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23章 烽火南浔路（1938年6月~1938年10月）(4)

　　日本人有时很聪明，有时又蠢得过头，榆木脑袋一根筋。因为退一万步说，即使蒋介石接受了前三项，也不可能接受第四项。所以日本内阁搞出这么个东西来实在是没有什么现实意义。

　　中国如果不想和谈怎么办？

　　日本内阁也认真地给出预案：首先就是不停战，叫中国军队连战连败（类似于板垣征四郎说的直到把中国打得爬不起来），尤其是通过占领中原地区（日本人眼里的湖北一带）“引起中国现中央政府自行崩溃和放弃继续抗战的意志”。关于后一点，所依据的显然是前面讲到的陆军参谋本部情报部长本间雅晴提供的那份情报。

　　在这里，日本人进入一个误区：放大了中原地区在现时代的政治作用。

　　在古代中国（南宋以前），中原的文化、经济和社会各方面是最发达的，打仗时又处四战之地，得中原者得天下当无疑问。但进入现代后，中原既不是中国最发达的地区，在政治地理上也不是最重要的地区，唯一的战略价值来自于军事地理。这也是中国的不少将领所担心的。

　　有一天，武汉卫戍司令部参谋长郭忏（保定陆军军官学校6期，浙江诸暨人）在和参谋处长刘云瀚（黄埔军校7期，江西大庾人）聊天时，谈到时局变化，两个人都认为武汉的失守只是推迟多久的问题。当时郭忏说出一句心里话：武汉失守后，抗战还能不能打下去是一个问题了。

　　这两个人，一个是“土木系”三号人物，陈诚的“左膀右臂”中的“右臂”（左膀为罗卓英），一个是陈诚刻意培养的后起之秀。他们的忧虑主要来自于军事角度：如果日军控制了武汉，无论是南下潇湘，还是西击陕川，打起来都会比较舒服。而且，还可以作为兵站基地和航空兵基地。事情的严重性在这里。

　　除了“不停战”外，日本人另一个对策是通过政治谋略，想方设法分裂重庆政府，后来果然促使汪精卫出走。这一点日本人做得还是比较成功的。但最初，在日本人的视野里，显然没有汪精卫这个人，一是觉得此人位高权轻，没有真正的实力；二是不认为他会“渴望和平”。所以日本人在建立对抗重庆的“新中央政权”的计划中，特别提到要启用“中国一流的人物”，比如邀请已隐退的北洋元老唐绍仪和军阀巨头吴佩孚出山（但吴不给日本人面子，始终不屈，终被日本人毒杀；唐绍仪则被戴笠的军统刺杀）。

　　邀请中国“一流人物”出山的计划，被日本人称为“鸟工作”。当然不仅于此，瓦解杂牌军的工作叫“兽工作”，在重庆制造“反共”与“和平”空气的工作叫“鹫工作”，在云南建立分离重庆政权的工作叫“鸢工作”，策反徐源泉的工作叫“牛工作”，策反石友三的工作叫“猫工作”，策反旧东北军的工作叫“狗工作”，策反韩复榘旧部的工作叫“栗鼠工作”，如此等等。

　　这个计划涉及方方面面，需要一个精通情报和政略的人进行总负责，于是日本军部调回在前线的土肥原贤二，叫他出任对华特别委员会陆军省代表。他们认为，相比于指挥第14师团野战，这个角色更适合土肥原。辅佐土肥原贤二的是柴山兼四郎。陆军在北平和上海各开一分支，上海由和知鹰二负责，北平由大迫通贞负责。后来精通谋略的影佐祯昭和今井武夫也纷纷加入。

　　就在东京从军事和政治上同时攻略武汉时，1938年7月下旬，苏联军队突然入驻张鼓峰（今吉林延边珲春市防川村北），日本驻朝鲜的第19师团紧急出动，其间采取了多次专断行动，使得两军终于爆发了战斗。最关注这个事件的甚至不是日本和苏联，而是在武汉的蒋介石。张鼓峰上呼啸的炮弹声能不能演化为两国的大战？蒋介石一直支棱着耳朵，但最终他还是失望了。

