　　“除了政治上经济上的基本矛盾蒋介石无法克服，为我必胜蒋必败的基本原因之外，在军事上，蒋军战线太广与其兵力不足之间，业已发生了尖锐的矛盾。此种矛盾，必然要成为我胜蒋败的直接原因。

　　“向解放军区进攻的全部正规蒋军，除伪军、保安队、交通警察部队等不计外，共计一百九十几个旅。此数以外，至多再从南方抽调一部分兵力向北增援，此后即难再调。而此一百九十几个旅中，过去三个月内，已被我歼灭二十五个旅。

　　“蒋军一百九十几个旅中，须以差不多半数任守备，能任野战者不过半数多一点。而这些任野战的兵力进到一定地区，又必不可免地要以一部至大部分改任守备。敌人的野战军，一方面不断地被我歼灭，另一方面，大量地担任守备，因此，它就必定越打越少。

　　“今后一个时期内的任务，是再歼灭敌军约二十五个旅。这个任务完成了，即可能停止蒋军的进攻，并可能部分地收复失地。可以预计，在歼灭第二个二十五个旅这一任务完成的时候，我军必能夺取战略上的主动，由防御转入进攻。那时的任务，是歼灭敌军第三个二十五个旅。果能如此，就可以收复大部分至全部失地，并可以扩大解放区。那时国共军力对比，必起重大变化。欲达此目的，必须在今后三个月内外，继续过去三个月歼敌二十五个旅的伟大成绩，再歼敌二十五个旅。这是改变敌我形势的关键”。

　　这里，毛泽东第一次明确地提出了中国人民解放军当时还处于战略防御阶段；又第一次提出了在国共双方力量对比发生了有利于人民解放军的变化后，人民解放军将转入战略进攻，而实现这种战略转折的关键在于不断消灭敌人的有生力量。

　　1946年11月15日，国民党一手包办的“国民大会”正式召开。毛泽东清楚地看到和谈的大门已被蒋介石完全关死，中国人民只剩下一条路可走，那就是经过战争推翻蒋介石的统治，才能在中国获得真正的和平。这是毛泽东在思想上的一个重大转折，是他从抗战胜利后一年多来的事实中得出的结论。它对中国共产党下决心领导中国人民去夺取全国解放战争的最后胜利，具有至关重要的意义。

　　根据这个判断，11月16日，也就是“国民大会”召开的第二天，毛泽东致电中共驻南京代表团，要代表团主要领导人周恩来等立即返回延安，南京只留下董必武等少数人同国民党继续保持某种接触。

　　11月18日毛泽东又为中共中央起草了一份党内指示，向全党指出：

　　“蒋介石日暮途穷，欲以开‘国大’、打延安两项办法，打击我党，加强自己。其实，将适得其反。中国人民坚决反对蒋介石一手包办的分裂的‘国民大会’，此会开幕之日，即蒋介石集团开始自取灭亡之时。蒋介石的军队在被我歼灭了三十五个旅之后，在其进攻能力快要枯竭之时，即使用突袭方法占领延安，亦无损于人民解放战争胜利的大局，挽救不了蒋介石灭亡的前途。总之，蒋介石自走绝路，开‘国大’、打延安两着一做，他的一切欺骗全被揭破，这是有利于人民解放战争的发展的”。

　　值得注意的是，在这份指示中，毛泽东第一次使用了“人民解放战争”的名称来代替前一阶段一直使用的“自卫战争”。这不只是一个概念上的变换；毛泽东是把它同蒋介石“自走绝路”联系在一起的。在蒋介石发动了全面内战以后，毛泽东又观察了4个多月。随着蒋介石不顾一切地攻占张家口和单方面宣布召开“国民大会”，实现国内和平已经不再可能，客观形势迫使毛泽东和中共中央别无选择，只有下决心以战争为手段来解决中国的问题。

　　11月19日，周恩来结束了同国民党历时一年多的谈判，率中共代表团多位成员回到延安。谁都看得出来，中国国内政治局势已发展到一个新的转折关头。21日，中共中央举行了一次重要的决策性会议。周恩来在会上报告了国共谈判的经过。毛泽东接着说：蒋介石对共产党的方针是一无自由，二要消灭，他是不允许共产党在保持一块地方的条件下签订城下之盟的。因此，“我们的方针是战争的方针，这是确定了的。”毛泽东指出：过去几个月内消灭了国民党军38个旅，使有些战场上的国民党军队停止了进攻，证明打歼灭战是可能的，也是能够改变战局的。

　　毛泽东为解放战争的发展勾画了一张大致的蓝图，说：用半年到一年的时间，消灭国民党军七八十个旅，就可以消耗掉美国七八年中援助蒋介石的所有积蓄，使国共双方的力量达到平衡。“达到平衡后就很容易超过。那时我们就可以打出去，首先是安徽、河南、湖北、甘肃，然后就可以再向长江以南”，大约用三到五年的时间达成这一目标。毛泽东还指出：当然，我们还是应该把事情估计得严重些，我们不但要准备三到五年，还要准备十到十五年。一方面，要藐视他们，非此不足以长自己志气，灭他人威风，另一方面，又要重视他们，每一仗都要谨慎。对于现在是不是要马上提出打倒蒋介石的口号，毛泽东主张可以按这个目标去做，但不必急于提出这个口号。

