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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说起龚合国会当教育局局长，而且一当十五年，这在他过去的熟人圈子里，听上去简直就是天方夜谭。缘由有三：其一，如前所述，他没有后台；其二，他也没有一个正儿八经的大学毕业文凭；其三，他在建工局当办公室副主任，和教育局是八竿子打不着的两个部门。
那些酒桌上的朋友也从来没有人肯高看过他，不是奚落就是调侃他：
真没出息，胡子眉毛倒是越来越长，官还那么丁点儿大，当了个主任还是副的。”更有好事者还一本正经地这样“损”他：“老龚啊，我看你这辈子好像和‘副’字特别有缘呢。你说说看，你在部队里是个副教导员，到地方上混来混去又是个副主任。你可知道这主任在‘国军’里面相当于什么官吗？就是个‘副官’呀。所以，我们其实得叫你‘副副官’呢……”
于是，有一段时间，人们忽然都不约而同地唤他“副副官”，后来又叫成“副副”或“龚副”，再后来则演绎成“功夫”了。
“副副，副副又怎么了？‘负负’还能得‘正’呢！”他有时也会反唇相讥，给自己打气。
但物是人非，斗转星移，局长早已升至副县长，主任也换了好几茬，他那个“副副”，还是没有能够得“正”，似乎还成了一种不祥的且带有侮辱性的精神上的“文身”，不仅擦不掉、抹不去，甚至还要陪伴他终身了。这让他心灵很受伤害，却也无法可想，无计可施，只能在心里默默“认命”了。
然而，龚合国自己也从未料想得到，两年后，他会在“文秘大专班”的毕业典礼上，巧遇他后来仕途的“贵人”——县教育局严局长。
严局长是学校特地请来为第一批在职大专毕业生发放文凭的，当他将红皮的毕业证书交到龚合国手中的时候，忽然问他：“你就是龚合国？”
他忙点点头。
“你父亲是不是叫龚慕仁？”严局长又问。
“是的。家父是……您怎么知道？”他有些受宠若惊。
“我们在县中读书时是同班同学。当然，还是好朋友。”严局长说，定睛望望他（大约是要从他身上寻找他父亲旧有的轮廓和痕迹），接着又笑笑道，“你脸型和你父亲还有些像，身材可完全不是一回事喽。他很瘦的。”
“是的，是的。”龚合国忙不迭地点头，“村里人都说我更像我妈。”
“你父亲很有才华的，也很有风骨，是一名难得的好教师。”严局长又说，并从衣袋里摸出一张名片交给他，“上面有我的电话，周末有空来家里坐坐。
因为有了这句话，就像得了将令，龚合国从此便成了严局长家的常客。
严局长的家，坐落在县城“秀水轩”东南角上的小巷深处，是一处有着两层楼的明式建筑，古色古香，幽僻而宁静。
龚合国第一次去他家拜访时，曾在门口踌躇和犹豫了好一会儿，并将个脑袋拧过来转过去地折腾了好一阵子。因为他尚弄不清楚严局长属于哪一路“神仙”，担心摸不准他的“脉搏”，对不准他的“频道”……
“火力侦察”过一两次后，他发觉严局长总体来说属于那种做事一丝不苟、生活简朴、穿着整齐、脑子很容易钻牛角尖的典型的知识分子类型。于是，他再度登门拜访时，为表示自己也很“艰苦朴素”，通常都上身穿中山装，下身着一条军裤，或者上身着一件绿军衣，下身配一条藏青裤。知道严局长有胃病，喜欢喝红茶，严夫人（她是本县文化馆的馆长）骨质疏松，血脂和血压也比较高，他每次到“严府”，也从不让自己的手空着，不是提着“云南普洱”或“大红袍”（他有个战友是福建武夷山人，每年都能寄几盒给他）
是拎着“昂立多邦”、“脑白金”或者“牦牛骨粉”什么的，再不行，也会挎着一个大大的水果篮。当然，每当他走到“严府”的八字形门楼前，将要按门铃时，必定还会腾出一只手仔细地整冠理带一番——不是拉拉帽子和衣领，便是摸摸衣扣或皮带（当过兵的人都明白，这其实是军队讲究军容风纪的潜移默化的影响）。
即便是龚合国和严局长熟稔了，而且和严局长的夫人、“公子”、“小姐”（他们在省城工作，通常只有节假日才回来省亲）也混熟了，依然保持着这样一种一丝不苟的习惯。
严局长家小小的院落里，靠墙一圈，摆满了各式各样的不知名目的花卉盆景，虽说不上是万紫千红，却也是群芳竞艳，看上去让人赏心悦目。严局长工作之余，最大的兴趣除了读书看报外，便是精心侍弄这些花草，浇水、施肥、喷药、除草、剪枝……常常乐此不疲。
有一次，龚合国进门后，见严局长正在为那些花花草草浇水，忙从他手中抢过喷水壶，道：“伯伯，我来，你歇会儿！”可是，等到喷水壶已然执在手中，他却泥塑木雕般僵立在原地，唯有脖子和脑袋还在不由自主地歪来转去。严局长本已坐到客厅间翻阅报纸了，不经意间抬头看到他那个样子，以为他出了什么事，忙走出来问：“怎么？是不是哪里不舒服？”他一愣神，忙回过头，道：“没有，没有。我只是听说，这花卉和盆景，每一株每一棵性情都不一样，有的喜欢潮湿，有的爱好干爽——一句话，也都是有‘路数’（他本来想说‘频道’，又怕严局长不懂）的，可我弄不清……”
