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173章 社会主义建设中的探索(12)

　　众所周知，发射人造卫星将使尖端科学技术加速前进，开辟新的科研领域，为导弹技术动员后备力量。同时，人造卫星的上天，是洲际弹道导弹成功的公开标志，是国家科学技术水平的集中表现，是科学技术研究工作向高层空间发展的必不可少的工具。

　　第一颗原子弹爆炸成功并实现“两弹结合”后，毛泽东又提出了新的任务。他说：“原子弹要有，氢弹也要快。”从此，王淦昌又带领一批科学家，一头钻进了制造氢弹的技术攻关中。仍是大漠荒野，仍是酷日风沙，追赶太阳的人，是永远注定要与荒野、酷日、风沙打交道的。这是祖国的需要，是历史的抉择！

　　1966年12月28日，中国第一颗氢弹试验成功，在全世界引起更大的反响。十几年以后，法国一位着名的核科学家到中国访问，向中国的同行打听：“你们的氢弹搞得这么快，赶在我们的前头爆炸成功了，到底有什么诀窍？当时，戴高乐总统感到非常震惊，还当面批评了我们。”戴高乐的疑问不是没有理由的。从原子弹到氢弹爆炸，美国用了7年零4个月的时间，苏联用了4年，英国用了4年零7个月，法国用了8年零6个月；而一向被认为贫穷落后的中国，却仅仅用了2年零7个月的时间，这不能不说是人间的奇迹！对此，毛泽东高兴地说：“我们搞原子弹、导弹、氢弹有很大成绩，这是赫鲁晓夫帮忙的结果。他撤走了专家，逼我们走自己的路，要发给他一吨重的勋章！”

　　1973年6月27日正午时分，人们从广播器里听到指挥部发出的庄严而又充满历史感的声音：“现在试验开始。九、八、七、六、五、四、三、二……起爆！”一颗数百万吨当量的氢弹爆炸了。倏地出现一道红色的强烈闪光，几十公里外的参试人员在防护镜里看到的闪光，显得非常瑰丽绚烂。紧接着，地面升腾起一个巨大的火球，犹如出现了太阳，天空和大地被照得一片通红。巨大的火球翻滚着升上天空，不断地向外膨胀，渐渐形成拔地而起的巨大的蘑菇云朵。大家欢呼，大家跳跃，我们又一颗大当量的氢弹试验成功了！

　　在氢弹试验成功的第二天，1973年6月28日，新华社奉命发布了如下的新闻公报：

　　1973年6月27日正午，中国在本国西部地区上空，成功地进行了一次氢弹试验。

　　中国进行必要而有限制的核试验，完全是为了防御，是为了打破超级大国的核垄断，最终消灭核武器。中国政府再次声明，中国政府在任何时候，任何情况下，都不首先使用核武器。中国人民和中国政府，将继续同全世界人民和一切爱好和平、主持正义的国家一道，为全面禁止和彻底销毁核武器的崇高目标而共同奋斗。

　　六、晚年生涯

　　1纠“左”

　　由于认识上错误，1966年5月16日开始，毛泽东发动了“文化大革命”，从而造成了全局性的动荡。在“文化大革命”中形成了林彪和江青两个反革命集团，由于他们的从中破坏，给刚刚起步的社会主义事业造成了极大的危害。1971年9月13日，在毛泽东的亲自领导下，一举粉碎了林彪反革命集团篡夺党和国家最高领导权的阴谋。

　　九·一三事件宣告了文革的失败，也使毛泽东深受震动。他虽然还没有能够从全局上认识“文化大革命”的错误，但也吸取了一些深刻的教训，在一定限度内对以往的政策作了一些调整。其中最主要的就是在周恩来的紧密配合下，亲自抓了落实干部政策的工作。

　　社论送审稿。1972年4月，周恩来指示人民日报社起草一篇正面阐述党在干部问题上的历来政策和优良传统的社论，并亲自审改了这篇题为《惩前毖后，治病救人》的社论。4月24日《人民日报》发表社论，对“文化大革命”中老干部和知识分子遭受打击和迫害、冤假错案遍及全国的事实，重申了干部政策。社论强调指出：要相信90%以上的干部是好的和比较好的。社论说：“要严格区分敌我矛盾和人民内部矛盾这两类不同性质的矛盾。除了极少数混进革命队伍的阶级敌人和屡教不改、不可救药的分子外，对一切犯错误的同志，不论老干部、新干部，党内的同志、党外的同志，都要按照‘团结——批评——团结’的公式，采取教育为主的方针。”“经过长期革命斗争锻炼的老干部，……都是党的宝贵财富”。

　　社论指出：正确执行党的干部政策，必须批判林彪错误的政治路线和组织路线，排除“左”的干扰。这篇社论在当时的影响很大，有力地推动了“解放干部”工作的进行。在这篇社论发表以后，一些干部和知识分子获得“解放”。8月1日，陈云、王震、滕代远等一批被迫害的老干部出席了国防部为庆祝建军四十五周年而举行的盛大招待会。

