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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七章 此间曾著星星火 七 天涯亦有芳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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旅日留学生中的建党工作是在国内影响下发起的。在中国共产党第一次代表大会召开之前一直只有两个成员:施存统、周佛海。两人都是在上海入党,而后留学日本的。

 

施存统(1899-1970)原名施存统、复亮、伏量,别号伏图,化名方国昌,生于浙江金华市金东区源东乡叶村的一个世代务农的家庭,6岁时就随同父亲参加繁重的农业劳动。9岁入私塾读经,15岁时转入金华长山小学读书,学习刻苦勤奋。其母徐氏出身于“书香门第”,对他影响极大。1917年,在其大舅父的资助下,施存统考取著名的浙江省立第一师范学校。当时该校名师荟萃,鲁迅、马叙伦、李叔同、夏丏尊、陈望道、刘大白、朱自清、俞平伯、叶圣陶、沈尹默、许寿裳等都曾经在此执教。受新文化的影响,施存统开始阅读进步书刊,尤其喜欢《新青年》,思想趋于激进。其母徐氏早逝后,施存统对其父虐待其母愤慨于心,开始反思中国“孝道”一味尽孝之不合理之处,提出要以父母、子女间平等的“爱”代替不平等的“孝”。他还决心脱离家庭,做一个不孝的儿子。上述思考形成《非孝》一文,发表后激起轩然大波,舆论哗然,并由此而点燃了著名的“一师风潮”,成为浙江新旧文化、新旧思想交锋的一个重要回合,也是继五四运动后全国学生运动中最突出的事件之一。施存统被迫离开浙江省立第一师范学校。1920年4月,施存统本拟投笔从戎,去投奔有“社会主义将军”之称的陈炯明,途经上海时遇到一师老师沈玄庐。经其介绍认识了戴季陶,后又结识大名鼎鼎的陈独秀。陈与戴都很欣赏这个写《非孝》的勇敢的年轻人。戴季陶劝他“投靠军队,不如投身工厂”。于是施存统决定留在上海,先在《星期评论》社寄身。因患肺病,他暂时放弃到工厂做工的打算。不久与陈独秀一起创建上海共产党,是中共最早的5名党员之一。

 

1920年6月20日,在戴季陶的资助下,施存统从上海乘船到日本学习和养病。在日本东京,施存统与上海的陈独秀、李达保持通信联系,商讨建党的有关问题。这一时期,施存统广泛涉猎马克思主义理论书籍,看到许多国内查禁的书籍。日本共产主义研究者河上肇对他的影响最大。河上肇曾说:要想飞到天上去,只有发明了飞机才有可能,否则是空想。施存统从中悟出了要想达到理想社会,必须先有物质基础,否则就是空想的道理。这对于提高他的马克思主义理论水平助益极大。1920年下半年,在马克思主义与无政府主义、科学社会主义与基尔特社会主义近乎白热化的论战中,远在日本的施存统先后在《共产党》、《新青年》和《民国日报》副刊《觉悟》等刊物上发表了《我们要怎么样干社会主义》、《马克思底共产主义》、《唯物史观在中国底应用》、《第四阶级独裁政治底研究》、《读新凯先生〈共产主义与基尔特社会主义〉》等文章,十分明确地把无政府主义作为无产阶级内部的一种思潮,把基尔特社会主义看做是资产阶级思潮,并把各种社会主义流派作了比较研究,得出了布尔什维克主义才是真正的马克思主义的结论,认定只有共产主义才能救中国。这对于国内知识界而言犹如醍醐灌顶。他还宣布:“我是绝对相信马克思主义的人”,并联系自己过去在北京参加工读互助团的实践,发誓今后做一个从实际上下工夫的革命者,做一个改造社会的前驱者,“确信真理,虽断头亦不反顾”。

 

经陈独秀、李达介绍,施存统前往日本鹿儿岛与在第七高等学校读书的周佛海联系,建立中国共产党日本小组,即后来所说的旅日共产党小组。陈独秀还指定施存统为该小组的负责人。旅日共产党小组没有什么严密的组织,发展缓慢,所进行的主要活动也只限于施、周二人给国内报刊撰写宣传马克思主义的文章。周佛海旅日期间曾在《新青年》、《共产党》月刊上发表了《实用社会主义与发展实业》、《我们为甚么主张共产主义?》、《夺取政权》等文章。中共“一大”后,旅日共产主义小组倒是发展很快,发展了杨嗣震、林孔昭等十多人,多数是留学预备生,其中包括后来成为“农民王”的澎湃。施存统依然担任组长,组织开过两三次会。1922年,施、周先后回国,旅日共产党小组的活动就此划上句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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