“唔，人生弄不清的东西多呢。不过，这些我倒可以教教你……”严局长说，俨然一位颇有造诣的花木盆景专家，悉心为他讲解起来。
龚合国承认，严局长侍弄花草很有心得。但他后来也发现：严局长“侍弄”人和管理人却几近文盲。
严局长是20世纪50年代后期的大学毕业生，原本从事船舶柴油机研究，对教育管理可以说是一窍不通。所以，他当副局长时，基本上都是听局长的，当局长后，很想能自己拿些主意，不想时时、事事又总是受着别人的掣肘。比如，他要抓素质教育，偏偏下面一片抵制声，说：“还是升学率重要。
倡校长、专家治校，马上又有人向上反映，说他排斥和抵制党的领导……弄得他无所适从，常常在龚合国面前慨叹：“知识分子成堆的地方就是难弄。
“啊啊，看来，如果——这倒是一个契机……”那天离开严局长家，走在回家的路上，他心里一直这样想。他也心知肚明，倘若能帮助严局长解决好这些难题，渡过这些难关，严局长肯定会对他另眼相看的，没准看在父亲的面上，还会帮着提携他一把呢。可是，怎么才能帮到这个忙？对付这些常常自命清高、恃才傲物的知识分子，他可从来没有经验，又到哪里去寻良计妙策呢？
“你怎么啦？眉毛一直拧着，有什么心事吗？”晚饭时，邬红梅冷冷地问他。老岳父也向他投过询问的目光。
他就将严局长的处境说了一遍。
“这有什么难的，不就是整人嘛。你以前老跟我吹你当兵时的老班长怎么会整人，你自己不仅得到真传，还什么——‘青出于蓝而胜于蓝’，怎么这么丁点的屁事就犯难了呢？”邬红梅说。
“可那都是些大兵，说得不好听点，就是些二百五。严局长手下的人可都是些知识分子，许多还是大学生。知识分子有知识分子的特点，你懂吗？”
“知识分子也是人，人有的缺点和弱点，知识分子也都会有。”老岳父听了，忍不住也插嘴道，接着又不紧不慢地补充说，“你是共产党员，好好学习学习党史吧。对付知识分子，我们党可是最有经验的了。只是——也难怪，你说的这个严局长嘛，我是多少知道一点的，过去长期是个‘党外人士’，根本就没有党内工作的经验，本身又是个知识分子……这也叫‘当局者迷，旁观者清’啊。”
“啊啊。您说的是。我怎么就忘了呢？对付知识分子，我们党确实是最有经验的了……”龚合国说，同时感激地望了老岳父一眼。
于是，接下来的几天里，他听从老岳父的规劝和教诲，从县图书馆借来了厚厚的几大本党史研究资料，认真阅读，细心领会，做卡片，记笔记……后经老岳父点拨，终于写成一封致严局长的近五千言的长信，内中既有自己的切身体会，也有历史经验的对照，以及洋洋洒洒、切中肯綮的细致分析，言辞恳切而真诚，语气率直而委婉：
严局长伯父大人钧鉴：前番从与您谈话中获悉，您近期常为工作中的许多人和事所困扰，并几番说到“知识分子成堆的地方就是难弄”。侄儿听了，也深以为虑。回家后，我认真思索了许久，并仔细翻阅了我们党有关知识分子工作的许多文献，形成了自己的一些看法和想法，虽然很不成熟，甚至还很浅陋，但我决计不揣冒昧，落诸笔端，呈上供您参考。
……大凡知识分子，都有个通病，就是自视甚高，很容易翘尾巴，所以得狠狠敲打才是。我当兵时，班里就有一个同年入伍的兵，自恃才华横溢，瞧不起人，我们班长为对付他，曾一次又一次地开整风会，发动群众对他进行批评和帮助（实际是围剿），最后终于把他整趴下了……总之，对付知识分子（我这里说的主要是那些小资产阶级趣味浓厚，“一瓶不满，半瓶晃荡”的小知识分子，而不是像您这样才高八斗、学富五车的大知识分子），你不能用知识分子的办法，和他们摆事实，讲道理，而必须让他们明白：“秀才遇到兵，有理讲不清”……也要学会抓住他们的把柄。人总是有把柄的。做教师的，遇上漂亮的女学生，难免会动心……可以抓几个典型，杀鸡给猴看。语文教师在课堂上发挥多了，错误也就会多，抓住他一点，上纲上线，用鞭子狠狠地抽，抽过后再去看他们，送“伤筋膏药”给他们贴，让他们觉得你是对事不对人……再找机会给他们加工资、发奖金、给补贴，不出一年，保证天下大治……此外，人在其位，必谋其政。您身为一局之长，绝不能不作为。因为你不作为时，还是有别人在作为，但那是别人盗用了你的名义在作为。到时候，功劳可能记到他们的账簿上，过错则会放在你的名下……
“可是，不是我不想作为，而是根本无法作为呀……”严局长看过他的信，很为他的真情所打动，又约他来家中长谈时语重心长地说。
龚合国于是又出主意道：“关键是你得有自己的班底，得有个贴心的办公室主任，这是你的耳朵和眼睛。政治说到底，就是不能让人猜到你的心思，但又必须琢磨透别人……”
一番话点拨了严局长，进而想到新调来的县委书记和他在省委党校学习时曾有同窗之谊，就向他打报告，将龚合国从建工局办公室副主任的位置上调到了教育局担任办公室主任。半年多后，又打报告将他提为分管办公室和人事股的副局长。再过一年半，严局长因年龄过线离职退休，便由龚合国接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