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31章 失去了理智的智者

　　1888年，一种来源于身体的力量对尼采的思想造成了很大的影响。有人说：尼采早就已经疯了。也有人说：他至少还保持着自己的思考能力，还能够在一定程度上控制住自己。

　　这时，尼采写的东西还是那样的犀利、一针见血。他感到极度清醒，可是这种清醒对他来说是一个灾难，因为这会让他更快地毁灭。

　　此时，尼采不再进行道德研究，长久以来，他总是在一种焦虑之中生活着，他在信中说：“它在我情绪很好的时候赋予我一种复仇的心态——这种复仇总是表现得那么强烈。”

　　这句话很好地解释了将要问世的三部作品：《瓦格纳事件》、《偶像的黄昏》、《反基督教》。

　　4月7日，在都灵的尼采意外收到了一封乔治·勃兰兑斯的信，他告诉尼采说想要开设关于尼采哲学思想的一系列讲座。勃兰兑斯说道：“在这里没有人知道你，我为此感到十分苦恼。我想你会突然间成为知名人士的。”

　　尼采回复说：“太令我感到意外了，这是谁给你的勇气呢，竟然要向大家介绍我这么一个默默无闻的人。或许你认为我在德国有很多读者吧！可是，事实是他们把我当作了古怪的疯子，根本不愿意好好去看待我的作品。我有着不平凡的骄傲，这是我与他们的对抗产生的。我是个哲学家吗？这没有什么关系。”

　　在这些疲倦而又紧张的日子里，尼采找到了《人的法律》的译本，他想要知道自己所考虑的那些等级的细节。他看完之后感觉还是有希望的，因为书中有一部法典，这让尼采感到高兴，它确立了4个等级的秩序。而且语言优美、简洁明了，在严肃中又透出了人情味，当然还有一种高尚的持久性。

　　尼采看完后十分赞赏。他整段地将那些文字摘抄了下来，因为在这本古印度的圣典中，他看出了“充满爱和善意的歌德式的关注”，他听到了自己追寻的非道德的旋律。

　　可是在赞赏的同时他也有批判。尼采说：“这些僧侣们并不相信这个——或者说他们根本没有看到这个。人们的法律其实是一些智慧的毫无漏洞的谎言。因为大自然本来就是一片混沌，没有任何观念和秩序。那些想要建立一整套秩序的人都会对大自然感到厌恶，因为他们想要的是一个虚幻的世界。那些伟大的创建者们，印度法典的制定者们，他们都是撒谎的艺术家。”

　　尼采当时正在都灵，他反复地研究了这本著作，因为这部古雅利安的作品说出了他内心中的种种梦想，这是一个有着完美的社会等级又有理性的欺骗的最好作品。尼采对它又爱又恨，因为它，尼采一度暂停了工作。

　　尼采感到犹豫了：“要不要听从这些婆罗门、这些狡诈的首领和这些僧侣们的话呢？或许在很久以后，人们对于自己生命的价值、本能的起源和遗产机制有了了解之后，他们可以创造出新的法则。可是目前还不行，人们现在只能被这些古老的谎言所束缚。”

　　尼采开始讨厌这种思想了，烦躁在尼采的心中滋生了，他的灵魂不愿意再去作什么抵抗。他没有继续去创作伟大的作品，而是改写了一本小册子。

　　现在的日子已经不平静了，尼采感到痛苦，想要对别人加以报复。而瓦格纳成了尼采攻击的对象。他想：“既然当初是我提出了瓦格纳主义，那么现在我就要恢复他的本来面目。”他想经过这样一次猛烈的批判，可以让那些比他更加软弱的同代人得到解放，同时还要继续对这种艺术的威望臣服。

　　尼采一点儿顾虑也没有，相反这种兴奋刺激了他工作的兴趣。尼采正沉浸在快乐之中，他却把这种奇异的现象归功于都灵的气候。

　　7月份，天气有些阴冷，尼采的身体受到了很大的影响。他又失眠了，原来那种幸福的感觉变成了一种痛苦的情绪。

　　弗罗琳·冯·萨丽斯-玛雪琳丝与尼采已经分别了10个月，之后两人又相见了。她注意到尼采发生了变化：他独自走来，他的匆匆而行的马车，他快速的行礼，尼采几乎不会停下脚步，他急匆匆地回到旅馆，写下路上抓住的灵感。

　　尼采在拜访她的时候，毫不掩饰地说出自己的要求。他现在缺少必要的金钱，原来的钱几乎已经花光了，巴塞尔大学发给他的3000法郎的退休金根本不够他维持日常开支和支付大笔的出版费用。他尽量不去旅行，用最少的钱解决食宿问题，可是还不够。