　　苏军进驻张鼓峰的目的至今仍不是特别明了。按日本人当时的判断：这是一次为使日军不能派出更多的兵力投入武汉会战而进行的虚张声势的牵制行动。也就是说，苏联人意在帮助国民政府。同时，在紧张的苏日关系背景下，试探一下日本人对苏联的战备情况（实际上，当时日军在东北的弹药储存量，不够15个师团打一次会战的）。但是，苏联人后来一直没承认这个说法。

　　委员长又火了

　　马当莫名失守，彭泽很快陷落，作为战区司令长官，陈诚有点坐不住了，他告诉蒋介石，将派罗卓英赶赴湖口组织黄维第18军等部队向彭泽方向反攻。蒋介石说你看着办吧。不是生陈诚的气，他是在生德国人的气。因为后者抛弃了他。

　　希特勒并不想为了中国而开罪日本，所以在日本的压力下，1938年六七月间把在中国的军事顾问都撤回欧洲。

　　这几年，军队的整编、训练都是仿效德国的，细微到一个“向右转”。以前的训练是仿效日本，就是扭转一下脚而已，而德式“向右转”必须两个鞋跟咔嚓碰一下。德国士兵碰这一下，很得响，因为人家穿的是皮靴，中国士兵碰这一下脚就有点疼，因为穿的是单鞋。

　　很多人认为，中德的蜜月期是希特勒上台后的事（需要中国的战略物资和稀有金属）。实际上，早在1931年，两国就秘密达成协议，由德国人训练200万中国士兵；另外，由德国人提供技术，在中国秘密制造枪炮（第一次世界大战后的凡尔赛和约，不允许德国制造军火），然后一国分一半。但这个协议需要国民政府各院的批准，当时立法院院长胡汉民明确反对，才有被蒋介石软禁的事件。这段秘闻的提供者是杜月笙的秘书胡叙五。作为上海滩的黑帮大哥，杜与国民政府高层关系密切，可直通到蒋介石那里，所以未必不可信。

　　这个内幕里，甚至还有更叫人惊悚的：据说胡汉民曾派人秘密到东京拜访当时的日本首相犬养毅，叫其出兵东北，认为这样就会把坐镇北平的张学良的兵力吸引回去，冯玉祥和阎锡山的部队就可以趁机南下，而李宗仁等两广部队也可就此北上，一举把蒋介石的南京政府拿下。但由于中央军提前出兵衡阳，监视两广军队，冯玉祥、阎锡山没敢动，所以最后计划泡汤。当胡汉民再要求日本撤兵东北时，犬养毅虽然答应了，但少壮派军官不同意，才有刺杀犬养毅之举。

　　上面这段历史的真实性有待考证，现在只能从八卦的角度一观。

　　放下郁闷的蒋介石不说，只讲罗卓英，他虽比陈诚年长，但一直是陈的“左膀”，“土木系”的二号人物。

　　在驾驭手下这方面，陈诚自有魅力和手腕。“土木系”的成员，要么是他的老大哥，比如“左膀右臂”罗卓英、郭忏；要么是他的小兄弟，关系远的近的，核心的外围的，名字可以列一串：黄维、夏楚中、霍揆彰、阙汉骞、方天、方靖、胡琏、彭善、陈沛、杨伯涛、邱行湘、叶佩高、罗泽闿、罗广文（黄埔军校4期，四川忠县人）、李树正、刘云瀚……

　　此时黄维第18军主力，彭善第11师的前锋，在副师长叶佩高（云南讲武堂，海南文昌人）率领下正赶往彭泽。

　　第11师经淞沪会战后，一直在休整，驻江西上饶。到彭泽不是太远，只有百公里左右，但山路崎岖，非常难走。罗卓英下令，两天内必须赶到彭泽前线，否则以军法论处。

　　叶佩高三十出头，小个子，长得鬼马精灵，但人非常精明干练，曾激战过罗店，后来又在滇缅战场上血战腾冲，是用倭血浇灌成的一代名将。他想来想去，如果按以往的行军办法，在这种崎岖的山地中赶到彭泽战场也得被军法从事。这还不是最关键的，最关键的是，一边行军一边做饭，不但耽误时间，还会弄得大家都很疲惫，即使拉到一线，也会精疲力竭。怎么办？他发明了个“蛙跳式”行军。具体地说，就是在出发前先派一部分人赶到下一个宿营地，准备饭食和马匹草料，当后面的队伍开过来，立即休息吃饭。这个间隙，另一部分人又已经到了第二个宿营地，如此循环往复，不仅节约了时间，而且可以叫大家走得从容，最后只用了33个小时，就把部队带到了集结地。

