唐李浯著《刊误》，谓《周礼》九棘三槐，通言九卿三公，故九寺为九棘，不宜独指大理为棘寺也。宋彭乘撰《墨客挥犀》，谓《左传》一介行李，杜预注行李为行人，今人以行装为行李，非也。二书传至今日，又数百年矣，孰有称九寺为九棘者乎？孰有不以行装为行李者乎？何况他事，焉能改哉？贵耳贱目，有胸无心，在古如斯，所谓年年依样画胡卢，匪自今而然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