　　8月，尼采写完了《瓦格纳事件》，除了正文，他还加了一段开场白，一篇跋、再跋和后记。他使劲扩充着自己的作品，让它变得越来越尖锐。可是他写完后还是不满意。

　　尼采给梅森伯格也写了一封信：“我为整个人类写出了最深刻的作品，我已经付出了沉重的代价。我得先付出生命才能够成为不朽。可是在丹麦而不是在德国我却已经出名了。乔治·勃兰兑斯博士很大胆地在哥本哈根大学开设了关于我的讲座，成果很好。纽约据说也在筹办这样的讲座，我是欧洲‘最独立’的思想家了，而且是‘绝无仅有’的德语作家，多么了不起啊！要理解我的作品，一定要有一颗伟大的灵魂。这样我就可以很高兴地看到那些虚弱的和有道德的人一起站起来反对我。”

　　梅森伯格在这些话语中看到了针对自己的观点。她还是跟往常一样很友好地给尼采回了信：“你说那些虚弱的和有道德的人都反对你？请不要自相矛盾。道德不是虚弱的，而是有力量的，这个单词本身就能说明这一切。你自己不就是反例吗？因为你就是有道德的人，要是人们能理解这一点多好啊！我敢说，你的生活比你的作品还有说服力。”

　　尼采每天都在散步、寻找词语的节奏。他经常通宵达旦地工作，当旅馆老板早起去山野里寻找食材的时候，尼采还在工作。

　　一写完《瓦格纳事件》，尼采就开始着手写另一本小册子了。这次他并不是针对某个人，而是把矛头指向了所有的观念——那些人们用来指导自己生活的观念。他认为根本就没有形而上学的世界，理性主义者都是些空想家；也根本没有道德世界，道德家们也都是些空想家。

　　尼采为他的小册子命名：刚开始他想到了《一个心理学家的闲暇时光》，又想到了《偶像的黄昏》，或者说是《哲学之锤》。

　　9月7日，他把手稿寄给了出版商。

　　尼采因为总是在想这部作品，而第二本小册子还没写完的时候，他就开始了这项艰巨的工作。他曾希望这是一部平静的、歌德式的作品，现在它已经面目全非了。

　　他想了几个新的标题：《我们其他的非道德主义者》、《我们其他的北极人》，后来他又换回了原来的题目，并最终确定了下来——《强力意志——对一切价值重新估价的一种尝试》。

　　9月3日至30日之间，尼采起草了第一部分《反基督徒》，这样一来，它就成了第三本小册子。这次他干脆地说出了是与不是、正确的路线以及对最野蛮力量的歌颂。一切道德都是谎言，不管是谁定下来的。尼采写道：“16世纪初，当恺撒·波吉亚有望当上教皇的时候，欧洲几乎接近了伟大。”

　　这是尼采最后表达出来的思想。

　　9月21日，尼采在都灵。22日，《瓦格纳事件》发表了。终于有几家报社谈到了这本书。可是这些评论仍然把尼采激怒了，因为除了一位瑞士作家卡尔·施皮特勒以外，根本没有人理解他。那些评论的每一句话都让他觉得人们对他的作品一无所知。

　　10年以来，他一直在探索自己发现的思想，德国评论家却不知道。他们知道有个尼采是瓦格纳的信徒，他们看了《瓦格纳事件》，猜测尼采跟他的老师闹了别扭。另外，他新结交的朋友也对他进行了指责。一向拘泥礼节的布克哈特收到小册子之后就再也不跟尼采联系了，仁慈的梅森伯格写了一封语气严肃的信给他。

　　尼采回答说：“在这些问题上，我不允许别人进行反驳。关于‘颓废’的话题，我是这个世界上最有权威的人。现代人带着他们退化了的天性，应该为他们身边有这么一个人感到高兴。这个人在他们最忧郁的时候给他们提供了美酒。瓦格纳用谎言使大家都信仰他，他的确是个天才，一个说谎的天才。我作为他的对立面，一个讲真话的天才，感到十分荣幸。”

　　不管尼采究竟有什么样的不安，他的信中却流露出了少有的欢快情绪。信中他赞美一切能看到的东西：美丽的秋天、都灵的街道、娱乐场、咖啡馆……尼采食欲好，睡眠也很安稳。他去听比较轻松的法国歌剧和音乐会，会上每个片段都给他带来庄严的感觉。

　　尼采写信给彼得说道：“不管是音乐的冠绝，还是其他各方面，都灵都是我所知道的最可靠的城市。一想到这些我就满含热泪。”