　　1972年8月14日，毛泽东在邓小平8月3日来信上批示说，应当把邓小平与刘少奇加以区别。他在列举了邓小平在历史上的功绩后说：这些事我过去讲过多次，现在再说一遍”，表示了一直未能结束对邓小平“审查”的人的不满。根据他的指示，1973年3月10日，中共中央发出了《关于恢复邓小平同志党的组织生活和国务院副总理的职务的决定》。《决定》要求各级党组织要认真学习毛主席有关正确对待犯错误干部的一系列指示，对犯错误的同志实事求是地做出结论，进一步落实党的干部政策。中央的这个决定有力地推动了全国范围内落实干部政策的工作。

　　1972年1月10日，毛泽东参加陈毅追悼会。左三为陈毅夫人张茜。1973年12月21日，毛泽东在同参加中央军委会议的同志谈话时，进一步做了坦诚的自我批评。他握着朱德的手说：“老总啊，你好吗？你是红司令啊！人家讲你是黑司令，我总是批他们，我说是红司令”。寥寥数语，一种浓浓的战友之情油然而生。

　　他又说：我看贺龙同志搞错了，我要负责呢。杨、余、傅也要翻案呢！都是林彪搞的。我是听了林彪的一面之词，所以我犯了错误。他还提到了要给罗瑞卿平反，因为也是听了林彪的话。在短短的一席话中，他三次说到要“自我批评”。在这里，我们看到的不仅有他在干部问题上的深刻转变，还有他对“文化大革命”认识上的一些变化。毛泽东的这些变化，在党内外引起了强烈的反响。

　　林彪事件后，尽管落实干部政策还受到江青、康生等人极力抵制和极“左”思潮的干扰，但是，由于毛泽东的有力支持，周恩来等有可能冲破重重阻力，迅速打开局面。

　　在这段时间里，由于毛泽东的思想所发生的积极转变，使得周恩来等老一代无产阶级革命家有可能在政治、经济、文化、教育、科学技术等各个领域里，提出批判极“左”思潮的任务，推动了这些部门工作的发展。

　　鉴于“文化大革命”中极“左”思潮和无政府主义所造成的严重后果，根据毛泽东在“九·一三”事件中批判极“左”思潮的有关指示，周恩来在批林整风运动中，把对林彪反革命集团的揭发批判，同对极“左”思潮的批判结合起来。他在一些全国性的会议和其他场合，多次提出必须批判极“左”思潮和无政府主义的问题。他指出：“各单位的极‘左’思潮都是林彪放纵起来的”，“极‘左’思潮不批判，人们就没有勇气贯彻党的正确路线。”针对当时由于受“突出政治”的影响，普遍存在着不敢抓生产，抓业务的现象，他在一次会议上指出，极“左”回潮就是搞“空洞的、抽象的、形而上学的东西，夸夸其谈，走极端”。他强调，“运动与业务不能对立，政治挂帅就是要挂在业务上”，鼓励各级干部理直气壮地抓生产、抓业务。周恩来的这些话，虽然是批判林彪的，但却不能不使江青一伙如芒在背，如坐针毡。

　　根据周恩来要抓企业的整顿意见，国务院有关部门提出了整顿企业的具体措施，恢复和健全了一些行之有效的规章制度。国家计委针对生产建设中存在的极“左”思潮和无政府主义，发出文件，规定了十条不得违反的纪律，强调统一计划，加强管理。这个文件虽因张春桥的坚决反对而未作为正式文件下发，但却已经在全国产生了重大的影响。在农村工作方面，党中央重申农村工作必须认真按照《农业六十条》的规定进行。针对当时农村中普遍存在的分配不兑现和劳动计酬上的平均主义，党中央还做出关于公社分配问题的指示。中央要求各地不要硬搬大寨的管理办法，要从实际出发，强调农业要全面发展，不能把党的政策所允许的多种经营当作资本主义去批判。党中央的这一系列决策、指示受到农村广大干部、群众的欢迎，在一定程度上调动了农民的生产积极性。

　　在文化教育方面，根据周恩来的意见，北京大学教授周培源于1972年10月6日在《光明日报》上发表了题为《对综合大学理科教育革命的一些看法》的文章。文章针对当时教育工作中“左”的错误，强调要重视和加强自然科学基础理论的学习和研究。《人民日报》也发表了提出中学教育要以“课堂教学、学习书本知识为主”的文章。这些文章反映了广大科研人员和教师学生的迫切愿望，受到他们的热烈欢迎。同时，也遭到江青、张春桥等人的攻击。

　　2.外交战线的成就

　　这一时期，外事工作方面也取得了突破性的进展。

　　1971年10月25日，第二十六届联合国大会以76票赞成、35票反对、17票弃权的压倒多数，通过了恢复复中华人民共和国在联合国的一切合法权利和立即把蒋介石集团的代表从联合国的一切机构中驱逐出去的提案，我国在联合国长期被非法剥夺的权利得到恢复。11月15日，以乔冠华为团长、黄华为副团长的中华人民共和国代表团出席了联合国大会第二十六届会议全体会议，受到热烈欢迎。在此前后，许多国家与我国建交。