　　在彭泽，叶佩高不等全师到齐，带着3个团就上阵了，只打了一个反击，就拿下被刚刚登陆的日军第106师团一部盘踞的杨家山。叶佩高参加过淞沪大战，知道日军的实力，于是他觉得有点意思了。对面的日军随后进行了反击，但却没能得手。叶佩高盘算：这是为什么呢？这个当口，第106师团的后续部队和波田支队赶到，并开始使用毒气，气得叶佩高骂娘：不是讲究他妈的武士道吗？这帮孙子。

　　第106师团用毒气保住了彭泽，罗卓英叫黄维的部队向湖口转进。

　　波田支队领着第106师团，顺势攻来。

　　湖口在鄱阳湖和长江汇合处，地势的重要性自不必说。当年曾国藩在此被石达开击败，一度投水自杀。如果曾国藩死了，中国的历史也许在湖口就被改写了。但最后曾国藩又被手下救了上来。一个人有一个人的命运，就好比一个国家有一个国家的命运，但国家的命运往往又受人物的命运所影响。

　　一支军队当然也有它的命运。

　　经上海、南京大战，第11师作为第18军的绝对主力，战斗力方面没多大问题，陈沛的第60师战力也可以，但另外两支友军第16师和第77师战力就比较薄弱了，以至于在第11师完成任务后，不得不再抽出兵力去驰援友军。所以尽管在湖口附近先后反攻下梅兰口和潭龙山，但仍不能挽回彭泽到湖口一线的战局，加上日军一部从湖口南面登陆，撤退仍是唯一的选择。但好在经过第11师苦战，为湖口守军打造了一条安全通道。

　　湖口后面就是九江了。

　　一时间，长江南岸警报连连，武汉的蒋介石和陈诚好像忘记了江北日军的行动，都把目光投向江南地带。

　　但打到湖口，连续作战一个来月的波田支队终于走不动了。

　　对波田支队的表现，无论是冈村宁次还是畑俊六，都非常满意，准确地说都觉得这个支队超常发挥了水平。当初把这支驻台湾部队调过来，也是看重其适应炎热气候并具有在河网地带作战的能力。

　　在湖口休整两周后，7月22日，波田支队在大雨中开拔，发起了向江西重镇九江的攻击之旅。

　　此时冈村宁次把前进司令部推进到湖口。

　　在石钟山（鄱阳湖入长江处）上，冈村带着作战课长宫崎周一了望了相距只有3里地的战斗一线。几百年前，苏轼船靠石钟山，写下着名的《石钟山记》。山虽然不高，只有四五十米，但却非常秀丽，隔着浩瀚的鄱阳湖，可以眺望水雾萦绕的庐山群峰。冈村在石钟山上设立了战斗指挥所。闲暇之余，他拿起铅笔，画起了庐山远景。

　　指挥所位于山上的报慈禅林。这片禅林有大雄宝殿和几间僧舍，为当年曾国藩部下水军大将彭玉麟所建。在禅林的一间僧舍，冈村拜访了一位留守的禅师。

　　禅师问：“您从何处来？”

　　冈村竟然一时没能回答上来。是啊，他从哪来呢？深谙禅宗的冈村当然知道这话里有机锋，如果回答从湖口来，那当然是愚蠢的；若回答从日本来，则更不高明。

　　想了想，冈村说：“我从远处来。”

　　禅师问：“将军何来？又要到哪里去？”

　　冈村说：“驱蒋爱民，为亲善而来，中日互相提携，建立东亚明朗而有生气的新秩序。”

　　禅师问：“驱蒋我不懂，至于爱民，我有一问，一如贵军在南京所为么？”

　　冈村说：“那是个单独的事件，我也深表遗憾。至于我的部队，已进行约束。”