　　11月13日，尼采希望彼得能够待在他的身边。可是彼得没有满足尼采的愿望，因此尼采又感到十分遗憾。

　　11月18日，尼采寄出了一封语气看似很快乐的信。他提到刚刚听完的裘迪克和米列·梅尔的歌剧：“这种轻松的巴黎人的陶醉可以拯救我们的精神和肉体。我恳请你用悲观的观点来看待这封信。”

　　尼采无法摆脱不祥的预感，也无法扔掉面前的痛苦。他希望能够创作出一部奇异而又绝望的作品，由他生活中的回忆来作为素材。他写下一些章节的标题：“我为什么这么聪明——我为什么如此智慧——我为什么能写出这样的佳作——我为什么是灾祸的集中地——光荣与永恒……”他最后把这本书命名为《瞧！这个人》。

　　尼采像是基督一样，他把自己献了出去。他知道自己的每个懦弱的念头。任何现实都不能使尼采感到害怕。他承担的是人类疯狂的激情，而不是通常所说的罪恶：“被钉在十字架上的耶稣是生活给我们的一个诅咒，而被撕碎了的狄奥尼索斯是新生活的一个承诺。”

　　耶稣也会崇拜上帝，而尼采只有他自己；狄奥尼索斯也有朋友，而尼采则总是独自一人。可是他仍然在生活，仍然能够唱出狄奥尼索斯的颂歌：“我不是圣徒，我是森林之神。我已经写了这么多优美的作品，我应该感谢生活。”

　　尼采说他会感谢生活，但其实他的内心极度痛苦。有时候人要取得胜利就只有去说谎。阿里亚自刺身亡前把剑交给了丈夫，还告诉他说“这并不痛苦”，她就在说谎，可是这个谎言是她的荣耀。尼采对阿里亚的评语说：“她的谎言是那么的神圣，一切临死之人所说的真话都没有那样的光辉。”

　　尼采已经感到身心疲惫，可是他却不会承认。作为一个诗人，他希望自己因为痛苦而发出的呐喊会变为一首歌。最后一种狂喜的力量使他再次说了谎：

　　我生命中的太阳啊！

　　你已经没入了黄昏。

　　你眼中流动的微光

　　已经有些伤痕；

　　你滴下的露珠，

　　像眼泪一般洒落，

　　成为一条河；你灿烂的爱情

　　悄无声息，流进混浊的大海，

　　你最后的，迟到的幸福……

　　尼采已经感觉到，他所期待的名誉即将来到。乔治·勃兰兑斯又打算开设关于他的讲座，还要发表讲稿。他甚至为尼采找到了一个新读者：瑞典的奥古斯特·斯特林堡。他们在圣彼得堡准备翻译尼采的《瓦格纳事件》。

　　希波莱特·丹纳在法国巴黎替尼采找到了《辩论》和《两个世界的评论》的撰稿人吉恩·波尔多。尼采说：“通向法国的巴拿马运河也开通了。”

　　杜森给了尼采2000法郎，这2000法郎是一个不知名的人为尼采再版作品提供的资助。萨丽斯-玛雪琳丝夫人给了尼采1000法郎。

　　尼采对这些感到高兴，可是这些太晚了。

　　最后，尼采住在一个下层家庭的一套带家具的房间里，他们提供住宿。如果尼采需要的话，他们还提供饮食。尼采修改了《瞧！这个人》的书稿，在原文基础上增加了一篇附录，又写了一首赞美希腊酒神的诗歌。

　　同时，他还准备出版一本叫作《尼采反对瓦格纳》的小册子。他给出版商写道：“在我那本伟大的作品出版前，我们要让公众做好准备。因此我们要制造一种紧张的气氛——或许这又是一部《查拉图斯特拉如是说》。”

　　12月8日，尼采写信给彼得·加斯特说：“我又读了一遍《瞧！这个人》，对其中的每句话都作了详尽的思考，我把人性的历史分为了两个部分——这正是威力最大的地方。”

　　12月29日，尼采给出版商的信中说：“关于《瞧！这个人》，我跟你的看法是一致的，印数不要超过1000册。对那些德国人来说，这种严肃的书籍只印1000册是非常明智的。可是在法国，我希望发行40000册或者是80000册，没有开玩笑，我是认真的。”

　　1889年1月2日，尼采在另一封字迹潦草的信中写道：“把那诗歌还给我吧，我们开始印《瞧！这个人》。”

