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8章 中共中央“群龙有首” (3)

　　与1957年一样，在发表那篇重要社论的前一天——1966年5月31日——毛泽东委派陈伯达率工作组，突然进驻《人民日报》，夺了吴冷西的权。据当时任《人民日报》副总编辑的李庄回忆，他是在1966年5月31日下午，到中南海怀仁堂出席紧急会议的。会上宣布，陈伯达率工作组进驻《人民日报》。

　　笔者多次采访过陈伯达。他回忆说，他很匆忙进驻《人民日报》。进驻的最初几天，每天由他口授一篇社论。这样，通过《人民日报》，一下子就把“文化大革命”之火，在全国点燃起来。

　　这一回，《人民日报》又到了一个关键性的时刻。叶剑英明白，在粉碎“四人帮”之后，必须马上把《人民日报》的大权夺过来！

　　叶剑英向《人民日报》派出了工作组。这工作组的负责人，便是迟浩田将军。

　　1995年9月28日，中共十四届五中全会决定增补迟浩田为中共中央军事委员会副主席，迟浩田这名字引起了世界的注意。

　　迟浩田在1988年被授予上将军衔，他在中国人民解放军的将领之中是后起之秀，是一个充满传奇色彩的人物……

　　迟浩田生于1929年，山东招远人。他在1944年加入八路军，1946年加入中国共产党。

　　1949年5月，当中国人民解放军进攻上海之际，发生了一桩令人难以置信的奇迹，而这一奇迹的创造者便是迟浩田。

　　当时，21岁的迟浩田担任先头部队济南第一团三营七连的指导员，连长为萧锡谦。

　　在进攻上海市区时，他们遇上了顽强的抵抗。国民党青年军204师占据着四行仓库和中国银行仓库，以密集的火力封锁了苏州河上的咽喉──西藏路桥。双方打了十来个小时，仍难解难分。

　　5月25日子夜时分，迟浩田带了两名战士王其鹏和张瑞林，决定孤军突袭青年军的师部。迟浩田三人在黑夜之中，游过苏州河，摸掉了对方的哨兵，潜入青年军204师师部。他们抓住了该师上校副师长，要他下命令缴枪投降。那位上校副师长在迟浩田铁枪的威逼下，只得下达了投降命令。当桥上的青年军奉命撤离，萧连长立即命令部队发动进攻，占领了四行仓库和中国银行仓库。

　　就这样，迟浩田创造了奇迹：三个人逼降了国民党青年军204师的师部和三个营总共1000余人！为此，迟浩田荣获华东三级人民英雄称号。

　　此后，迟浩田在1950年参加了抗美援朝，担任中国人民志愿军某营教导员。1952年立一等功。回国后，迟浩田任中国人民解放军某团政治部主任。

　　1960年，迟浩田毕业于军事学院。毕业后，他担任师政委，后来，升任北京军区副政委。在刚刚拘捕了“四人帮”之后，叶剑英为什么马上从唐山抗震现场急调迟浩田进驻《人民日报》呢？叶剑英看中迟浩田，是因为迟浩田也有着“文官”经验：

　　那是1971年9月13日爆发“林彪事件”之后，迟浩田被派往《解放军报》社，担任副总编，分管政治工作。在“文革”中，《解放军报》是中央“两报一刊”中的“两报”之一，其地位仅次于《人民日报》。《解放军报》是中国人民解放军的机关报。迟浩田一进《解放军报》，就感到颇为棘手，内中最为棘手的要算是“萧力”问题。

　　“萧力”何许人？毛泽东和江青所生的女儿李讷也。“萧力”，也就是“小李”的谐音。李讷姓李不姓毛，其原因便是由于父亲毛泽东在中国如日中天，姓毛太不方便，而江青本姓李，所以女儿用李姓。但是，即便叫李讷，后来也广为人知。于是，在“文革”中用了“萧力”之名。

　　李讷于1959年秋考入北京大学历史系，1965年夏毕业，被分配到《解放军报》当编辑。

　　在“文革”的浪潮中，1966年盛暑，在毛泽东《炮打司令部》的感召下，李讷在《解放军报》也“炮打司令部”。她以“萧力”之名，写了批判当时《解放军报》总编赵易亚的大字报。赵易亚下台了。“众望所归”，26岁的“萧力”成了《解放军报》总编辑。