　　一个中国革命的新高潮，在毛泽东和中共中央的推动下，在全民、全党、全军的奋力拼搏下，很快就要到来了。

　　三、指挥华东战场

　　1宿北战役

　　当毛泽东决心以战争的手段来解决中国问题时，他的主要精力也随即集中到指挥作战上来。内战初期的战争实践使他意识到只有“集中优势兵力，各个歼灭敌人，是过去三个月歼敌二十五个旅时所采用的唯一正确的作战方法。”因此，他要求各级指挥员不论在战役上或战术上，都必须切实运用这一作战方法，而且“必须集中六倍、五倍、四倍、至少三倍于敌的兵力”。强调指出：只有这样彻底大胆地集中兵力，“方能有效地歼敌”。

　　各战场的解放军，根据中共中央和毛泽东的部署，继续依托解放区的有利条件，机动灵活地实行内线作战，不断歼灭国民党军队的有生力量，取得重要胜利。其中集中兵力比较多，战役规模比较大，因而歼敌数量也比较多的是华东战场。

　　华东地区，包括山东和苏皖两大解放区。4个月来，国民党军队由徐州绥靖公署主任薛岳指挥，以损失8万人为代价，攻占了苏中、淮南、淮北地区和鲁南解放区的部分地区，打通了胶济铁路，对苏北和鲁南形成一个长达150公里的弧形半包围态势，并对联结苏鲁的枢纽——山东解放区首府临沂构成直接威胁。

　　山东野战军和华中野战军，在淮北和苏中战场上歼灭敌军一部分有生力量的同时，逐步收缩后撤，于9月19日放弃苏皖解放区首府淮阴。两军会师于淮阴以北，进行休整补充，准备再战。

　　这两个野战军的会师，集中了将近10万人的兵力，力量相当雄厚，为下一步打较大规模的歼灭战准备了必要条件。但此时，在东台到峰县的弧形战线上，国民党的徐州绥靖主任薛岳配置着4个作战集团二十五六个旅约20余万兵力，不断发动攻势，不但在战略上，而且在战场上都掌握了相当大的主动权。要大量歼敌，困难极大，形势是严峻的。

　　毛泽东认为，改变战局的关键，仍在争取更多地歼灭敌人的有生力量。而从全国范围来看，这时主要要靠华东、晋冀鲁豫两大主力的协同作战。因此，他要求山东和华中两个野战军“于二至三个月内务歼薛岳七至十个旅”，并指出只要达成这个任务，“就定能转变局势，收复两淮，并准备将来向中原出动”。根据这个设想，毛泽东同陈毅、粟裕、谭震林等频繁磋商，强调：

　　一、山野、华野应集中作战，开展战局，“不要分兵打两个敌人，必须集中打一个敌人”。

　　二、会师后的第一仗必须打胜，因此要慎重选定歼击目标，掌握战机，精心组织。

　　三、为保证行动的一致，山野、华野两个指挥部“亦应合一”，建议“陈毅为司令员兼政委，粟裕为副司令员，谭震林为副政委”，“在陈领导下大政方针共同决定，战役指挥交粟负责”。毛泽东还告诉陈毅、粟裕、谭震林以及华中分局、华中军区领导人张鼎丞、邓子恢、曾山：领导人的“团结协和极为必要”，因此“你们六人经常在一起，以免往返电商贻误战机”。

　　四、部队集结休整的地点应选择在距敌较远的地区，以便诱敌深入，造成可乘之机，然后集中全力加以歼灭。

　　五、晋冀鲁豫野战军的作战，主要以拖住国民党第五军和整编第十一师不使加入鲁南为原则，以缓解华东作战的困难。

　　这些意见，尤其是集中两个野战军在一个方向作战、实行高度集中统一指挥的主张，体现了毛泽东在战争逐步向解放区中心推移时怎样打大歼灭战的指导思想，对华东解放军以后的作战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但在一段时间内，国民党军队采取了避实击虚的作战方针，行动谨慎，力戒冒进，在10、11两个月中，只对苏北、鲁南地区进行了若干次有依托的、规模不大的短距离进攻。所以，山东和华中野战军基本上仍处于分别迎击敌军的状态，各自进行了几次以歼敌一旅左右为目标的战役，共歼敌约3万人，并没有能立刻实现预期的大规模歼敌的目标。

　　11月中旬，国民党政府的“国民大会”开幕。为了给这个会议壮声势，蒋介石决定从郑州绥靖公署的序列中抽调精锐主力整编第十一师改归徐州绥靖公署指挥，命令薛岳立即组织一次对苏北地区的大规模攻势，并限定在攻势发起后半个月内“结束苏北战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