　　尼克松访华。1955年8月1日，中美两国大使级代表开始进行谈判。经过15年，先在日内瓦后在华沙谈判136次，毫无结果。中美谈判在约翰逊、尼克松交替前后中断近两年。尼克松就任美国总统后，企图以此连任总统。1969年12月3日，美驻波兰大使亲自在华沙的南斯拉夫时装展览会上找我翻译，约我代办会晤，表示愿恢复中美会谈。1970年2月间进行了两次会谈，美大使表示：美国政府准备派代表到北京直接商谈，也愿在华盛顿接待中国代表。因美国在金边支持朗诺·施里玛达集团，出兵侵入柬埔寨，会谈中断，尼克松政府通过各条内线急于同我国进行接触。

　　1970年11月巴基斯坦总统叶海亚来访，转达了尼克松的口信，他准备派出高级人员甚至基辛格在第三国与中国高级人员对话，希望中国领导人了解美国是要走向同中国友好的。我通过叶海亚给予的回答是：如果尼克松总统真有解决台湾问题的愿望和办法，中国政府欢迎美国总统派特使来北京商谈。

　　1970年12月18日，毛泽东同斯诺谈话的一个重要内容，是毛泽东明确表示欢迎尼克松访华。毛泽东说：“我说如果尼克松愿意来，我愿意和他谈，谈得成也行，谈不成也行，……总而言之，都行。”1971年4月初，美国乒乓球代表团表示，希望在参加第三十一届世界乒乓球锦标赛后访问我国，毛泽东指示我国有关方面即发出邀请，美国乒乓球代表团于4月10日至17日访问了我国。周恩来于14日接见了美国乒乓球代表团全体成员，并谈了话。周恩来说：“中美两国人民过去的来往是很频繁的，以后割断了一个很长的时间。你们这次应邀来访，打开了两国人民友好来往的大门。”毛泽东、周恩来的谈话，受到美国人民的热烈欢迎。

　　4月21日，我方又给尼克松一个口信，提出要从根本上恢复中美关系，必须从中国的台湾和台湾海峡地区撤走美国一切武装力量；而解决这一关键问题，只有通过两国高级负责人直接商谈，才能找到办法。因此，中国政府重申愿意公开接待美国总统特使如基辛格博士，或美国国务卿甚至美国总统本人来北京直接晤谈。以后尼克松4月29日、5月17日、5月22日的三个口信传来。

　　中央政治局于5月26日讨论了中美会谈问题，周恩来总理于5月29日给尼克松做出回答：欢迎基辛格来京举行一次秘密的预备性会议，为尼克松访问北京作准备工作，进行必要的安排。同日，中央政治局将5月26日讨论情况给毛泽东、林彪写了《关于中美会谈的报告》。这个报告对预备会议和尼克松的访问，做出估计，拟出对策。5月31日，毛泽东批准，中共中央转发《毛主席会见美国友好人士斯诺谈话纪要》。7月9日至11日，周恩来和基辛格在北京进行了会谈。会谈公报说：获悉尼克松总统曾表示希望访问中华人民共和国，周恩来总理代表中华人民共和国邀请尼克松总统于1972年5月以前的适当时间访问中国，尼克松总统接受了邀请。公报指出：中美两国领导人会晤，是为了谋求两国关系的正常化，并就双方关心的问题交换意见。10月20日至26日，周恩来和基辛格在北京举行了第二次会谈，为尼克松访华进行具体安排。

　　1972年2月21日，毛泽东会见应邀访问中国的美国总统理查德·尼克松。1972年2月21日至28日，尼克松访问我国。毛泽东于21日会见了尼克松，认真、坦率地交换了意见。周恩来与尼克松、我外交部长姬鹏飞与美国国务卿威廉·罗杰斯进行了会谈，并于28日在上海发表中美《联合公报》。公报说：中美双方认为有机会互相介绍彼此对各种问题的观点是有益的。两国社会制度和对外政策有着本质区别。但是，双方同意，各国不论社会制度如何，都应根据尊重各国主权和领土完整、不侵犯别国、不干涉别国内政、平等互利、和平共处的原则来处理国与国的关系。中美两国关系走向正常化是符合所有国家的利益的。

　　“中国重申自己的立场：台湾问题是阻碍中美两国关系正常化的关键问题；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是中国唯一合法政府；台湾是中国的一个省，早已归还祖国；解放台湾是中国内政，别国无权干涉；全部美国武装力量和军事设施必须从台湾撤走。”

　　“美国方面声明：美国认识到，在台湾海峡两边的所有中国人都认为只有一个中国，台湾是中国的一部分。美国政府对这一立场不提异议。它重申对由中国人自己和平解决台湾问题的关心。考虑到这一前景，它确认从台湾撤出全部美国武装力量和军事设施的最终目标。”

　　双方声明反对任何国家在亚洲——太平洋地区谋求霸权，反对大国在世界划分利益范围。双方还讨论了扩大两国人民在经济、科学、文化等方面的交流问题。尼克松的访华和中美《联合公报》的发表，在美国引起强烈反响，在国际上震动也很大。3月7日，中共中央发出《关于中美联合公报的通知》，在党内对有关中美《联合公报》的若干问题作了解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