　　“萧力”当了《解放军报》总编辑不久，又被毛泽东指派为联络员，去做别的工作去了。不过，“萧力”在《解放军报》工作期间，曾发生过所谓的“绑架”事件。这一事件被说成是“反‘萧力’就是反江青、反毛主席”，一下子使《解放军报》不少人蒙受冤屈。

　　迟浩田进入《解放军报》之后，便着手解决所谓“绑架”事件。他经过调查，认定那是一个假案。可是，要解决这一假案，却不容易，因为这案子是江青过问的，必须经江青同意才能解决。

　　迟浩田勇于负责。他把这一情况向《解放军报》当时负责人张志以及解放军总政治部副主任田维新作了认真的汇报。后来，又经当时总政治部主任李德生力争，终于闯过江青这一关，使《解放军报》蒙冤的干部得以平反。

　　迟浩田在《解放军报》社工作了两年，他在那里平反冤假错案，受到人们的称赞。可是，后来居然被打成“翻案大队长”、“还乡团头子”、“批左英雄”。

　　尽管如此，当时主持中央军委工作的叶剑英，却非常看重迟浩田。

　　正因为这样，在粉碎“四人帮”的关键时刻，叶剑英“点将”迟浩田，派这位有过报社领导经验、与“四人帮”作过坚决斗争的将领前往《人民日报》。

　　于是，迟浩田被任命为《人民日报》工作组组长，副组长则为《北京日报》总编辑孙轶青。

　　迟浩田一进《人民日报》，下令逮捕了《人民日报》原总编辑鲁瑛。迟浩田率领工作组进驻《人民日报》之后，当即在《人民日报》领导层中宣布了逮捕“四人帮”的消息。当时的《人民日报》副总编李庄回忆，迟浩田是这样宣布的：

　　告诉大家一个大快人心的消息，“四人帮”被打倒了！过去领导《人民日报》的那个人不行了，他们在《人民日报》的一系列严重罪行必须彻底清算。

　　迟浩田宣布： “《人民日报》从现在起要听党中央指挥，执行正确路线。”不言而喻，迟浩田所说的“党中央”，就是以华国锋为首的新的中共中央。

　　迟浩田严正警告：“谁唱反调，逆历史潮流而动，谁就没有好下场。 ”

　　迟浩田规定了纪律：“中央未公布此事前，不能乱传，严守岗位。 ”

　　迟浩田担任《人民日报》工作组组长兼第一总编辑达一年零20天。直至1977年10月28日才奉命调离人民日报社，担任中国人民解放军副总参谋长。

　　李庄记得，迟浩田在《人民日报》工作的日子里，上上下下都喊他“老迟”。迟浩田和大家一样，在食堂里排队买饭。李庄称迟浩田所率的工作组，是进驻《人民日报》最后的一个工作组，也是最好的一个工作组。

　　除了中央人民广播电台和《人民日报》分别由耿飚、迟浩田进驻之外，新华社和《红旗》杂志作为重要的“喉舌”，也撤换了领导。

　　由于耿飚是当时中共中央宣传部门的总负责人，而他来自外交界（他原本担任过外交部副部长、中共中央对外联络部部长），于是大批调集驻外大使和外交人员，“进驻”宣传部门。

　　据原驻德国大使王殊告诉笔者，这出于两种原因：第一，耿飚熟悉外交界的干部；第二，外交官们长驻国外，一般来说，跟国内“四人帮”体系没有太多瓜葛。

　　一时间，出现了“大使当总编”的“史无前例”的有趣现象。驻德大使王殊，便在那时当上了《红旗》杂志的第二任总编辑。

　　《红旗》杂志作为中共中央的理论刊物，在1958年6月创刊时，总编辑是陈伯达。

　　1970年9月，陈伯达被撤销总编辑之职。此后，《红旗》杂志虽然仍在出版，但是总编辑空缺。

　　粉碎“四人帮”之后，王殊于1977年1月起，担任《红旗》杂志总编辑。1977年12月，担任过驻阿尔及利亚、南斯拉夫、法国大使的曾涛，接替朱穆之，出任新华社社长。

　　1949年，新华社的首任社长是陈克寒。从1952年12月起，社长为吴冷西。吴冷西在1966年6月下台，由熊复继任。半年后，熊复下台，胡痴、王唯真曾先后担任过代社长。1972年9月，朱穆之被任命为社长。