　　禅师说：“即使将军有仁慈之意，虎狼之师此起彼伏，安可约束？观将军之貌，当是聪慧之人，携师远侵他国，本是不义之举，虽靠强力可得暂时的武威，但终会化作云烟水气。”

　　冈村默然。

　　外面下起雨，冈村和宫崎静听了一会儿雨声，一发炮弹的爆响把二人惊起，但禅师纹丝不动。他们惊诧地退出僧舍，冈村似有所失，但他的战争仍将继续。

　　九江三面环水，东面是鄱阳湖，北面是长江，西面是赛湖、城门湖，南面是通往赣中的南浔铁路，以及九江到星子县、德安县的公路。东南则是民国时代最具政治象征的庐山。

　　7月23日，九江一带大雨滂沱。

　　波田支队乘舰冒雨突入鄱阳湖，于深夜零时在姑塘（西靠庐山，三面环湖，距九江13公里，与湖口隔湖对望）以南的芦苇荡地区登陆。

　　对面山崖上立即有子弹射来。

　　这段山地是庐山余脉，盛夏之时丛林繁茂，守卫这一线的是李玉堂第8军所辖的预备第11师。虽然中国军队居高临下，但预备第11师作为新组建的部队，实战经验几乎没有，所以面对大雨中争先跳下汽艇的日军，在慌乱射击中杀伤效果甚微，不过手榴弹还是发挥了威力。

　　那个时代中国士兵使用的手榴弹，从拉出拉火绳到爆炸，时间不超过4秒。一名士兵的投掷距离，通常在60米左右。所以，面对日军的进攻，在平地里，不到60米内，中国士兵是不投弹的。不过，在岩壁上，居高临下又是一回事了。日军只能用芦苇荡做依托，但预备第11师的新兵不管三七二十一，成片成片地投弹，在第一个中队完全登陆前，日军被炸死了近百人。

　　日军是深夜12点登陆的，但由于通讯不良，当第2兵团司令张发奎接到李玉堂的电话时，已经是4个多小时以后了。

　　九江是古之浔阳，既是名城又是重镇。

　　在九江一线布防的是第2兵团，除了李玉堂第8军外，还有王敬久第25军、李汉魂第64军等部队。薛岳第1兵团主力（卢汉第60军、俞济时第74军、谭邃第66军）则在庐山南麓集结。张发奎的预备队，是在九江后方马回岭一带待命的吴奇伟第9集团军，也就是粤军主力欧震（广东讲武堂，广东曲江人）第4军、张德能第59师，此外还有彭孟缉炮兵第10团。

　　张发奎是有抗战意志的。

　　多年前他在德国考察军事时，有两件事给了他刺激。

　　在德国，一位教授历史的讲师问他：“中国有4亿5000万人口，日本只有7000万人口，为什么日本军队只派了128名骑兵就可以占领你们的热河省省会承德？”

　　还有一次，他站在一家酒馆的橱窗外看那些形状各异的酒瓶，老板从里面走出来，当知道他是中国人后，那位喜欢中国文化的德国老人说：“我这里有很多酒，但这里的酒不卖给中国人。”

　　张发奎问为什么。

　　德国老人说：“如果你是中国人，那么请你回去跟日本人战斗，把他们赶走后，这里的酒你随便喝。”

　　去年打淞沪会战时，张发奎的部队一直在浦东警戒，没打什么大仗。撤退时，由于战区的传令兵驾驶摩托走错道，直接开到胡宗南的军部，所以张发奎得知撤退命令时已晚了好几小时。有关上海的溃退，张发奎认为从一开始就错了：不应把本该部署在后方纵深国防线的部队都顶到上海狭小地带。张的看法不能不说是正确的，因为用前线溃败下来的士兵守卫那两道国防线与原本就有部队守卫意思是不一样的。

　　现在，张发奎出现在江南战场。

　　第9战区的部署计划是：张发奎兵团沿江、沿湖布防，李汉魂第64军守备长江沿线，李玉堂第8军守备鄱阳湖沿线。陈明仁（黄埔军校1期，湖南醴陵人）预备第2师作为总预备队，入驻九江南向十里铺地区。从姑塘到星子，则由王敬久第25军守备，再往南，就是薛岳兵团俞济时的第74军在德安一线的阵地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