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六祖坛经》创作背景

    惠能在曹溪大倡顿悟法门，并主张不立文字，教外别传，直指人心，见性成佛，用通俗简易的修持方法，取代繁琐的义学，流行日广，成为佛教禅宗的正系。惠能不会写字，不会读经，却对《金刚经》，《维摩经》，《楞伽经》，《观无量寿经》，《法华经》，《涅槃经》，《梵网经》相当明了。

    《六祖坛经》最早起源于六祖惠能大师应邀至大梵寺开示摩诃般若波罗蜜法，法海将此事记录题为《摩诃般若波罗蜜经六祖惠能大师于韶州大梵寺施法一卷》。惠能回曹溪山后，传授“无相戒”，故法海于书名补上“兼授无相戒”。这时《坛经》开始外传，俗称《六祖法宝记》。[8]

    “坛”，即高台。惠能曾坐在韶州大梵寺的一个高台上为众人说法。惠能的弟子法海按照惠能的嘱咐，把他说法的内容记录下来，编纂成书，于是就有了《六祖坛经》。该部典籍不仅记下了惠能的佛学理论，也记录了他的身世、经历和得法、传法的经过。

    惠能应邀至大梵寺为众人演讲“摩诃般若波罗蜜法”时命弟子法海所作的演讲录，最早并不称为《坛经》，而称作《摩诃般若波罗蜜经六祖惠能大师于韶州大梵寺施法一卷》。惠能回到曹溪后又传了“无相戒”，法海把这一部分内容也并入书中，于是书名变成了《摩诃般若波罗蜜经六祖惠能大师于韶州大梵寺施法一卷兼授无相戒》，这是《坛经》的第二个版本。

    惠能（638—713）圆寂之后，法海在前两种《坛经》的基础上，又增补了惠能的其他讲经记录。这个版本问世时被称为《南宗顿教最上大乘摩诃般若波罗蜜经六祖惠能大师于韶州大梵寺施法坛经一卷兼授无相戒》，书后还附了一句“南宗顿教最上大乘坛经法一卷”。这是惠能说法讲经录第一次在书名上被冠以“经”字。从早先的书名“施法兼授无相戒”到此时的“坛经”，应该说这个版本带有实质性的突破。

    《坛经》在法海手里，已经出了几个不同的手抄版本。而这几个手抄本在流抄过程中，又出现了一些变化。据《坛经》最早抄本记载，惠能在大梵寺演讲时僧俗听众达千馀人，其中不乏惠能的高足。在此前后，惠能也曾多次讲经，其弟子在传抄《坛经》时，往往把自己亲耳听到的惠能讲法的内容又加了进去。而笔录要比惠能口述慢许多，所以《六祖坛经》中的很多内容当是法海以及其他弟子事后根据记忆增补进去的。

    《六祖坛经》在传抄过程中不断为其弟子所增补，而且传抄增补者的文字能力良莠不齐，再加上惠能带有极重的口音，这些听讲者根据自己所听到、所理解而记下的内容，错讹及误解一定不少。北宋初年的惠昕便在《坛经序》中说：我六祖大师，广为学徒直说见性法门，总令自悟成佛，目曰《六祖坛经》，流传后学。古本文繁，披览之徒，初忻后厌。余以太岁丁卯，月在蕤宾，二十三日辛亥，于思迎塔院，分为两卷凡十一门。

    惠昕在整理编辑《六祖坛经》时，因“古本文繁，披览之徒，初忻后厌”，一定得根据自己所能见到的各种版本，删繁就简，疏通文字，明确义理，才可将《六祖坛经》分为两卷十一门。经惠昕整理加工过的《坛经》，比敦煌本多出了两千馀字。而这多出来的文字，或许是惠昕根据其他版本增补所致，或许是他自己所做的发挥也未可知。总之，《六祖坛经》到了惠昕手中，发生了一次不大不小的改变。这一版本的《六祖坛经》流传至日本并保存了下来。

    惠昕对《六祖坛经》的整理刊行做了很多工作。这部典籍此后得以广为流传，惠昕确实功不可没。在惠昕本刊行后约90年，又出现了“契嵩本”《六祖坛经》。

    宋工部侍郎朗简为其作序说：“然六祖之说，余素敬之，患其为俗所增损，而文字鄙俚繁杂，殆不可考。会沙门契嵩作《坛经赞》，因谓嵩师曰：若能正之，吾为出财，模印以广其传。更二载，嵩果得曹溪古本校之，勒成三卷，灿然皆六祖之言，不复谬妄，乃命工镂板，以集其盛事。”

    朗简既然对六祖惠能学说“素敬之”，又说“患其为俗所增损，而文字鄙俚繁杂”，一定也见过《六祖坛经》的许多版本，应当也包括惠昕本。所以当他看到契嵩所作《坛经赞》，便愿出资请契嵩“正之”。这就是禅宗史上称为契嵩本的《六祖坛经》。此后，元代刊行的德异本、明代刊行的宗宝本，虽然在章节文字上有所变动，但内容上并未与契嵩本有太大出入。应该说元、明刊本都是以契嵩本为底本校刊的。

    《坛经》敦煌本12000字，惠昕本14000字，明藏本（契嵩本）21000字。惠昕本比敦煌本多出了2000字，而契嵩本又比敦煌本多出9000馀字。

    对照惠昕本与敦煌本，惠昕本虽增加了2000馀字，但两个版本之间并没有实质性的改变。而契嵩本多出来的9000字，按照胡适的计算，几乎相当于增加了原书40%的篇幅，这对一部书来说不能不说是一个巨大的改变。契嵩本所增补的内容，当来自朗简序中提及的“曹溪古本”。据胡适考证，“曹溪古本”即《曹溪大师传》。

    《曹溪大师传》又称《曹溪大师别传》，共一卷。大约成书于唐德宗建中二年（781）前后。《曹溪大师传》收录了惠能传记、传法宗旨、皇帝敕书、宝林寺的建造以及有关六祖的六种灵异传闻。如果对照敦煌本一派传下来的《坛经》，可以很清楚地看出两者之间存在着很大的不同。例如在思想体系方面，惠昕本以及此前的多种敦煌本，惠能所阐发的理论源于《金刚经》，而《曹溪大师传》中惠能所表述的思想则属于《涅磐经》。

    《曹溪大师传》中虽有不少明显的错记、误记，内容也与敦煌本有很大不同，但仍不失为一部比较完整记录惠能言行的著作。

    在敦煌本传抄流行的过程中，属于另一派系的惠能讲经说法录也在传抄流行。这就是《曹溪大师传》。这部书也是惠能弟子根据惠能在不同时间、场合讲经说法的记录或者追记编纂而成。随着时间的推移、社会的变迁，惠能大师对佛经的认识与理解也在精进，因而在不同场合、不同时间，面对不同听众，他的说法也有所不同。

    所以完全可以把《曹溪大师传》看作是另一种《坛经》。而契嵩大师正是把这两种《坛经》通过校订增删，合二为一，遂有了契嵩本。

    《坛经》所记述的已经不仅仅是惠能在韶州大梵寺所讲的佛法，也不仅仅是他回到曹溪之后在宝林寺所讲的佛法，而是成了一部囊括惠能众多弟子以及后学僧俗在长达200多年的时间内不断完善禅宗理论的总结性的佛学经典，堪称中国禅宗史上里程碑式的一部著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