　　中国新闻界最初遵命保持沉默

　　虽说1976年10月6日夜晚中南海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但是由于叶剑英规定要“保密两个月”，所以在第二天，《人民日报》一个字也没有提及昨夜的大事变，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也保持沉默。

　　10月7日，中国在平静中度过。

　　10月8日晚上8时，中央人民广播电台在新闻联播节目中，首先播出当天新华社的两则重要电讯。这两则电讯，在 10月 9日《人民日报》头版发表。

　　这两则电讯，其实是在10月8日作出的两项重要决定。

　　第一项重要决定是《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中华人民共和国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务院、中国共产党中央军事委员会关于建立伟大的领袖和导师毛泽东主席纪念堂的决定》。决定全文如下：

　　为了永远纪念我党我军和我国各族人民的伟大领袖、国际无产阶级和被压迫民族被压迫人民的伟大导师毛泽东主席，教育和鼓舞工农兵和其他劳动群众继承毛主席的遗志，坚持马克思主义、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把无产阶级革命事业进行到底，决定：

　　1、在首都北京建立伟大的领袖和导师毛泽东主席纪念堂。

　　2、在纪念堂建成以后，即将安放毛泽东主席遗体的水晶棺移入堂内，让广大人民群众瞻仰遗容。

　　这一决定，明显地违背了毛泽东本人在1956年亲自签名的关于将遗体火化、不建坟墓的建议。

　　华国锋明知毛泽东在 1956年作出过这样的建议，可是在1976年的特殊的情况下，却不能不作出为毛泽东保存遗体、建造纪念堂的决定。“文革”把对于毛泽东的个人崇拜推到了顶峰。华国锋作为毛泽东指定的接班人，他刚刚粉碎了“四人帮”，就不能不作出这样的决定，以求“符合民心”。

　　1980年8月，邓小平在回答意大利记者奥琳埃娜 ·法拉奇的提问时，这么谈及关于毛泽东纪念堂的问题：

　　粉碎“四人帮”后，建毛主席纪念堂，应该说，那是违反毛主席自己的意愿的。50年代，毛主席提议所有的人身后都火化，只留骨灰，不留遗体，并且不建坟墓。毛主席是第一个签名的。我们都签了名。中央的高级干部、全国的高级干部差不多都签了名。现在签名册还在。粉碎“四人帮”以后做的这些事，都是从为了求得比较稳定这么一个思想考虑的。

　　第二项决定是《中共中央关于出版〈毛泽东选集〉和筹备出版〈毛泽东全集〉的决定》。这项决定指出“尽快出版《毛泽东选集》第五卷”。

　　其实，《毛泽东选集》第五卷的编选工作在此前有过两起两落：

　　《毛泽东选集》第五卷在《毛泽东选集》第四卷出版之后，曾经由陈伯达主持编选过一个待审的初稿。陈伯达曾经对笔者说，当时他报毛泽东审阅，因毛泽东“倦于看旧作”而搁置下来。《毛泽东选集》第五卷原本要在 1969年10月1日作为向国庆20周年的献礼书，也因毛泽东不同意出版而取消。

　　1975年邓小平主持中央工作时，曾经由胡乔木主持编选《毛泽东选集》第五卷，后来因“批邓”而中止。

　　这时，在原先两次编选的基础上，经过重新编选，终于在1977年4月15日出版了《毛泽东选集》第五卷。在《中共中央关于出版〈毛泽东选集〉和筹备出版〈毛泽东全集〉的决定》中，有一句话是引人注意的：