　　尼采经常给旅店的主人们演奏瓦格纳的音乐。他还告诉他们说：“我认识瓦格纳。”尼采将这些幸福的回忆拿出来，跟这些毫无关系的人共同分享。

　　他在《瞧！这个人》里也写道：

　　我应该为当时跟瓦格纳亲密的交往而感到荣幸，那是我最持久的快乐。我绝对不会把那些在特里伯森的日子忘记，那些愉快的、让我的思想大放光芒的日子。我不知道瓦格纳对别人来说意味着什么，但是他曾经是我天空中的太阳。

　　1月3日，尼采在都灵的卡罗阿尔伯托广场看到一个马车夫用鞭子抽打一匹老马。他抱着马哭了起来，然后昏倒了。在随后的一个月不到的时间里，尼采就被诊断出得了严重的精神疾病。

　　1月9日，在巴塞尔市弗兰兹·欧维贝克家的宁静房子里，夫妻俩正对着窗口说话。他们看见布克哈特站在门口按门铃，他们猜想可能是尼采让这个不熟悉的朋友前来此地。

　　欧维贝克已经有几个星期没有收到尼采的信了。布克哈特给他带来一封很长的信，尼采写道：“我是费迪南德·德·雷赛布，我是普拉得，我是张毕格，我在秋天里被埋葬了两次。”

　　这封信上说的两人是当时巴黎新闻集中报道的暗杀者，这充分说明了一个不好的消息——尼采疯了。

　　不久之后，欧维贝克收到了一封类似的信，尼采所有的朋友都得到了这个消息。尼采给每个人都写了信。

　　欧维贝克在旅店里找到了尼采，当时旅店主人正看着他。而尼采用手肘弹着钢琴，高唱着他写的狄奥尼索斯颂歌。尼采被欧维贝克送到了巴塞尔的医院里，尼采的母亲也过去了。

　　尼采在剩下的10年里经常会回忆起自己的作品，他的病前几年比较严重，后来便有所缓和了。

　　他说：“我没有写出过优秀的作品吗？”

　　有人给尼采看过瓦格纳的肖像。他说：“我非常热爱他。”

　　本来恢复这样的记忆对尼采来说是很可怕的，但事实却并不是这样。有一次，陪着他的妹妹忍不住哭了。

　　尼采说：“伊丽莎白，你为什么要哭？我们不幸福吗？”他的理智已经完全丧失了，可是他纯洁的心灵依然美好。

　　有一次，尼采跟一个编辑出门散步，尼采被路边一个小姑娘吸引了。他停下脚步，走近了小姑娘，用手把她的头发向后面拢了拢。接着，他微笑着注视小姑娘那张真诚的脸，说道：“这不正是一幅纯真的图画吗？”

　　1900年8月20日，星期一，尼采开始患感冒，发高烧，说胡话，此时他已开始接近死亡的边缘地带了，似乎还有肺炎的并发症，忠诚的医生想尽一切可能的办法消除他的痛苦，但两三天后，医生已经知道无力挽回了。

　　24日正午，尼采与妹妹相对而坐，他的面容突然改变，激烈的发作再度袭来，终于失去意识倒下了。就在这时，可怕的雷雨漫天盖地而来，似乎这个高贵的灵魂，已随着雷电，先升登天堂。到黄昏时分，他吐出一口气，意识也有恢复的征兆，好像想说些什么。

　　25日凌晨2时，伊丽莎白请尼采吃一些食物，他似乎看得见妹妹，示意她把灯罩移到一边，高兴地叫她“伊丽莎白”，她满心欢喜，以为他的危险期已经过去，然后，他睡了一段很长的时间，妹妹一直在祈祷，但愿这是复原的熟睡。

　　但是，尼采的面容突起变化，转为苍白，他再一次睁开那双宽阔、湿润的眼睛，安详地、无忧无虑地向四周投下了严肃的一瞥，然后轻轻合拢，永远地闭上了。

　　尼采终于走完了他56岁的生命历程，永远地离开了喧嚣的世俗生活，在魏玛逝世。

　　在他出殡时，有人在挽联上写着：“你的名字在后人心中是神圣的。”但是尼采似乎并不满意这样的评语，因为在他生前的自传中，他曾这样写着：“我很怕将来有一天有人称我为神圣的，你可猜得到为何我要在死前拿出这本书，就是为了要防止别人对我的恶作剧，我不希望成为神圣的人，甚至于宁可死后做个怪物——也许我就是一个怪物。”

　　死后的尼采埋在了故乡洛肯镇父母亲的墓旁，在那个安静的地方他找到了自己的永久归宿，再也用不着担心人们去打搅了。在真正的宁静中他获得了永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