　　出版《毛泽东选集》和《毛泽东全集》的工作，由以华国锋同志为首的中共中央政治局直接领导，下设一个毛泽东主席著作编辑出版委员会，负责 整理、编辑和出版的具体工作。

　　这句“以华国锋同志为首的中共中央政治局”，是毛泽东去世以后第一次这样公开见报。

　　在毛泽东去世之后，由“舆论总管”姚文元把持的新闻传媒，从来不提“以华国锋同志为首”。例如：

　　“在党中央的领导下，坚持毛主席的无产阶级革命路线，沿着社会主义道路继续前进，团结起来，争取更大的胜利！”

　　“我们一定要最紧密地团结在党中央周围，统一思想，统一行动，全党服从中央，坚决维护党的团结和统一。 ”

　　所以，从“党中央”到“以华国锋同志为首的中共中央政治局”，中共中央文件的不同提法，其实悄然地反映了中国政局的重大变化。不过，尽管《人民日报》和中国各报都在1976年10月9日醒目地刊登了中共中央的决定，却没有多少细心的读者从中悟出中国政局发生的重大变化。

　　两报一刊社论泄露中共“最大机密”

　　尽管叶剑英要求“保密两个月”，实际上是无法做到的。因为粉碎“四人帮”是中国惊天动地之举，而报纸天天要出版，广播天天要播出，怎么也无法“保密”。

　　就拿林彪事件来说，当时毛泽东也要求“保密”。令人吃惊的是，陆定一夫人严慰冰，身陷囹圄，关押在高墙深院的秦城监狱，居然在林彪出逃后的十来天，就知道了这一绝密的消息。

　　当时，严慰冰在狱中连连大笑。“专案组”以为动向可疑，便提审了她。不料，严慰冰竟说：“党内出了大事一桩！”当时，连中国的一般干部都不知道林彪出逃，严慰冰怎么会知道“党内出了大事

　　一桩”呢？原来，长期从事宣传工作的严慰冰明白：“党的最大机密，都在报纸上！”

　　严慰冰天天在狱中很仔细地看《人民日报》。那时的报纸上，总是提“以毛主席为首、以林副主席为副的党中央”。她发现，那几天报纸上本来应该出现“林副主席”的地方，忽然不提“林副主席”了。

　　她又听见狱中的广播喇叭里，忽然播起《三大纪律八项注意》这支歌。严慰冰作出判断，党内一定出了不听指挥、不守纪律的人。所以，她得出结论：“党内出了大事一桩！”

　　确实，“党的最大机密，都在报纸上”！

　　在粉碎“四人帮”的第四天——10月10日——以 “《人民日报》《解放军报》《红旗》杂志”这两报一刊名义发表的社论《亿万人民的共同心愿》，便“透露”了“党的最大机密”！这篇社论是配合两个决定而写的，阐述两个决定反映了“亿万人民的共同心愿”。社论中这么一段不平常的话，引起了人们的关注：

　　历史的经验证明，要搞垮我们的党是不容易的。任何背叛马克思主义、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篡改毛主席指示的人，任何搞修正主义、搞分裂、搞阴谋诡计的人，是注定要失败的。

　　社论中的这段话，显然在“有的放矢”！究竟谁在“背叛马克思主义、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呢？究竟谁在“搞修正主义、搞分裂、搞阴谋诡计”呢？社论中特别令人不解的一句话是提到有人“篡改毛主席指示”，究竟是谁呢？

　　英国《每日电讯报》记者韦德看了这篇社论，也意识到中共高层发生了重大变化。其实，这篇社论上的几句话，泄露了中共的“最大机密”！社论中提到的“篡改毛主席指示的人”，指的就是“四人帮”。

　　在毛泽东去世之后，在粉碎“四人帮”之前，围绕着一句“毛主席指示”，曾有过一场激烈的斗争。

　　这句“毛主席指示”，就连那位英国记者韦德也注意到了：在追悼毛泽东的大会上，王洪文不安地从背后窥看华国锋的讲话稿，关注着华国锋的稿子上有没有那句“毛主席指示”。

　　这句“毛主席指示”，就是所谓的“按既定方针办”。

　　首先公开披露这句“毛主席指示”的，是1976年9月16日的两报一刊社论《毛主席永远活在我们心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